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课题领域的学术史回顾

回顾台湾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史，有关台湾现代文学的研究，作为台湾现代文学史的基础，实际上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已开始了。

在中国内地，胡风密切关注台湾文学的发展，1936年，他将杨逵的日文小说《送报夫》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内地读者，并将其同吕赫若的《牛车》、杨华的《薄命》、朝鲜作家张宇宙的小说《山灵》等合编为《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于1936年4月出版，同年5月再版。在台湾，1942年10月19日，黄得时《鞔近台湾文学运动史》(日文)发表于《台湾文学》二卷四号。接着，黄得时又在1943年7月31日《台湾文学》第三卷三号发表了《台湾文学史序说》(日文)，其史事撰述，截至雍正年，虽不尽完备，但有系统地书写台湾文学史的做法，给后继者以有益的启发。1947年4月，王白渊撰写了由《台湾新生报》出版的《台湾年鉴》中的《文化》篇，共有六节，包涵文学、新闻、美术、音乐、演剧、电影等方面，以文学史的理路，梳理了台湾文学发生发展的脉络，该作在战后最早初步总结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成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台湾学者王锦江(王诗琅)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史料》是台湾光复后台湾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早的论文之一。该文“留意及于台湾现代作家的写作用语、留意及于台湾现代文学在日据时期发生的‘一种特别的、用中文和日文表现的现象’”。但是，该论文没有得到其他研究者应有的注意，台湾现代文学史书写因此出现了不该出现的问题。如，大陆学者汪毅夫先生指出：“有台湾现代文学史论著对台湾现代作家吴浊流的文言作品完全未予采认，对其日语作品，则一概将译文当作原作、将译者的国语(白话)译文当作作者的国语(白话)、作品来解读。我们可以就此设问和设想，假若台湾现代文学作品在写作用语上的采认标准是国语(白话)，文言不是国语(白话)，文言作品固当不予采认；但日语也不是国语(白话)，日语作品为什么得到采认？假若日语作品的译者也如吾闽先贤严复、林纾一般将原作译为文言而不是国语(白话)，论者又将如何措置？另有语言学研究论文亦将吴浊流作品之译文当作原作，从1971年的国语(白话)译文里取证说明作品作年(1948)之语言现象。”

从1949年到1979年间，在中国内地，有关台湾现代文学研究的著述付之阙如。1979年之后，有关文章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台湾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政治的解禁，台湾文学研究逐渐成为台湾学界的一门显学。在中国内地，台湾文学研究也乘改革开放政策之东风，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学术研究的殿堂。因此，台湾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内地与台湾，几乎是同步的，这或许是巧合，但是这个巧合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台湾文学与祖国内地文学是血肉相联的，即或是军事的割占、政治的高压，亦无法阻断两者的文化亲缘。

古继堂和斯钦1981年编的《望君早归——台湾短篇小说选》是大陆有关台湾现代文学作品的最早的选集。此后，研究者开始对台湾现代文学文本进行评析。1982年6月10日至16日，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从此，此类台港文学研讨会两年一次，一直延续至2006年的“第十四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内地学术界逐渐开始了关于台湾文学史、类文学史的书写。此后，中国内地研究台湾文学的著作主要有：封祖盛《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1983)，王晋民、邝白曼《台湾与海外华人作家小传》(1983)，黄重添、庄明萱、阙丰龄合编《台湾新文学概观》(上册，1986年)，汪景寿编《台湾小说作家论》(1984)，武治纯编《压不扁的玫瑰花——台湾乡土文学初探》(1985)，古继堂著《静听那心底的旋律：台湾文学论》(1989)，徐通翔主编《台湾新文学辞典》(1989)等。

从1979年到1989年间，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如下进程：从对作家的介绍到对作家、作品的评析；从盲目写作到有计划、有目标的深入研究；从偏重作品的思想性到兼重作品审美价值与艺术手法的评析；从作家、作品研究，到文学史、文体史的撰述。此时期，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有资料占有严重不足的缺陷，而且散文、戏剧及文学评论方面的研究远逊于小说、诗歌研究。但总体来看，此时期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90年代以来，黄重添著《台湾长篇小说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和《台湾新文学概观》(下册，鹭江出版社1991年)、潘亚暾著《台港文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古继堂著《台湾爱情文学论》(1990)、杨际岚、管宁《台湾社会问题小说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该院学术交流委员会编著的《台湾爱国诗鉴》和《台湾爱国文鉴》(北京出版社，2000)相继出版。朱双一则着力于考察光复初期文学、乡土文学论战、《风月报》三大论战等较少有人注意的文学现象，重视史料的发掘和整理。陆士清的《台湾文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中有关台湾现代文学的7篇论文，见解新颖，如有关“台湾文学”与“台湾意识”，以及“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中国意识”的论述，今天看来仍具重要价值，体现了论者的超前意识和预见性。另外，此时期大陆出版了几本研究台湾文学的工具书：陈辽主编《台湾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1990，山西教育出版社)、王晋民主编《台湾文学家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王景山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张超主编《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1994，南京大学出版社)等。

在这些研究资料整理、研究论文撰写工作的基础上，有关台湾现代文学史的专著开始在大陆出现。

古继堂独自撰写了三种文体史著作，即《台湾小说发展史》(1989)、《台湾新诗发展史》(1990)、《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1993)。《台湾小说发展史》是两岸第一本有关台湾小说发展的专著。《台湾新诗发展史》则是两岸第一本有关台湾新诗发展的专著，曾引起孟樊、游唤、陈谦、文晓村、李瑞腾与李魁贤等台湾学者的热烈讨论，但也有学者批评该书对诗人的分类与评价标准不够统一，并指出了一些错误。

到目前(2007年)为止，中国大陆主要有如下几种版本的台湾现代文学史：白少帆、王玉斌、张恒春、武治纯等著《现代台湾文学史》(1987)，张毓茂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1988)中有关台湾现代文学的部分，公仲、汪义生著《台湾新文学史初编》(1989)，刘登翰等编著的《台湾文学史?现代文学编》(1991)，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2002)，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2002)有关现代文学的部分等。

