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然而在我党的几十年奋斗历程中，“实事求是”这一法宝并未得到很好地利用，很长一段时间“左”得要命，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使中国革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很多同志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反而在自己的队伍中惨遭迫害，甚至死于非命。党内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们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地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就连毛泽东本人也不肯遵循实事求是这一原则，而是凌驾于党中央之上，随心所欲。
近读2000年第二期《党建文汇》，上边有一篇原公安部劳改局局长、离休老红军陈湖生的文章，其中披露了惨遭康生陷害的史实，现抄录如下：
1937年5月，我从抗大毕业，被安排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先任侦察部长，后在执行部负责工作。
1938年3月间，延安的陕北公学里来了3名颇为与众不同的学员，一男二女，男的叫张醒，38岁，身体有残疾，缺一只胳膊。不久，据中共地下党的可靠情报反映，张醒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军长。保安处立即逮捕了这3个人，并将张醒交执行部审问。我对张犯采取了迂回的战术，终于摸清了他的几重身份—托派山西分委书记、晋军高级军官、特务。
一次在谈到托派情况时，张犯颇为得意地说：“你们这里的高级人物也参加了我们的组织！”
“谁？”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康生就是。他1930年在上海让国民党给逮住了，被捕后就参加了托派。”
“你这消息大概不准吧？他现在可是共产党中央的社会部长啊！”
“没错，是张慕陶亲口告诉我的。”张慕陶当时是中国托派的头子。张醒的话使我愕然。但我还是将信将疑。此后，我向我的直接领导全面汇报了工作进展的情况和张醒的口供，包括他讲的有关康生的问题。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位领导在没有向任何中央首长汇报的情况下全盘托给了康生本人。倒霉的当然首先是张醒。就在我向顶头上司汇报以后，张醒很快被秘密处决了。
张醒死后，康生的魔爪伸向了我。
7月28日，康生突然大驾亲临，来到保安处，亲自找我和黄赤波、汪孝忠向他汇报工作。这是我和康生第一次见面。
“湖生同志，听说你长征前就到保卫局工作了？成绩不小嘛！好啊！”我微微一愣，不知怎么回答，只好把我的简历向他简单讲了一下。“现在工作怎么样啊？听说你们不太安心保安处的工作，要求调走？”说实话，我们对顶头上司的领导作风和水平不怎么服气，与他合作得也不太好，都要求过调出保安处，所以，我只好老老实实承认。“这就不好了嘛！都是老同志了，怎能不以革命利益为重，搞小集团活动呢？”
从不安心工作一下子升到“小集团活动”，我的火儿腾地升了起来：“首长，我们要求调动工作是实事，可没有什么小集团活动啊！”康生的态度也严厉起来：“你们几个不服从领导，一起要求调动，还一块打麻将赌博，你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不是小集团是什么？”
看来，有人告了我们的状，而且到了非常“详细”的地步。当时，我们在休息时确实打过麻将，谁输了就拿津贴费到街上买个西瓜大家吃。
“好了，这件事不用说了，你们交待一下贩卖大烟的违法活动吧！”康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给我们扣上了“小集团”的帽子，马上又端起一顶更大、更可怕的帽子。这一下，我简直气疯了。当时，为了侦察工作的需要，保安处在延安城里设了几个联络点，其中之一就是开了个陕北饭店，由杨原珍负责。开办饭店的钱是周兴从公家银行借的。因主要精力用于侦察工作，加之缺乏经验，管理不善，使饭店赔了本，无法还银行的借款。于是，保安处负责人擅自批准派人到外地买回大烟贩卖，以弥补亏空。当时我还在抗大学习，没到保安处。“这是有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几乎是喊了起来。
“啪”的一声，康生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叫道：“陈湖生，你有错不认，还反赖别人，你这是反政府、反党、反领导！”
我一看他这副样子，身不由己地也把胳膊抬了起来，可我的手没拍到桌子上，却从空中拍向了康生的脸部。结果是不难想象的：两个小时以后，我、黄赤波、汪孝忠便一起被拘捕了。
在这段文字中，康生阴谋家、两面派的嘴脸已暴露无遣，然而康生善于察颜观色和投机钻营，他混进革命队伍之后即得到重用，还捞了一顶理论家的桂冠，深得毛泽东器重。再加上他与江青有特殊关系，便飞黄腾达，一直混到党的副主席的高位。他的历史尽管很复杂，但有第一夫人撑腰，没人敢于实事求是地反映，即如反映了，毛泽东也不会相信。江青在上海多次结婚离婚，闹得纷纷扬扬，但到了延安，因毛泽东的宠爱，再也没人敢于多加评论了。江青嫁给毛泽东之后，有了第一夫人的名分，就更加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了。文革期间她与康生等勾结一起想整谁就把谁整下去，想说谁是修正主义者，就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反正当时在中央没人敢于主持公道，毛泽东又言听计从，谁奈她何？这种不正常行为屡屡发生，以毛泽东的英明，不会没有察觉，但他不肯实事求是地说公道话，一大批革命功臣只好含冤蒙屈了。而这些有“路线问题”的人又大都是与他个人在政治上有分歧的人，也许他正巴不得有人整倒他们呢！
