朱兆龙先生在《杂文月刊》2003年第5期“卷首纵笔”中以题为《强加给鲁迅的不虞之誉》著文批驳和抨击某刊策划的《千古一评：中华十大圣人》活动中鲁迅、孔子、雷锋等被评为中华圣人一事，说此活动是“强加给鲁迅的不虞之誉”。我倒与朱先生有不同的看法，谨与朱兆龙先生商榷。
中华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优秀民族，“没有圣人”之说不够客观，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圣人，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就不应该有圣人呢？在五千年漫漫历史长河中，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闪亮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因为看见肮脏就忽视了亮点，也不能因为有了亮点就忽略肮脏，这才是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的客观态度，这才是古为今用，发扬传统的必由之路。首先声明，圣人也是人。就连朱熹那样的正人君子不是也有人说他“扒灰”把自己孀居的儿媳妇的肚子搞大了嘛？陈平那样的能臣，不是也有人说他和自己的嫂子有一腿吗？圣人是后人称呼他们的，既然是人就不可能十全十美。因此我们谁也不能说鲁迅先生反孔批圣错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中华民族因政治需要，而产生了圣人，孔子是这样产生的，雷锋也是这样产生的。又因为“破旧立新”的政治需要，“无产阶级”勇敢地砸碎封建枷锁，当然要从封建主义的代表人物批起。然而时过将近一个世纪，中华民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或左或右的东西已经得到纠正，人们从狂热变的冷静，鲁迅所处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就连十年浩劫都被定为动乱，难道“鲁迅精神”能够一成不变吗？鲁迅所处的时代批孔，十年动乱也批孔，我们不去议论批孔的正确与否，但是不能不考虑时代因素。如果按照朱先生的观点推断，只要是批孔就对，肯定孔子就不对。那么十年动乱，祸国殃民，难道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批孔吗？拿几千年前的老古董说事，难道就没有借题发挥的意思？只怕无所谓正确与否吧。
孔子的圣人之誉是因为他的言论、思想符合统治者的要求，统治者一层又一层地往他头上添加花环，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身后会那么辉煌。那么鲁迅的“骨头最硬”、“民族脊梁”又是谁加给他的呢？不也是因为政治需要后人加给他的吗！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成为圣人了，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确实有值得别人崇拜和敬仰的地方，不然就不会被称为圣人。如果狭义地去理解圣人，历史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圣人，那么也狭义地去理解“骨头最硬”，鲁迅真的骨头最硬吗？他还知道在被通辑的时候躲一躲，比干、谭嗣同这些不肯躲而慷慨赴死的人骨头硬不硬？难道鲁迅之前中华民族所有的人就没有“脊梁”？既然都是统治者强加而给予的，那么“圣人”与“脊梁”又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鲁迅一当圣人就不应该，当了脊梁却没有任何非议？不都是别人制定的桂冠，然后戴在已经作古的人头上的吗？我不想为孔子翻案，也不想奉他为圣人，历史却否认不了。你可以否认他这个圣人代表着的统治阶级，但否定不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人说孔子是圣人，外国人也很尊崇他有益的思想精华。记得世界上评选什么家，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中国只有两个人符合条件，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孔子，谁又能说我们只承认鲁迅而不承认孔子呢？中国几千年才产生了两个人物，总比产生一个或不产生好吧！2003年6月9日又有媒体评选中国十大文化偶像，那么谁能成为20世纪中国的十大偶像？邓丽君、张国荣、雷锋等与鲁迅平起平坐，我们又该如何惊咤呢？有人提出雷锋是一种“时代符号”，不应该成为时代偶像，有人说邓丽君、张国荣参加“文化偶像”竞选是对“文化偶像”的扭曲，我倒赞成这种观点。如果现在还说胡适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应该参选，岂不是有些幼稚吗？梁漱溟和马寅初都是被批判过的人，是否也不应该参加竞选？时过境迁，连战和马英九都来大陆寻根问祖了，还有什么陈旧的观念不能打破呢？