白少帆与王玉斌、张恒春、武治纯等人主编的《现代台湾文学史》(1987年12月)是中国内地第一本正式标明台湾文学史的专著。《现代台湾文学史》共分35章，时间从台湾新文学开拓期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结束。执笔者共22位。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本较完整地介绍台湾文学的著作。但台湾学者认为该著过于倚赖第二手资料，并认为：此书对台湾文学的历史分期不够细致，所呈现的历史是“块状”的，其次，在个别作家的评论上缺乏深度。《现代台湾文学史》中，辟有一章“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探讨了“高山族文学”(包括口传文学与作家创作)，这在台湾文学史著作中属于一个创举。但是，该书将光复后的当代台湾文学也列入该书中论述，表明该书不是将“现代”一词作为一个表示时段的概念来处理的，而是将其当作了表示社会进程的概念。张毓茂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1988)将台湾的20世纪文学分别安排在第一编第八章沦陷区文学、第二编第十二章沦陷区文学、第三编第十章沦陷区文学中进行论述，体现了著者宏观把握中国两岸文学整体的超前意识。而且该著作中清晰地辨别了作家的不同创作用语，这在同时期同类著作中较为罕见，显示了著者严谨的治学风格。但是，因为该著作强调的是两岸文学史的整体把握，因此，未能对于台湾现代文学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述。台湾文学部分仅在第一编中占有第八章一章的篇幅，第十二章第一、二节两节的篇幅，在第三编中占有第十章第一、二节两节的篇幅。当然，仅就这些文字而言，在台湾文学资料难觅的当时，已属难能可贵。刘登翰与庄明萱等人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下册)是目前为止海峡两岸最详尽、最全面的台湾文学通史，其时间跨度从远古台湾一直到该书著成时的台湾，对大陆读者而言，可以说是一本初步认识台湾文学概况的入门书籍，受到了两岸学者的广泛注意及好评。该著作是目前为止众多台湾文学史著作中最好的著作之一，“从所占有的史料上说，闽版《台湾文学史》超过了先它出版的任何一部《台湾文学史》。即使不包括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二编，仅就现、当代文学而言，情况亦复如此。”该著作曾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但该书也存在着因受到资料搜集方面困难的限制，而忽略或避而不谈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用语的问题，将日语作品与中文作品混淆在一起。另外，由于该著作是集体撰述，因此在行文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行文风格不一的弊端。由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叙述了自1661年至20世纪末近400年的台湾文学发展史。该著着重勾勒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血脉关联，将台湾文学分为3个时期，即：早期台湾文学——从大陆到台湾；中期台湾文学——从阻隔到汇流；近期台湾文学——从主潮更迭到多元共生。该著主要侧重于简要勾勒，因此着力点不在于台湾现代文学的深入挖掘。2004年12月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方忠的《20世纪台湾文学史论》既有充实的史料，又有扎实的个案研究，以文学流派为文学史脉络，而且运用了新颖的研究方法，如叙事学、文艺社会学等。但该著作仍有不足之处，即没有对20世纪台湾文学史上的戏剧文学进行论述。此外，还有包恒新著《台湾现代文学简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于寒、金宗洙著《台湾新文学七十年》(上、下册，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黄重添与庄明萱等人主编的《台湾新文学概观》、安兴本著《冲突的台湾》(华文出版社，2001)、陆卓宁著《20世纪台湾文学史略》(民族出版社，2006)等。二十多年来，大陆出版的有关台湾现代文学的文学史著作(包括断代史、文体史、类文学史)已超过40部。

台湾方面，《台湾省通志卷六?学艺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1)较为详细系统地记述了自古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文学发展过程，初具文学史的概貌，但该书以书籍、诗文稿发表的先后为经络，较偏重于文体史的叙述，对作家的创作艺术、文本的内部分析，相对较为薄弱。1977年，陈少廷《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由联经出版社出版。这是两岸第一本台湾文学史专书。全书约八万多字，提纲挈领介绍了1920年代以迄台湾光复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成果。全书大量利用《台北文物》的文献资料，主要借鉴了黄得时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概观》，并使用了一些第一手日文资料。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1987)和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1997)均是以编年史方式撰写的台湾文学史专著。1987年2月，叶石涛著《台湾文学史纲》出版，这是海峡两岸的第一部系统专门论述台湾文学发展过程的台湾文学通史。该书还附录了林瑞明编著的《台湾文学史年表(未定稿)》。《台湾文学史纲》有其比较重要的开辟性价值。但是该书毕竟只是一本《史纲》，而且要注意台湾文学古今发展的全貌，对台湾现代文学史这一个相对较小的阶段的文学，不可能深入、细致地剖析。1991年，彭瑞金著《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出版。该书具有引用资料丰富、广泛吸收应用他人的成果的优点，但只对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文学运动进行论述，而汉文言文学的论述则付之阙如。而且其文学史论述因政治偏见而导致了学术上的偏斜，主要表现在，过于侧重于台湾文学的独特性和本岛作家，对外省作家则着笔不够。1995年，叶石涛另外以问答随笔形式于《台湾新闻报》“西子湾”副刊，每周发表一篇“台湾文学百问”，稍后整理出版命名为《台湾文学入门》，作为《台湾文学史纲》的订正和补充。1997年6月《台湾文学入门》正式出版，但因受作者政治观点急性转变的影响，已远不及《台湾文学史纲》客观准确。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从1999年8月《联合文学》第15卷第10期(总178期)开始刊载。