而李锐先生《庐山会议实录》一书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就证实了这一点，令人读后触目惊心。
1980年秋，李锐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讨论。他当时是国务院第十组（能源组）的组长。中央决定重新评价“庐山会议”，自然是会议面临的“若干历史问题”之一。因为李锐当年曾参加过庐山会议，他在小组里受大家的敦促，用了半天时间讲述了庐山会议的经过，他当年曾有个记录本，后来被抄家、逮捕时上交了，但平反后没有找到，几经周折在陈伯达的档案材料里找到了，显然是陈伯达本人怕本子上记录的事实对他们不利才没有上交。黑皮笔记本失而复得，李锐就是根据它发言的，且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后来会议简报以两万多字的篇幅刊出了李锐的发言。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的胡乔木看到这份简报以后，非常激动。二十多年的沧桑，谁又能想到，李锐竟能把当时那么惊心动魄、错综复杂的过程叙述得历历在目。
为此胡乔木按捺不住胸中的激动，提笔给李锐写了一封信：
……看了你在小组会上关于庐山会议的发言，真是高兴。很多事情我都忘了，有些不知道，想因你的日记又完璧归赵之故。因此想起，你是否可以负责写一庐山会议始末史料（另找一两位合作者以求比较完备和比较客观，请提名），写出后再找有关同志补充审定。这很要紧，值得付出心血，万一我辈都不在了（人有旦夕祸福）这一段重要史料谁来写呢？会写成什么样子呢？同意否请告……
这封信与李锐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李锐也意识到，这些东西不写出来，当事人一死，说不定就会给历史留下空白，或使事情的真相永远难以弄清。而他曾深入那个漩涡的核心，掌握第一手资料，具备这些条件。
于是他不顾年事已高，奋笔疾书，终于在1988年夏天，完成了这部书稿。
《庐山会议实录》第一次由亲历者揭示了中共党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的详细过程。李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证明：“毛泽东晚年已经成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1959年的庐山会议，实际上是一场为维护空想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关于庐山会议的斗争是“路线之争”还是“权力之争”的问题，几十年来，社会上看法不一，客观地讲当时只是“路线之争”因为当时谁也不会怀疑毛泽东的统治地位，他仍是一呼百应的领袖。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所谓的“路线斗争”，则纯属“权力之争”了，由于毛泽东一贯执行“左”的路线，有人曾暗地里说他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了，在中央他已经曲高和寡，知音甚少了。为了树立独尊的地位，善于搞运动的毛泽东只好凭借自己在党外的威望，利用红卫兵而达到搞垮政敌的目的，所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人便被非实事求是地当作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在处理政敌的问题时，毛泽东仍然没有按照实事求是原则，而是用叛徒、内奸、工贼这样的大帽子去恶意攻击昔日的同志、战友和接班人，直至将他们打倒在地或夺去生命为止。
关于庐山会议上的事，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也把自己对毛泽东的看法作了更加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一直把“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容许怀疑和反对；对于运动中的偏差和问题，则认为不必大惊小怪，是前进中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断纠正就是了。如认为公社已整顿得差不多（还要保留公共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而最要紧的是劲可鼓不可泄，这样形势就会好转起来。毛泽东的认识，是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识。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有谁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普遍滋长的“左”倾思想忧心忡忡，因此，对纠“左”的认识程度比一般人超前一些，这就是“彭、黄、张、周及追随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还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见，表现为把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彭德怀尤其是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大跃进”，一个人民公社，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宣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现在看来只有一个“百花齐放”是对的，但也没有运用好，实际上什么花也不敢放，只有毛泽东的花一枝独秀。
书中记述的李锐当时的一段感受读之令人心潮难平：