时至今日，和谐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中华民族欲复兴，需要空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需要信仰和心目中所谓的圣人。我们不仅需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与时俱进，不仅需要“投枪和匕首”，也需要继承和发扬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需要代表人物孔子和鲁迅。孔子、孟子、李白和杜甫都是让人高山仰止的人物，但是他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圣人，如果人为地把这些圣人偶像拉下神坛，那么也只是一时的，未必能够彻底把他们否定，因为人们已经认可他们了，并不要求他们十全十美，只需要他们身上的闪光部分以照亮人们的心灵。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圣人”有不“圣”的一面，也有“圣”的一面，说到底圣人比恶人好；有圣人比没圣人好。在腐败现象冲击着国家兴衰、政权存亡的时候，我们提出继承一些先贤的诚信并没的什么不妥，而且历史上好的东西时至今天仍然没有过时。难道我们只可以继承鲁迅精神而不可以继承孔子那些好的精神吗？难道因为鲁迅批过孔子，鲁迅可以被人称为“脊梁”，孔子就不可以称作“圣人”吗？美国建国才200多年，他们就有“十大文化偶像”，难道素以博大精深，文明古国闻名的中国却不能有自己的圣人？否定一切圣人，岂不也有“亵渎”之嫌吗？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是他们身上有值得人们学习的和效法的东西，我们可以学习鲁迅的“硬骨头”，难道我们就不可以让鲁迅当圣人吗？
我觉得把鲁迅奉为圣人也没有屈辱他老人家的地方，君不见国民党把孙中山奉为圣人，言必遵总理遗训，共产党把毛泽东请上神坛，三忠于四无限，搞尽个人崇拜。客观地说，中国需要圣人，也不能说对孙中山、毛泽东的崇拜没有起到一点好作用。经过那种年代的人，谁会觉得孙中山、毛泽东不该崇拜呢？老孙、老毛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人们崇拜他们，并没有表示反对，那么朱先生何以知道鲁迅就会反对别人说他是圣人？鲁迅是一个圣人，也是一个很不好惹的人，只听说过他与别人唇枪舌剑、口诛笔伐，还没有听说他非常讨厌别人表扬他，也没有见到他对说他好的人破口大骂、大开“杀”戒。崇拜圣人也没有多少损害老百姓的地方，因此不必对“圣人”二字神经过敏。那是人们对一个伟人的肯定，对伟大精神的敬仰，怎么一提到“圣人”就非要与封建意识的高帽子联系起来呢？中华民族要复兴，不能忽略了圣人思想中闪光的东西，不然只能叫崛起，而不能称为复兴？如果没有先圣的兴，何来今天的复？又何以谈继承和发扬？何以自豪自己曾经有过的文明？文明是人民创造的，先圣也是人民的一员，而且还是文明的代表人物。既谈复兴，难道中国好的传统、好的思想不该复兴吗？如果说“不智”的话，朱先生“生活中没有圣人……民族复兴圣人是不是也要复兴”的话是否有些不智？是否有些偏激？民族要复兴，圣人好的思想当然要复兴，不然何谈古为今用？朱先生何必非要把圣人一棒子打死？何必非要认为中国没有圣人？
愚以为中国有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能做圣人是他的造化，是人民群众对他伟大精神的敬仰，并没有“亵渎”之处，更谈不上“不虞之誉”。也许鲁迅确实无意做圣人，难道他就只乐意做“硬骨头”和“脊梁”吗？中国没有圣人也未必就是中国人们的幸事，有了圣人，也未必就一定是什么坏事，毕竟文明是与很多圣人的思想、文化和贡献分不开的。
附：朱兆龙强加给鲁迅的不虞之誉
（2003年《杂文月刊》第五期）
鲁迅先生早已不管人间的事了，可人间的事却要打扰他。近有一家刊物向他颁发一个荣誉证书，缘由是在该刊策划的《千古一评：中华十大圣人》文章中，他与尧、舜、孔子、孟子、屈原、关羽、包拯、岳飞、雷锋一起，被命名为“中华十大圣人”。
生活中有没有圣人，历代的圣人是怎么当上圣人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要不要树圣人，民族复兴圣人是不是也要复兴，这些早已都不言自明。即使推选鲁迅为“圣人”，照理也应当征求一下鲁迅本人的意见。先生虽已作古，但巨著尚留人间。鲁迅著作里反孔批圣的言论随处可见：对“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先生不但敢于“腹诽”，而且义无反顾地笔伐，将圣人的非圣与伪圣一一剖开，予以抨击；先生坚定地认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是温饱，三要发展。茍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私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可想而知，推选鲁迅当“中华大圣人”，他不但不可能答应，而且是要“踏倒”的。
尽管是将圣人的帽子强加给鲁迅，该刊物还是找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当选理由”：“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无人可望其项背，是现代文学的最高峰。鲁迅的骨头最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评语无疑蛮好，但凭这个“当选理由”，就将鲁迅套上圣冠名列圣班，显然风马牛不相及。人们很难看出“民族的脊梁”和“圣人”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神圣的，但绝不意味着可以将他推为圣和神。“文革”中神化鲁迅，并以他为棍子乱打人，虚无地否定历史和现实，使鲁迅的形象很受戕害和影响，这样的教训应当记取。学习鲁迅，继承鲁迅精神，不应将鲁迅圣化神化；推鲁迅为“圣人”，只会伤害鲁迅的声誉和形象。
1966年，一个名叫苏雪林的女人在台湾发表《鲁迅传论》说：“鲁迅癖好阿谀，要人把他塑成偶像，居然‘肉身成道’做了现代的‘大成至圣先师’。”笔者引用这段恶语，并无把该刊推鲁迅为“圣人”与那个女人骂鲁迅的行为作为类比之意，因为那将有失公允与宽厚。不过，既然连攻击鲁迅的人都知道“至圣先师”并非桂冠而是一顶置人于绝地的封建帽子，用之攻击鲁迅厉害得可以；那么，肩负“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之责的刊物，“郑重其事地”搞什么“千古一评”，将“圣人”的帽子硬套到鲁迅头上，可见是多么地不智了。貌似推崇，实质在搞神化，极有可能亵渎了鲁迅，终究如先生在《我和语丝的始终》里所说的那样，“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