陈芳明以西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广泛吸收各地有关台湾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试图超越以往台湾文学史论著，以“后殖民史观”的社会阶段论为基础建构台湾新文学史，但因政治偏见，没有做到理想中的客观性，曾引起其他学者的批评。在台湾有关机构的经费支持下，台湾学者开始了区域文学史的书写，目前完成的区域文学史主要有：施懿琳、许俊雅、杨翠《台中县文学发展史田野调查报告书》；施懿琳、许俊雅、杨翠《台中县文学发展史》；施懿琳、杨翠《彰化县文学发展史》；江宝钗《嘉义地区古典文学发展史》；陈明台《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叶连鹏《澎湖文学发展之研究》；莫渝、王幼华《苗栗县文学史》。这些区域文学史的撰写，为台湾文学史提供了扎实的资料积累，将成为后继者撰写台湾文学史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大多数台湾现代文学史著作，往往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创作上，却忽略了汉文言文学，造成了遗珠之憾。实际上，在台湾，对1923年后的汉文言诗文的研究从连横创办《台湾诗荟》杂志时即已开始，只是连横的研究主要是一些零星的介绍与抄录，不够系统，而且他的研究又不关注台湾当时已兴起的新文学现象。到了20世纪60年代，研究者开始在注意新文学现象的同时，注意台湾文言诗文社的介绍，研究的对象有林小眉(1893-1940)、庄太岳(1880-1938)等。20世纪70年代，《台湾文献》杂志进一步拓宽了文言诗文的研究视野，刊登了有关赵云石(1863-1936)、连横(1878-1936)等人的研究论文。但是这些研究都是独立进行的，其研究对象也未能纳入整个台湾现代文学史的系统之内。到了1990年代之后，台湾学者开始重视台湾现代文学史日据时段的文言诗文，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施懿琳、陈昭瑛、黄美娥、翁圣峰、江宝钗等学者兼重台湾现代文学时段的文言、国语(白话)文学，并且不乏放眼世界的开阔视野和先进理论。台湾省文献会也重印了台湾文献丛刊中的部分作品，以及《洪弃生先生全集》、《吴德功先生全集》、《连雅堂先生全集》。新竹市立文化局出版了《张纯甫全集》(黄美娥编)、《梅鹤斋吟草》(黄美娥编)，新竹县文化局出版了《大新吟社诗集》(林柏燕辑)，彰化文化局出版了《赖和汉诗初编》(林瑞明编)、《杨守愚作品选集》(施懿琳编)、《杨守愚作品选集(补遗)》(许俊雅编)、《陈虚谷作品集》(陈逸雄编)、《周定山作品选集》(施懿琳编)、《林荆南作品集》(施懿琳编)，“中研院”文哲所出版了《金川诗草》(1992)，“中研院”近史所出版了《林献堂日记》(许雪姬编，2001、2002)等。《台中县文学发展史》与《彰化县文学发展史》中也有了有关光复初期文言文学的论述。

在国外方面，最近几年，较多数量的日本学者开始注意台湾现代文学，如山田敬三、松永正义、垂水千惠、横地刚、下村作次郎、中村哲等。这些学者的论述中有些出于政治目的，背离于学术研究的科学原则。有些则尚公正客观，比如，天理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下村作次郎从日本人的印象中研究台湾作家赖和，他联系台湾战前的历史文化背景，考察赖和的文学地位，探讨“台湾的鲁迅——赖和”这一名称的由来，比较赖和与鲁迅的相似之处。下村氏从他所发掘出来的史料中，考证赖和当年的地位和影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下村作次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台湾文学、台湾原住民文学，主要著作与译著有《文学ご読台湾——支配者言语作家たち》、《悲情の山地——台湾原住民小说选》、《抗日雾社事件の历史》等书。中村哲也对赖和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赖和是“台湾白话文学的开拓者”。另外，黄英哲著有《台湾文化再构筑19451947d)光上影——鲁迅思想受容の行方》，编有《杨逵全集》、《刘呐鸥日记》、《许寿裳日记》等书。横地刚则对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特别是该时期的作家生平考证等素有研究。对于日本学者的台湾现代文学研究，目前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于其中为皇民文学歌功颂德、歪曲事实者要进行辨误。日本学者目前(2005年)还没有关注到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文言文学，而且也尚未形成有分量的台湾现代文学史专著。在德国，鲁尔大学的研究者，如雷丹女士，主要着力于台湾现代文学的形上层面，较少注意“史”的论述。美国的研究者，如白之，主要侧重于台湾当代文学(1949年以后)的研究，最近几年有学者开始从事台湾现代文学的著述，但是主要还是由台港移民美国的学者，如王德威、杜国清等。

以上台湾文学史的编纂，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视角：抗争文学史论述、区域文学史论述、后殖民文学史论述。台湾文学史存在着书写争议，主要表现在民族、国家、阶级、性别等与政治极其接近的概念。台湾现代文学时段的文学生产与知识阶级、民间习俗、文化运动、霸权话语、语言暴政以及日据时期殖民现代性现象中的现代都会、落后农村等息息相关。在台湾现代文学这个文学场域里，有着不同于同时期的中国其他地区的特殊文学事象，如，台湾作家创作了为数众多的日语作品；严厉的出版检阅法规、语言控制的高压政策、图书进出口限制等日据时期的殖民地文学生产机制。当然，更多的是与同时期大陆共相的存在，如：台湾的汉文言诗文、通俗文学，都与大陆的文学血脉相通；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是在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感召下，蓬勃发展起来的，虽然落后于大陆新文学大约三四年，但基本上同步。

以上台湾文学史撰述过程给后继修史者以诸多启示。文学史书写的目的是通过作品以及文献资料的分析，建构出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其根本原则是真实准确。集体撰述的文学史固然有各采众家之长、资料容易查找、集思广益等长处，但毕竟容易出现著作前后写作风格不一，难免有些章节上水准的不平衡，或者风格上的不太协调；甚至前后观点互相矛盾的弊端。因此，个人写史，确实有其必要。另外，在上文所述数种台湾现代文学史出版以后的时间里，有一些新的台湾文学史料被发现；有一些以前被忽视的或被遗忘的台湾现代作家作品重新“出土”；也有一些更适于台湾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新视角和方法论被逐步证明更具科学性。凡此种种，均为书写新的台湾现代文学史提供了广阔的场域与空间。而对此一场域进行开发之后所形成的崭新文学图景，无疑会成为一个新的台湾现代文学史著作的蓝本。

