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依照秦朝旧法，规定爵位在五大夫以上者可以不出力役，进出衙门与县官平起平坐，表示他已经进入了贵族阶层。这种爵位在刘邦时是以军功取得的，但文帝时开始实行了卖爵的办法（这种办法与惠帝时不同，惠帝虽有“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的规定，但属于入钱赎罪的一类，而不是卖爵），当时规定入粟四千石就可以得到五大夫爵位，终身免役。到武帝时又设立了一套武功爵，用一百零五万钱可以买爵到官首，就相当于五大夫，得到不服役等特权，这样原来不是贵族，不居官为官的人，也可以通过入粟、出钱的办法取得贵族的地位和特权，当然能作到这一点的只有豪强地主和富商大贾，穷苦百姓是很难做到的。
汉朝差不多每年都跟匈奴打仗，弄得府库也空了。没办法，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让有钱的人拿出钱来可以买爵位，这些钱是作为军费用的，这种爵位就叫“武功爵”，武功爵还有等级，起码一级十七万，以后每加一级，加钱两万（一万个钱等于一金）卖爵的诏书下去以后，一共收到了三十多万金。不论有本领的还是没本领的，只要有钱，买到什么等级的可以做什么官。
汉武帝时虽然存在卖官鬻爵现象，但卖官得来的钱大都入了国库，是作为军费去抗击匈奴的，很少装入个人腰包。但到了东汉末年，汉灵帝昏昏庸庸地信任宦官，只知道吃喝玩乐，国库里的钱老不够用。为了增加收入，他在西园开了一个挺特别的铺子，让有钱的人很方便地到这儿来买官职和爵位。四百石的官职定价四百万；两千石的官职定价两千万；就是凭才德选上的官员也得付半价或三分之一的价钱；县令的缺随县况的好坏决定价钱；没有钱的也可以贷款买官，准他上任之后加倍付款。既然没钱而买了官职，上任以后自然要狮子大张口地贪污受贿，不然靠什么还债？其实朝廷也允许官吏去搜刮民脂民膏，有皇帝做主，官吏尽管大胆地贪污，一点事儿也没有，老百姓只有让这些吸血鬼去剥削了。
后来连三公九卿也定了价：“公”一级要价一千万，“卿”一级要价五百万。可是由朝廷出面叫人来买公卿的爵位，在面子上太说不过去，汉灵帝就暗地里嘱咐宦官去做这桩买卖。那么这些靠花钱买来官帽子的“官”又是什么样呢？护羌校尉段先生花了一笔极大的款子，做上了太尉。他一味地奉承中常侍曹节和王甫，这些宦官有了太尉做帮手，还怕什么？他们的父兄、子弟都做了官，爪牙布满天下，又在各地无法无天地虐待百姓。光是王甫的养子王吉一个人仗着王甫做靠山，仅仅做了五年沛相，就杀害了一万多人；全国的老百姓受着贪官污吏、大族豪强的压迫，再加上连年的灾荒，实在过不去了，就出现了黄巾起义。张角带领百姓反抗朝廷，一时天下大乱。各地的宗室贵族、外戚将军、太守、刺史、地主豪强以及所谓的英雄好汉、地痞流氓等等，都借着征讨黄巾的名义，趁着机会抢夺地盘，扩张势力，把个东汉天下闹得四分五裂，然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把中国分成了魏、蜀、吴三国，东汉就这样灭亡了。
“富人欲爵，贫人欲钱”，由来已久。在以后的朝代中公开卖官的不多，而靠花钱疏通关系而当官的却很多，清朝时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谣，花钱买官的人必定再张开狮子大口去吮吸民脂民膏。和珅便是靠收受贿赂卖官而发了大财的，他家的财产简直敢跟国库相比。正因为满清政府的统治太黑暗，官吏太腐败，才使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老百姓不堪屈辱才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腐败是丧权耻国的主要原因。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抬头了，跑官买官之风十分盛行。老百姓对花钱买官，吃喝嫖赌深恶痛绝，中央也对腐败现象十分重视，江泽民总书记一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尖锐指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在反腐败的大是大非面前中央是下了决心的，是采取了果断措施的，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这一腐败现象易发高发的特殊时期，当前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人民群众对此十分憎恨。据有关方面统计，199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结案件12万多件，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3970人，地（厅）级干部292人，省（部）级以上干部12人；1999年查结案件13万多件，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4092人，地（厅）级干部327人，省（部）级干部17人。数字的增加，一方面说明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另一方面也说明腐败现象仍处于上升趋势，并没有因为打击力度的增大而禁绝。中国现在是官场支配市场，在看得见的官场里，却有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一切，官场的升迁在有些地方就像游戏一般，胜负完全操纵在个别心术不正的“裁判员”手里，不用竞赛就能分出胜负，只是“竞赛”的内容是金钱而不是技能。与其说官迷们是向成××式的人物“纳贡”买官，不如说是向成××式的职权“纳贡”，只要成××式的职权存在，大大小小的成××就会层出不穷——制度决定了这种现象，要想给成××式的人物动大手术，就必须向能够产生成克杰式职权的制度动手术。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有数以千万计的党委书记，他们哪一个都掌握着生杀大权，大到一个省，小到一个乡镇，哪一级都是一把手说了算，没有民主，没有监督，而这些人又决不会都是于成龙、包拯式的人物，谁敢保证他们不收受贿赂卖官买官？而这些人最缺乏的正是群众七嘴八舌的议论监督，有时议论了白议论，又不让越级上访，问题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现在地方上就有“5万块钱挂个号，十万块钱报个到，二十万块钱戴个帽，一百万块钱提政要”的民谣，说明买官卖官现象十分严重，这便是干部贪污腐败的真实写照。比如在1999年的查处案件中就拿新乡市原市委副书记兼市委组织部长王××为例：他在荥阳、新乡任职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43人次共24。2万元人民币、1万元港币、1000元美元以及价值5000元人民币的摄像机一部，涉及行贿人29人。行贿金额最少的为4000元，最多的达3。5万元。行贿的目的几乎都与“官”有关。29名行贿人中有28名是中共党员，除3名为企业领导人外，其余均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其中科级干部12人世，处级干部15人。现在的问题是，在众多行贿的“官”中，都笃信“贿赂能当官”这一“千真万确”的“真理”，那么王德水作为上一级管官的“官”，无论你收的是“礼金”或是其他什么“名义”，也无论你是主动收受还是“被动”收受，更无论你是事前收受还是事后收受，如果你真想为老百姓选个好“官”的话，当你面对别人送来的花花绿绿的票子，在选“官”时果真能做到无愧于老百姓吗？
如今，“官”的问题已成为“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就目前的机制而言，这一问题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但透过王德水受贿一案，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迪。既然有花钱买官的人，他势必要大捞特捞地把本捞回来，并且还要储够一定的资本或再往上升或老有所养，因此必定贪污受贿。有权力卖官的人只重金钱，不重品德，提拔上去的人必然有很多是腐败分子，所以社会风气才会败坏。王××是翻船了，但现在还有多少“王××”还在位置上？又提拔了多少新“王××”？当初提拔王××的上级领导是否还在高位上？这些问题都很值得研究，很应该引起重视，不然判了一个王××，还会有千千万万个“王××”出现，尤其是那些尚未被查出来的“王××”其危害性不亚于癌症细胞。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对腐败分子的严惩，必定会净化我们的社会，必定会遏止目前出现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丑恶现象，官场的清正是天下太平的基础，也只有天下太平了，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否则“以法治国、以德治国”都是空谈。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历史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