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开全体大会，彭、黄、张、周作全面检查，大家再批评，这当然是进一步加码，最后定性，尤其是逼彭德怀承认是老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也是魏延式、纳吉式的人物。这也是为作出反对“反党集团”决议而必须进行的最后程序。
……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内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
李锐的这本书于1989年上半年出版后，五年中一直是“少量刊印，内部发行，仅供党史研究和有关同志参考”。所以，尽管它被海外学者广为研究、引用，但直到1994年6月该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为止，大陆竟然没有一篇关于它的评价文章。对庐山会议的对错党内大多采用避而不谈的方法，难道历史上如此沉痛的教训不该“让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吗？如果现在还有人认为庐山会议是正确的，是很有必要的，那就也是不实事求是了，或者是毛泽东的盲目崇拜者，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价一个伟人。
另从其他资料上看，张闻天在“检讨”中的话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说：“关于斯大林后期的问题是从毛泽东同志说了算，毛泽东不民主，集体领导等问题上扯上来的”，然而庐山会议的最后一天，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列举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错误”，并决定把他们调离原工作岗位，保留他们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原来的职务，以观后效。其实不久这个决定就走了调子，四个人谁也没有能够保留住原有的职务，最终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直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指出：“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评，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至此才有了实事求是的公论，但彭老总已被折磨死了，这个消息他已经听不到了。
我个人认为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是在邓小平复出之后，才得以发扬光大的，他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确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这些都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作出这样的决定与他的一贯作风是相符合的。据有关资料记载，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于12月30日下午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请他过目一下元旦社论的清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过了但清样已不是原来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他非常恼火，在电话中愤怒地说：“谁搞的？前几天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为什么不用？政治局还要不要？”此时邓小平还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独自改变了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因为他搞全面整顿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已改变了对邓小平的支持态度。又开始冷落他了。因汪东兴送来的那篇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清样中阶级斗争的气味太浓，“促生产”的气味太淡，邓小平百思不解，所以在电话中表现得言辞激烈。当汪东兴告诉他“主席已圈阅”后，他连续两天一声不响，上班无所事事，下班就去看望病中的周恩来。因为当时毛泽东已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正向个人独裁转化，政治局的决议他可以随便修改，而他个人的决定已没人敢于反对，谁反对谁就是反党分子，谁就是修正主义，大帽子正闲着等人去戴，谁不畏惧？就因为邓小平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才又被扣上“右倾翻案”的帽子再一次被打倒。
第三次出山之后，邓小平排除“两个凡是”的干扰，力主所拨乱反正，最终使文革期间的很多冤假错案得到纠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公正评价了很多革命先烈和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功绩，还给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如果邓小平没有超人的胆略和气派，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拔乱反正，也许中国现在还在搞阶级斗争，也许人民群众还在忍饥挨饿。
实事求是的作风来自不易，党和人民应该百倍珍惜它，并把它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