二、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

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中方失利。1895年4月17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1895年5月29日，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登陆，台湾从此时到1945年不幸被日本侵占。台湾文学也从此经历了50年屈辱、血泪与抗争交织的历史。1945年8月，日本战败，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台湾文学也重新与大陆文学融汇在一起。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文学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文化亦与中华文化有着母子血缘之亲。本著中所论及一切，均以此为叙史、立论之根本原则。

目前，台湾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方兴未艾，研究者试图梳理正典的发生与形成的过程，具体而言，即，何为正典，正典又为何？被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与日本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确定为符合“正典”标准的典范作家作品，其生成与传播的过程中，是否受到外来的影响，同时又是否有着自身内在的机缘与规律？他们与社会文化的变迁的关系如何？他们与统治当局的主导意识形态之关联又如何？这些都是众多台湾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力求解决的问题。台湾文学史的书写、作家全集的编辑、经典作品的选定等等课题的不断涌出，都说明了台湾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广泛需求与广阔前景。拙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挖掘真正能够代表台湾文学的文化本质与思想内涵的文学现象与文学史实，实事求是，注重科学性。既重视文学流派、文艺论争、文学生产机制、作家生平资料等的爬梳考证，也强调对于文本的分析诠释，以期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台湾文学研究不能无视于中国传统文论以及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的结合运用，例如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性论述等。同时也要重视闽台区域文学的比较研究，因为台湾的历史文化发展与其原乡文化，主要是闽文化和中原文化(主要是河洛文化)密切相关，台湾与福建本来在清代是一个省，台湾在清代时，曾经是隶属于福建省的“台湾府”，一直到1885年，才建置台湾省。台湾现代文学史的编纂应重视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化论述，应注意台湾近现代史各个阶段与邻近地区的交往，据此观察其继承、变通原乡文化所形成的特殊文学现象，并以比较文学的观点烛照台湾现代文学的独特风貌。如，台湾现代文学作品包括文言作品、国语(白话)作品、方言文学作品和日语作品等多种语言的变貌。其中，部分日语作品发表前已经过译者译为国语(白话)，经过了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如杨逵作、潜生译的《知哥仔伯》，叶石涛作、潜生译的《澎湖岛的死刑》和《汪昏平?猫?和一个女人》；大部分日语作品则在发表后由译者译为国语(白话)，也经过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因此，对台湾现代文学作品应该有原作和译文之辨，对于译文则还应该注意各种译本之别，如吕赫若的日语作品就有施文译本、郑清文译本和林至洁译本等多种版本的译作。

因此，诸如文学生产、文学场域、文学史料、文艺流派、代表作家作品、文艺思想、文艺论争等，这些涉及文学的内部与文学的外围、文学的边缘与边缘的文学的种种缠绕纠葛不清的“大文学”，都进入了台湾现代文学史的视野范围。像期刊杂志、报纸文艺栏、作品的单行本或全集、日据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包括人道主义、乡土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普罗文学等多种样态)、现代主义文学等都应该成为台湾现代文学史的构成要件。由此，追求作家个案研究、作家群研究、文本分析、个别视角研究与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之融合，应该成为台湾现代文学史论述的价值目标。

另外，在台湾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必须明确三个概念。

第一，台湾现代文学与台湾新文学不是“同义语”。“台湾现代文学”是同“台湾古代文学”、“台湾近代文学”和“台湾当代文学”并举的概念，而“台湾新文学”则是与“台湾旧文学”对举的概念。与此相应，台湾现代文学作品包括了文言作品、国语(白话)作品和日语作品等，而台湾新文学作品首先就排除了文言作品。

其次，日据时期台湾并没有彻底实现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换，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到光复初期才宣告成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在台湾的始倡是在1920年以后，其时，台湾沦陷已二十余年。日据当局从据台之初就将“使台人迅速学习日本语”列入《对台教育方针》(1895)，开始在台湾强制推行日语、阻限汉语。台湾的报刊大都以日语版发行，报刊的“汉文栏”篇幅相当有限。日据当局企图在台湾实行的不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而是用日语取代汉语。基于“保持汉文于一线””的理念，部分台湾现代作家学习和使用文言的活动不曾稍怠，文言一直是台湾现代作家主要的写作用语之一。

第三，“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可以表述为“从文言到国语(白话)”。文言即古代汉语书面语，白话即国语(民国初年确定的国家共同语，包括书面语和口头语)，如张我军1925年在台湾倡言“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时所称“我们之所谓白话是指中国的国语”，亦如叶荣钟1929年向台湾读者介绍“中国新文学概观”时所谓“民国九年十年(1920——1921)，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

台湾现代文学史阶段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文学现象多种多样，文学作品举不胜数。而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又让该时期的文学呈现出复杂的生存状态，并使得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的研究工作荆棘密布、困难重重。但当今，两岸民众“破冰”呼声渐高，两岸社会文化交流日益深入广泛，各种现代化文献检索手段日趋尖端发达、资料汇集相对以前容易，这些都成为书写更加详尽、准确的台湾现代文学史的有利条件。因此，借鉴前人著作的成功经验，实施新的突破，重绘台湾现代文学史“地图”，已有其可行性。修史者必要能秉持公心、不存偏见，这是拙作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三、本课题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本书主要论述的对象是1923——1949年间处于日据时期的“柔性同化政策时期”、“皇民化运动时期”和台湾光复初期这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台湾文学。因为涉及文学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和论述的逻辑性、完整性，对此阶段略前和略后的有关文学、社会现象，也有简要的评述。台湾现代文学的进程稍晚于大陆现代文学进程，两者有着相同的本质，即都存在着国语(白话)文学向文言文学发起冲击，力求实现语言转换的过程。但是，在台湾日据时期，处于殖民地半封建的台湾与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祖国相比，社会形态略有差异，所以，此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又有其较为复杂的变貌。宜从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及台湾现代作家的写作用语来研判。

在理论方面，拙著追求将理论话语由有形化为无形，不是刻板、生硬地引用西方理论，而是让理论深藏于字里行间，力求做到文学与史学的共生。特别是力求做到史料与史论的有机融合，使其化合为一，而非各自为战。简单地说，即在抽象的理论话语里灌注生动活泼的鲜活史料。本书主要借鉴的理论有：

