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杂文，于是有些朋友戏称我为“新时期的鲁迅”，听到这种评价，且喜又悲。喜的是有人把我这个无名之辈与大文豪鲁迅先生相提并论，既然沾住伟人的名字，势必也能“伟大”，一旦伟大了，就没有人再说我是酸儒，没有人再说我是庸才。
鲁迅先生是世界级名人，只有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才骂他，只有台湾的吴建在挖苦李敖时说，李敖除了本身不具有灵性，不懂得欣赏，也写不出内容丰富曲折的作品外，他自己的文字堪称拙劣，拙劣到和民初的鲁迅一样粗俗、尖刻。而在大陆，党和人民对鲁迅一片赞扬之声。悲的是若张口笑真的成了“鲁迅”，从此围攻打击蜂涌而至，岂能再有安生日子？一旦有人再从我的文章中挑出几根“刺”来，拿文学作品当成我“犯罪”的证据，岂不要引火烧身？常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至少我现在还不想死，也不想被打成“反革命”。于是自己暗自琢磨，我不要作“毫无奴颜和媚骨”的鲁迅，去饱受文化围剿和作品封杀之苦；要做也做“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郭沫若。郭沫若是红得发紫的人物，又当科学院院长，又当副委员长，以文人之身，跻身政治家的序列，随便呻吟两句“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政治口号，就能够在大报上发表，何等荣耀？尽管鲁迅先生说过：名人之悲，不在生前，倒在死后；人死之后，是非蜂起……但死后的伟大看不见摸不着，纯粹是花架子；生前的富贵却是实实在在的，能够荣妻益子的。尽管瞿秋白曾经把鲁迅比作希腊神话中的莱谟斯——一位狼的乳汁喂养大的英雄。最终成了没有媚骨，从头到脚都是纯钢打成的民族英雄。然而鲁迅生前被迫害，被通缉，受尽人间磨难，若干年后才被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亲口封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文学家。一连捞了三个伟大，只可惜鲁迅先生已经化为阴灵，人们把他赞颂得再伟大，他一无所知了。而郭沫若生前红极一时，虽然死后连一个“伟大”也没捞着，还是勉强被尊为“旗帜”——生前的富贵远比死后的荣光好。
追溯中国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跪着生活了几千年的民族，中国古代的先哲们，都有浓重的宿命观，身处贫穷、卑贱的社会地位，虽然使他们迷茫、不平和悲愤，但大体上都不敢与命运抗争，都免不了屈从现状，把不幸的原因轻率地归之于命运的安排和造化的播弄。元朝和清朝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书法家、学问家，就是面对残暴的统治和压制文人的政策，文人自己不敢著书立说，怕受文字狱之祸，只好在闲得无聊时去整理前人的作品。或者像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那样偷偷摸摸地写小说，写成了便成为禁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几乎没有文学，只有“万寿无疆”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理论，就这样文字狱还不断发生……
鲁迅是个胆大妄为的人，他敢于说不，敢于并不伤心地为民众呐喊。他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变革动荡最为激烈的时期，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借“狂人”之口对“吃人”的封建道德和礼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开创了白话小说的历史先河。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孔已己》、《药》等作品，运用严峻的现实主义手法，从不同角度暴露了旧社会的病根，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鲁迅在一九二五年所写的杂文《灯下漫笔》中指出，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见解之精辟深刻，都超过了同时代其他作家，因此被称为伟大的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鲁迅的一生跨越了旧民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经历过许多次革命的高潮和低潮，但始终不渝，傲骨永存。鲁迅后期是在反文化“围剿”的艰苦岁月中度过的，他后期的杂文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其中既有像《答有恒先生》这样侧重自我解剖的文字，也有大量像《“友邦惊诧”论》这样反侵略、反“围剿”的杂文，还有不少针对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舆论所发的随感，每字每句都具有强烈的战斗性。说他是伟大的文学家，因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对后来的新文学运动有着广泛、深刻和持久的影响，因此“伟大旗帜”的美誉，非他莫属，当之无愧。