(一)实证的史学研究法。文学史与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的不同在于，它的中心词是“史”，而非“作品”或“理论”。因而，撰写文学史著作首先要把握史学著作的史学特点，秉持较为客观、全面、科学的史学精神，实事求是，不虚论，不妄断，使其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在此基础上对诸种文学现象进行梳理，加以系统化，才能形成名副其实的文学史。既要尽可能多地占有丰富的资料，同时又要注意“宁缺无滥”的原则，存疑的文学史料要注明，或者留待时间检验，解除疑问后，再修订人史。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史学研究的方法主要应该是归纳，这与哲学、文学等以演绎或演义为主不同。归纳的对象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如何获取的呢？一方面是根据历史记述，另一方面就是要根据多种历史文化遗存进行深入、细致地考证，得出可信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考据、实证的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实证研究对于中国古代、现代和世界华人文学的研究都必不可少，而目前却还显得比较薄弱，有必要加以强调。”书写新的台湾现代文学史，也要坚持这种实证的史学精神，以实证人史，以实证佐史，以实证论史。这样，真正的中国史学与真正的中国诗学才能够融入新的台湾现代文学史，赋予它真正的中华文化精神，使其具有不可辩驳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当然，实证的史学研究法并不排斥吸收其他新理论与新学说。“所谓实证研究，与传统的乾嘉考证之学虽有相通之处，却并不是一回事。这是一种一切诉诸实证的科学研究，不仅较乾嘉考据学要求更严密而充分的证实，并且不承认任何偶像与先验的东西……所以，没有新学说的引入，也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

(二)文化保守主义的合理内核。要明确认识到日据时期作者群的复杂性。吸收文化保守主义的合理内核，对于有损于中华民族道德和民族气节的作家作品，可适当采用“留白”的叙事策略，以此作为无言的揭批与抗议。力求分别从知识者文化、民间文化(或曰大众俗文化)中剖析深藏其中的殖民伤痛，观察其中所镶嵌的中华情结与认同、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对民族凝聚力的媒介作用、民族文化自身的免疫力对文化殖民的抵制。

(三)文化人类学。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方言文学作为反抗殖民统治的隐蔽性的工具功能和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光复初期的台湾方言文学之继续存在与发展的问题不宜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而只能从民俗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解答。

此外，拙作还计划采用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流散美学、新历史主义、文学社会学等西方理论的研究方法。

由以上研究方法出发，本书力求有如下主要创新点：

语言转换与文学进程的紧密关系。“在台湾文学史上，包括从文言到国语(白话)在内的语言的转换问题乃是发生于台湾现代文学时期的特殊问题、并且始终贯穿于台湾现代文学的进程。”从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来考察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文学现象，是一个比较契合台湾现代文学研究的崭新视角。使用不同写作用语的台湾现代作家在其文学活动中经历了如下几种不同类型的语言转换：1．从用文言写作到兼用国语(白话)写作，如赖和、陈虚谷和杨守愚；2．从用文言起草到用国语(白话)和方言定稿，如赖和；3．从用文言写作到兼用日语写作，如吴浊流；4．从用文言写作到兼用日语和国语(白话)写作，如叶荣钟；5．从方言俚语到文言词语，如许丙丁的叫、封神》与赖和的《斗闹热》；6．从用日语写作到用国语(白话)写作，如吕赫若；7．从用方言思考到用日语和国语(白话)写作，如吕赫若、张文环；8．从日语作品到国语(白话)译文，如杨逵；9．从使用国语(白话)创作到改用日文创作，如杨云萍，他曾经和江梦笔合办《人人》杂志，该刊于1925年3月出版，是台湾第一本白话文的文学期刊，但是杨云萍在1926年3月去日本读书，专攻文学，后来，他就改用日文写诗，还曾经出版过日文诗集《山河集》；10．各类翻译文学，如张我军的日文中译、黄宗葵、刘顽椿、吴守礼等的中文日译，许寿裳、黎烈文等的欧文中译等。由此，本书的书写，着重注意以下三点：

1．注意原作与译作之区分。台湾日据时期，有许多文学作品是用日文写作的，后来才由作者本人或他人翻译为中文。如杨逵的《送报夫》即用日文写成，后由胡风在1936年翻译成中文。因此，细读原著，将其与译作进行比较，实属必要，也是一个有趣的工作。通过比较，能够发现两者的异同，一些文化现象，如中国传统文论中所说的“隐义以藏用”以及台湾作家在殖民文化重压下被迫用非母语创作，情志无法尽情舒展的矛盾心情和艰难处境，就能清晰地显现。而将原作与译作区分开来加以研究，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原作是第一手材料，往往比经过译者译介、阐释后的译作更有说服力。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说，译者对原作的译读，实际上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我国自古就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之辨，译读之后的成果往往包含有译者自身的主观情感。将译作当作研究原作者的根据，其客观性、科学性及可信度肯定是大打折扣的。当然，如果因为资料极难搜集，无法获取原作，就只能以译作为据本了，但是，至少也应该在行文时注明自己进行研究时所依据的是译本而非原作，这样才能避开浑水摸鱼、鱼目混珠之嫌，也能让读者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另外，如果译作的发表时间也是在台湾现代文学(19231948)这个时间阶段之内，那么，不妨将译作及译者也作为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将其专列章节。这样可以使文学史著作的体系更加完整、全面。

2．重视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文言诗文。“现代文学”与“新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该加以明确区分。现代文学只代表一个时段内的文学，是从历时性的角度讲的。而“新文学”则是针对文学形式、文学体裁而言，它与“旧体文学”、“文言文学”相对举，是从共时性的角度出发的。文言诗文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其独特的作用与意义。比如，台湾日据时期的旧体文学(或称文言文学)，与同时期的中国大陆文言文学有着不同的文学史意义。台湾日据时期的文言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抵制日本文化同化、高昂中华文化旗帜、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强力挽留殖民者所妄图泯灭的炎黄文化之根的作用。因此，不能将台湾的文言文学者简单地视为不适应历史潮流的封建旧势力的维护者与代言人。日据时期台湾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文言诗人，如洪弃生(1866-1928)、王松(1866-1930)、连横(1878-1936)、林资修(1879-1939)等都是不甘彻底沦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奴隶，或针锋相对，或隐忍地坚持韧性抗争的爱国诗人。在日本殖民当局占领台湾，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强迫台湾同胞抛弃自己的母语而去讲用日语，甚至连名字也被迫改为日本姓名的社会环境下，台湾的文化人土，敢于并主动地用自己的母语和自己祖国传统的文学形式进行创作，这种行为本身即已难能可贵。在当时那种艰苦环境下，不论是中国1日体诗词还是类似于民歌的竹枝词，甚或是用中文写就的打油诗，以及在乡村里普受欢迎的歌仔戏，都可能是借以抒发家国之恨和文化乡愁、传承中华祖先传统文化精神的绝佳载体。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或是击钵吟之类的赋诗游戏，也不能轻易就完全抹杀其在整个中华文明史进程中的特殊的历史意义与作用。

3．辨清台湾方言与文言词语和国语(白话)的血缘。值得强调的是，台湾的方言俚语主要源自闽南方言。闽南方言是由晋唐时期移居闽南的中原移民带来的晋唐古语，在背山面海、地理形势相对于古代其他中原地区较为闭塞的晋江平原，形成了一个传承历史悠久、受外来语言影响较小的方言区。古代汉语的一大弊病“言文不一”，即写文章仅仅是少数读书人的事，而人们日常所讲用的口头语言，则往往不能形诸文字，正和闽南语现今所有的“有音无字”的情况一致。后来，闽南方言随着众多的闽南移民传人台湾，成为台湾的主要方言，也就是现在所谓台语。因而，“台语”并非汉语言以外的另一语言，而是我国古代汉语方言的“活化石”。古汉语语汇(文言词语)与台湾的方言俚语是有着嫡亲的母子血缘关系的。部分作家在采用方言俚语时，留意于取其对应的文言词语。赖和的《斗闹热》(1926)和《一个同志的批信》(1935)里的“斗”、“闹热”和“批”都是方言里保存下来的古语。斗，意为“相接”，李贺《梁台古意》云：“台前斗玉作蛟龙”；闹热，意为热闹，白居易《雪中晏起偶咏所怀兼呈张常侍、韦庶子、皇甫郎中诗》：“红尘闹热白雪冷。”斗闹热，凑热闹的意思。批，古代指一种上传下达的公文，在闽南方言里指各种书信。从台湾光复初期国语推行运动的实际情况看，“用国文讲国文”、用方言“讲国文”是曾经采用的讲授国语(白话)的方式。而台湾民众最常用的学习国语(白话)的方式是借助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或方言罗马字。钟肇政先生自称在台湾光复初期透过注音符号和文言读本学习国语(白话)，并宣称这是不少人“共通的学习经过”；朱兆祥则提及“注符、方符、国罗、方罗”(即注音符号、方言符号、国语罗马字和方言罗马字)都是“国语指导员”；胡莫和朱兆祥在台湾光复初期还分别提出新拼音法(台湾新白字)》和“厦语方言罗马字”之“新草案”以及“台湾方言是无法表记的”之穷。“由方言到国语，由方符到国文，这是国定的左方右国——或左义右音的政策。台湾省的国语运动正是朝着这个路走的”。

重现南岛语系群族之现代文学。台湾南岛语系群族(即居住在台湾的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种，也有学者称其为高山族、台湾原住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也是台湾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搜集、访求、研讨台湾南岛语系群族现代文学，乃是台湾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必要环节。台湾南岛语系群族文学主要体现为歌谣、神话、民间故事等口传文学形式，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如不及时加以记录、整理，将有失传的危险。这更给文学史编纂者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本文将其列为台湾方言文学中的一类。

挖掘台湾现代文学作品的文化隐喻功能及韧性抗争精神。台湾现代文学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与国民党统治台湾初期两个时期。前后两种统治性质是不同的，但它们都是黑暗、腐败的。台湾现代作家处于残暴的高压政策之下，不可能采用直抒胸臆、明白直露的文笔，而只能借用反讽、借喻、象征等隐晦曲折的言说方式，以获得公开发表作品的机会。他们正是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激愤与抗争，陈述自己的社会理想。这种书写策略使其文本具有了独特的文化隐喻功能。隐喻是一种修辞、一种比喻语言。但它也是一种功能，具有诗性的特点，可以“‘让关于不同事物的两种观念一同活动’，‘并且用一个词或词组加以支撑’，使两者‘互相作用’而产生‘合力’。”隐喻从语言出发，结合意象和象征，使叙事话语具有远超出其字面意思的深广含义，使文本与读者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机制。“隐喻是人类认知的重要手段。无论在我们的思维中还是言语行为中，隐喻(作为概念和语言形式)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那些不易通过直观手段直接理解和认识的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文本通过隐喻构成了一个功能系统，借助于这一系统，文本可以在与受众的对话中升华出潜在的隐性意蕴。文化隐喻适用于以情感、心理上可为敌对者接受的形式掩饰言说者的原始意图。在上述特殊历史境遇里，这种机制恰好契合了台湾现代作家韧性战斗、曲笔反讽的表述方式的要求。比如，吕赫若小说文本的命名、叙事结构、语言转换、人物形象与风土背景等均具有文化隐喻内涵。探求台湾现代作家文本的深层隐喻意义，对认识日据时期及光复初期台湾的历史场境，对了解作家的心路历程，均有助益。