鲁迅虽然只活了五十六岁，但他人格的力量却永垂不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政府腐败无能，他用大量杂文抨击弊政，“有字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以战为缘”，因此遭到政府的迫害和通缉，但他不畏强权，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所以人们才说鲁迅的骨头是硬的。试想如果鲁迅也能处处紧跟国民党走，蒋介石挥手他向前，凭着他的才干，弄个副委员长是不成一点问题的，必然能高官任做，骏马任骑，大富大贵，像御用文人胡适那样自在一生。可是鲁迅没有，他不肯做统治者的应声虫，他要替人民呐喊，他要为正义唤呼，因此“鲁迅风骨”成为不怕压，不畏强暴的代名词，被人们颂扬至今。而那些愚蠢的统治者早已经被赶到台湾了，自己降龙伏虎无术，反而成了被人所伏之虎。鲁迅的心血没有白费。
中国人虽然饱受灾难之苦，但骨子里却爱粉饰太平。对于好粉饰、自欺欺人、瞒和骗的传统陋习，也渗透到中国文人肌体之中的现象，鲁迅曾指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有些人确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眼睛便看见了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燥；放心喝茶，睡觉大吉……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慰，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对于“瞒和骗”的文艺，鲁迅向来是持严厉批评和否定态度的，只可惜敢于追随他的人甚少，敢于对官老爷说不的人更少。一旦敢于说不，尽管当时会像柏杨、李敖那样去坐牢，会像张志新那样被杀头，但正义善良的人们，公正严肃的历史反会肯定他们。
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不加以分析。如果鲁迅不死，1957年55万知识分子被“引蛇出洞”，给党提意见，最终“上当受骗”被划成右派；1966年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参与“造反”，造来造去自己反而掉进了圈套里，被当作臭老九打倒，谁敢保证鲁迅对“天翻地覆”的时局不发表任何感慨？谁敢保证在别人“慨而慷”的时候，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云水怒”？一旦又有“惊诧”之类的文章问世，谁敢保证他不被打成“右派”或走资派？1953年梁漱溟在政协会上因说农民太苦，与工人相差九天九地。梁漱溟仅一句“意见”，就被毛主席斥为：“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梁要求发言答辩，会议用举手表决的办法来决定给不给他这种权利，结果毛泽东和中共人士同意，其他人则举手反对。这时有人大呼：“梁漱溟滚下去。”却不让他解释。就这样很正常的“意见”，被善于搞政治运动和作风霸道的毛泽东上纲上线扣了个大帽子，差点将梁夫子压死。假如鲁迅活着，面对中国极不正常的政治运动，面对国计民生处于崩溃边沿，面对让你提意见，提了之后再往死里整你的现实，谁敢保证这个倔老头不会再写一些类似口诛笔伐的文章？一旦写了，最最敬爱的领袖能容天容地的放过他吗？多亏他死得早，若晚死二十年，会不会成为“右派”？若晚死三十年，面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怕那些“伟大”的花冠都将被摘掉，换成“反动的、死不改悔的、不齿于人类的反革命”帽子，游街示众，最终死在牛棚里，连八宝山也进不去。若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彭德怀、贺龙、刘少奇等人的功勋何等卓著？并不比鲁迅这个文人贡献小，然而他们在遭受迫害的时候，伟大舵手并没有网开一面，难道独独会对不平则鸣的鲁迅法外施恩吗？我觉得几乎没有这种可能！