注意文学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文学边缘的文体、文学外部的制度、文学圈外的事件等因素同文学发生关联而构成的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不是文学的身外之物，也不是文学史研究可以忽略的部分。”因此，对台湾文学史料的搜集，除了一般文体外，还应该注意台湾作家的楹联、诗钟、八股文、骈文、歌辞等各类边缘文体的作品。另外，文学的外部制度，如教育制度、职官制度、警察制度、保甲制度等对台湾文学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文学的外部制度同文学的关系，乃是中文(国文)院(所)出身的学者如我辈宜多加注意的关节。”这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在各种边缘文体、流行音乐美术作品、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活动、文艺政策以及建筑与都市、乡村与田园等空间形式里，可以观察到这些边缘书写中的文化观点建构及其背后的中华文化传承和深层的中华社会文化中心意涵。而文学圈外的事件，诸如政治事件、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对文学的影响，及其同文学的关系，也是编纂台湾文学史时所不可忽视的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比如1945——1948年间台湾的国语运动，是在台湾全面推行国语、全面提升台湾民众的国语水准的社会运动。台湾文学在光复初期的几年间就实现了“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目标，可见，国语运动对文学的推动是台湾光复初期极其重要的文学史实，台湾国语运动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国语(白话)文学的时期，在此时期内，台湾新文学毕其功于一役，整个台湾现代文学的进程也基本完成。

台湾通俗文学。主要包括：鸡笼生漫画；台湾日据时期电影文学；吴漫沙、徐坤泉的言情小说；郑坤五的侠义小说与历史小说——《鲲岛逸史》；辜颜碧霞、黄宝桃等女性日语作家的言情通俗小说；闽南语流行歌等。

女性文学。在台湾日据时期，在日本殖民政体的统治下，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是“有限台民中的有限”，因此，女性作家相对于男性作家，数量较少。但是，就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日文创作整体而言，台湾女性作家张碧华、杨千鹤、黄宝桃、辜颜碧霞等的日语创作仍然占据不可忽视的分量。而且，“当时以妇女议题为主题的创作乃是日据文学的一大重点”。台湾女性文言诗人也数量众多，仅澎湖诗人陈锡如一人，即有从事诗歌创作的女弟子54人。台湾现代文学史阶段比较著名的女性文言诗人主要有石中英、李德和、黄金川、蔡旨禅等。但以往的文学史著作较少论及这些不应该忽视的女性诗人，未能充分注意女性在文学中扮演的角色，该方面资料也较缺乏。目前这一情况获得了较大改善，许多台湾学者开始以日据时期女性文言诗人为研究主题。黄金川因其特殊的家世背景最受瞩目，不仅诗集《金川诗草》数度出版，更有郑文惠等十位女博士编写了《金川诗草百首鉴赏》，为金川诗做了详尽的注释赏析，此外，亦有多篇相关的研究论文。近年来，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江宝钗开展了嘉义女诗人李德和的研究，撰述论文、汇编整理资料。施懿琳作《南都女诗人石中英及其<芸香阁俪玉吟草)》对府城女诗人石中英的生平及作品进行了初步探讨。台湾“吴三连史料基金会”则曾经制作了台湾女性文学专题。另外还有黄美娥博士论文中有关女作家林次湘的论述；《台中县文学发展史》中提及吴燕生；以及女诗人杜淑雅的被发现等。台湾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目前初露端倪。女性文学比较注重女性生活史、女性心态及女性的社会、家庭地位，有其独特的规律。台湾女性文学的挖掘整理及其研究均有其必要性，由此可以开辟台湾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拓宽台湾现代文学史的视野。

重视光复初期的台湾现代文学。台湾光复初期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宝贵的海峡两岸短暂统一时期。此一时期的两岸文学、文化融汇与交流，为愈合日本侵略所带来的伤痕、消除两岸民众睽违50年的隔阂，其功厥伟。一部成功的台湾现代文学史不可能缺少此段时期的文学描述。要实现这种文学史水准的提高，则要汲汲于材料的积累和史料的发掘，以期还原历史原貌，呈现事实真相。

四、本书的基本结构及框架

台湾文学的发展过程在乙未割台前与大陆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只是日本对台湾的割占临时打断了这个发展趋向。在经历了割台的屈辱及民族压迫和文化逼压的阵痛之后，台湾文学又重新走向了趋向祖国大陆的发展轨道。由于台湾文学的发展有着在1895年之后与大陆不同步的现象，将大陆现代文学史的始点1919年也当作台湾现代文学史的始点，显然是不科学的。

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是受大陆新文学的影响而实现的，因而，台湾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后于大陆现代文学的起点。“1923年是台湾近代文学史的下限……1923年以后，开始有严格意义上的台湾现代文学作品出现，而连雅堂的《台湾诗乘》(1922年出版)，是总结、总评包括台湾近代文学在内的台湾旧文学的著作。1895年以后离台内渡的台湾近代诗人在1923年以前大都驾鹤西去……”因此，将1923年作为台湾近代文学和台湾现代文学的分界线，将其作为台湾现代文学史的开端，是从台湾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最佳选择。1945~1948年间，以“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为目标，台湾的国语运动在台湾文学史上划出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在此时期内，“台湾现代文学毕其功于一役”。“从文言到国语(白话)不仅是台湾现代文学同台湾近代文学、也是台湾现代文学同台湾当代文学分野的显要标志。”而随着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大批大陆知名作家也来到台湾，台湾文学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因此，1949年5月是台湾现代文学史的下限，而1949年及其之后的文学史阶段则属于台湾当代文学史的范畴了。在这26年的时限内，台湾现代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1923年——1937年6月。上限为1923年黄朝琴和黄呈聪分别在《台湾》发表《汉文改革论》与《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以及《台湾民报》的创刊；下限为1937年6月《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和《台湾新民报》的“汉文版”被迫停止，以及《台湾新文学》被迫停刊。(——)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三)台湾光复初期(1945年8月到1949年5月)。

因为不同语言载体的文学，受到殖民政策、新文化运动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其发展规律和发展进程不一，因此，具体而言，汉语文言文学、汉语国语(白话)文文学、日语文学、各种方言文学等在此时期及日据初期的各自分段如下：

汉语文言文学：经历了保存国粹、弘扬汉学、抵制殖民同化阶段(1895-1915)，无奈彷徨时期(1916-1923)和反省、革新思想时期(1924-1937．6)，坚韧生存、维一线斯文于不坠阶段(1937．7-1945．8)，光复后文言文学的继存与新发展阶段(1945．9-1949．12)。