同是“旗帜”，同是中国文人，郭沫若就不同了。他被誉为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因能始终不渝地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荣升到副委员长的高位，成为文人中的不倒翁。但让人至今也没有弄明白，此公是靠真才实学干上去的，还是靠拍马屁玩政治游戏玩上去的？翻开《中国文学史》，上边有“他1921年出版了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对我国新诗运动影响很大”的赞誉，但他的诗味同嚼蜡，实在令人读不下去。若说郭老没有风骨，他当年在朱德寓所怀着革命义愤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似乎很有叛逆精神；若说他有风骨，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便“虚晃一枪，落荒而逃”，到日本娶了小老婆过侨居生活了，等共产党有了地盘，革命高潮又到来时，他又“别妇抛雏”潜回祖国，又是写迎合政治的剧本《屈原》，又是写政治需要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还得到伟大领袖的肯定，把他的文章作为政治材料在党内印发学习，作为一个文人，其文学作品与政治连得这么紧，个人的多面性和矛盾性，让人琢磨不透，又叹为观止。
然而郭老尽管非常会做人也非常会做官，仍然难免遇到背运的时候。在他诸多的史学著作中《十批判书》很具独特。谁知一不小心马屁拍在马蹄上了，一篇文章竟与毛泽东他老人家的思想不合。毛泽东于“文革”期间发表了一首批判读书的诗：
劝君莫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皆行秦政治，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原返文王。
郭沫若斥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心中肯定不是滋味。他毕生效法的就是秦始皇，又于1957年划右派55万人，这不简直是在骂他吗？毛泽东要突出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你郭沫若竟敢唱了反调，这还了得！尽管秦始皇“劓鼻盈累，断足盈车，去势成丘”确实该骂。但是毛泽东说秦老兄是法家，不准骂，那么你可以骂儒家就是不能骂法家；尽管朱元璋大杀功臣，大兴冤狱，只要毛泽东说朱元璋同志是革命者，那么你就得说朱和尚是革命同志。于是乎见风使舵的郭沫若是绝不会和毛泽东唱对台戏的，毛泽东说谁好，郭沫若马上大唱赞歌，毛泽东说谁是混蛋，郭沫若立即口诛笔伐。现在毛泽东说秦始皇是好同志，郭沫若赶紧写检讨说：“自己历来写的书和作品都该烧掉”，因此才得以善终。这时的郭沫若似乎连当初的杰作《甲申三百年祭》也否定了，恨不得说自己几十年写的东西全是狗屁，以求自保，也果然自保了。
建国之初，别人都在搞建设，都在高举领袖的伟大旗帜，都在敬祝伟大统帅万寿无疆。一向重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郭沫若岂甘落后于人？他曾经代表知识界向毛泽东献旗，锦旗上大书“我们永远跟您走”七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以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运动中，郭沫若每次都积极响应，挥动如椽大笔，讨伐异端，成为“伟大统帅”得心应手的笔杆子，因“表现得好”，成千上万的中国文人被打倒时，他却升官了。别人的文章不能发表，成为毒草，他的著作却任凭出版，还当上了“旗手”。但旗手的那些政治文学，似乎都没有很强的生命力，曾经“哄动”一时，然而时过境迁，早已销声匿迹，闻无所闻，只是让作者捞到了好处。人们都说郭老诗写得好，但诗集多多，却没有脍炙人口的篇章，青年人读不懂，老年人不肯看，只好成为书架上的“经典”，成为半价书店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还说郭老文章写得好，可散文没见过精品，杂文没读过一篇，仅盛极一时的《科学的春天》还传说是秘书代笔之作，时间一过连教材里也不肯录用，似乎与他的大名有些不符。若说郭老词写得好，无非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的奉承话；无非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政治口号，其它，没了。这些不禁使人想到《屁颂》中“高竦金臀，弘宣宝气，依稀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的屁话，也使人想到了明朝人解缙陪朱元璋钓鱼时，解缙钓到很多鱼，而朱元璋却一条也没钓着，面有愠色。解缙急忙赋诗一首奉承道：“数尺丝纶入水中，金钩一抛荡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虽然时代不同，但异曲同工。然而不管怎么说郭沫若能够得到“旗手”的尊称，也算很不容易，为不被毛泽东重视的文人争回了一点面子。
现在郭老已经作古，过多议论他的长短，似乎有点不道德。但作为鲁迅的笔友，作为有叛逆性格的笔杆子，总对郭老是一面旗帜的说法心存异议。我始终不知这面“旗帜”代表的是什么？反而，总让人想到拍汉武帝马屁的那个司马相如，他专会说好听话，专拍皇上的马屁，说他是个“御用文人”有点雅，说他是个“马屁精”有点俗，定义还真不好下。郭老与周扬、胡风、廖沫沙、邓拓、吴晗、陆定一等等都是中国文人，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那么多的文学巨匠受辱蒙难，唯独郭老安然无恙，且越玩越大，官越做越高，其中奥妙，神鬼莫测，也算是文人中的大幸者。不过他的儿子就不那么幸运了，郭沫若的第六子郭世英倒有点“大逆不道”精神，在大学学哲学时就提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等敏感问题。1968年郭世英被造反派绑架，郭沫若和周恩来在一起吃饭，也没有敢求情让老周帮忙救一救他的儿子（他事先曾经答应夫人于立群求周帮忙）。后来他的儿子被整死了，郭老竟然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啊！”不知道“为了祖国”从何谈起？郭世英的死充其量是“文革”的牺牲品，与祖国扯在一起是否牵强附会？还不如坦坦荡荡说是为了自己不受牵连！
当年曾有人问郭沫若，假若鲁迅活着，能当个什么官？郭老回答：“鲁迅活着也要看他的表现，再分配工作”。那么鲁迅的“表现”让谁去鉴定？当然要靠毛泽东、郭沫若去评价。在当时人人都要“听党话，跟党走”，“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年代，生性倔强的鲁迅能否做到？他愿意不愿意让郭沫若给他下定语？郭沫若可是这方面的“好榜样”。就是这个郭沫若，当年与鲁迅发生争执时，曾说鲁迅是“封建余孽”、“在现代社会不得意的法西斯蒂”、“双重反革命”，可是当共产党毛主席肯定鲁迅是革命战士时，他却摇身一变，高唱“大哉鲁迅”，并把鲁迅的旗帜高高举起，不知此公这时手肘是否有点发抖？假若鲁迅活着，郭沫若还能把他尊为旗帜，这样善待他吗？鲁迅面对这么样一个政治挂帅的百变“旗手”，还能和他和平共处吗？这些问题尽管都是假设，但也很值得花费心思去研究。
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事实毕竟是事实，对于中国文人的评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有地位不一定有作为。《桃花扇》的写作时间达十年以上，1699年问世，次年孔尚任就丢了官。孔尚任垂老之年以说真话丢了官，可是孔夫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却垂老以演假戏做了官（国民党的考试院院长），他们的人品高下不用身后评价，生前就有定论。发“牢骚”的人虽然当时被打击、被迫害，但历史却很青睐他们的勇敢行为，会为他们写上重重的一笔。而靠拍政治马屁而发达的文人，历史往往冷落他们，人们也很容易遗忘他们。像陈伯达、姚文元之流不是马屁拍得很响吗？可惜命都很短。郭老虽然被称为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但我始终没有读懂这面旗帜上写的是什么？两面旗帜似乎迥然不同。鲁迅是在“文化围攻”中有病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于非命的，或者说是死于日本医生之手，才活了五十多岁，成为悲愤文人的代表。而郭沫若大富大贵，是在鲜花和美酒中醉死的，寿终正寝。代表的是文人的福气、成就或者荣誉。同时享有殊荣的还有茅盾、巴金等人，而新文化运动时的那么多高手，幸存者如同朱元璋的大将那般稀少……
人们说鲁迅是旗帜，是因为他的批判文章写得好，有骨气；说郭沫若是旗帜，大概是因为他的政治文章写得好吧！但令人不解的是，既然郭老是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为什么鲁迅捞了三个“伟大”，而郭沫若却一个也没捞到？毛泽东没有赏给他“伟大”，中国的文人也没有追加给他“伟大”，况且现在这面旗帜早已黯然失色，再也没人去高举他了。而鲁迅的文章与其风骨、精神长驻人间。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批判文章作者的永生和御用文人死后的悲哀吧？
尽管如此，郭沫若仍然不失为一代文豪，特别是在史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只是做为文人，政治挂帅，对风向太敏感，活得太累、太累！作为文学后昆，我经常替郭老先生痛心思考：难道文学不重要吗？儿子和亲情不重要？只有所谓的政治最重要吗？领袖还时刻不忘培养自己的儿子，难道你比领袖还大公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