国语(白话)文学：酝酿期(1920-1922)；萌生期(1923-1929)；发展期(1930-1937)；低潮期(1937——1945)；复苏期(19451948)；成熟期(1948-1949)日语文学：抵制殖民文化、日语作品付之阙如阶段(1895。5．29-1922．4)，上限为日军登陆台湾，实施军事占领之日，下限为追风(谢春木)的日文小说《她要往何处去》在1922年4月的《台湾》杂志上发表，是为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日文小说；新文化、新思想与媚日取宠倾向并存的日文创作时期(1922．5-1937．6)，下限为日本殖民当局命令废止各报刊汉文栏；抗战时期的文化隐喻、韧性斗争的日文文学与迎合日本“国策”的文学杂糅时期(1937．7-1945．8)，下限为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失败，退出台湾，台湾回归祖国；光复后作家语言转换适应期的日文文学的苟延阶段(1945．9-1949．5)，下限为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宣布戒严。

各种方言文学：口头承传中华民族文化时期(1895．5．29——1925)，下限为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并搜集整理台湾民间文学；传统文化与新思想、新文化结合的改进时期(1925-1937．6)，上限以蔡培火1925年由台南新楼书房出版的《十项管见》掀起第一次台湾话文运动为标志，下限为日本殖民当局强令废止报刊汉文栏、禁止歌仔戏等华夏民族方言文艺形式的创作与传播；皇民化运动时期方言文学的隐性创作与坚韧抗争(1937．7——1945．8．15)；光复后方言文学的复苏与分流(1945．8．16——1949．5)。

日据时段台湾现代文学史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的阶段：

(一)从黄朝琴《汉文改革论》和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在《台湾》发表、《台湾民报》创刊的1923年起，迄于《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和《台湾新民报》之“汉文版”被迫“废止”的1937年6月为第一阶段。在此一阶段里，“文言作为传统的写作用语，从台湾古代文学、台湾近代文学承袭而来，又从台湾近代文学时期兴起的结社联吟活动的惯性得力，于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延续和普及”；另一方面，由于大陆文学革命的影响，也由于黄朝琴、黄呈聪和张我军等人的倡导，国语(白话)也成为台湾现代作家一种时髦的写作用语。另有部分台湾现代作家已经养成了用日语写作的能力，如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所记：“能够写日文的固是济济多土”。

(二)从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第二阶段。在本阶段，日据当局全面取缔报刊之汉文版、汉文栏和学校之汉语教学，用国语(白话)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基本上失去了发表作品的空间，用文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却由于日据当局并未取缔诗社而有乘隙活动的余地，文言和日语乃是台湾现代作家仅有的两个选项。

本书按照史的线索分为上下两篇，即上篇台湾现代文学史的日据时段(1923．1．1-1945．8．15)、下篇光复初期台湾现代文学(1945．8．16-1949．5)。而在论述时，又根据文学自身的规律，将两篇分别划分为三个部分，即：文学的外围(包括影响到文学发展的社会活动、音乐、美术，台湾作家离开台湾之后的书写，影响到台湾文学的外国人书写等诸种文学周边的文化)、文学的内部(包括对于作家作品阐释评价、作家作品的创译用语、文学流派等诸种文学现象)以及文学内部的创作艺术与文学外部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混杂交错、纠葛缠绕的文艺思想论争。全文统一排序为十二章，但上下篇所分含的两编分别排序，以此表明时间观念与史的建构，同时又避免失却论述的逻辑性。

具体说来，上篇论述的是台湾现代文学史的日据时段(1923．1．1-1945．8．15)。前两编从民间写作、离岸写作、文化隐喻、韧性抗争、文学的周边文化、文化殖民的潜在证伪等方面，系统介绍日据时期台湾文坛之文化生态、文学与意识形态的亲近与疏离、文学社团、创作趋向、文艺论争等重要的文学及文学周边的文化现象。此时期根据日本统治当局的政策倾向，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段。第一时段为从国语(白话)在台湾的正式发端1923年1月开始，至1937年6月报刊汉文栏被废止为止；第二时段从1937年7月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为止。

上篇第一编为“文学的外围”部分，论述周边文化中的边缘书写现象。其中包括第一章离岛写作与归岸之响，含概述(离岛写作——“流散美学”现象、陆岸文化人的同声相应)，离台内渡写作，台湾作家在日本等外国的写作，岛外文化人的台湾题材写作及对台交流。通过述论，本编初步得出小结：日据时段的台湾现代文学外围书写映摄了中华文化意涵。

上篇第二编为“文学的内部”部分，论述台湾文学者在语言暴政下的痛苦言说。其中包括第二章日据时段的台湾现代文言作品，含概述(文言诗歌发展脉络，文言散文发展脉络，文言小说、戏剧等的产生与发展，文言楹联)，赖和与陈虚谷、杨守愚等人的文言创作(之所以将他们列为一节，是因为他们均是文言、白话并用的作家)，吴浊流与叶荣钟等人的文言创作(之所以将他们列为一节，是因为他们均是中日文并用的文学者)，连横等人的文言创作(其中，连横、洪弃生、林幼春等均具有民族气节，王松、施天鹤等均以遗民诗人自居，蔡惠如、谢星楼等则是用文言书写的新文化者)，石中英、黄金川等女性文言诗人(这些女诗人可以说是边缘文学中的边缘诗人)；第三章日据时段的国语(白话)文学，含概述(国语(白话)文学生长脉络，国语(白话)新诗源流，国语(白话)小说创作，国语(白话)散文创作，戏剧、文学评论等其他国语(白话)文学形式)，赖和、杨守愚、周定山等人的国语(白话)文学创作(之所以将他们列为一节，是因为他们均是坚持中文创作的文学者)，张我军与杨云萍等人的国语(白话)文学创作(之所以将他们列为一节，是因为他们均是中日文创作的自如转换者)，吴漫沙等人的通俗国语(白话)文学创作；第四章日据时段的台湾现代日语文学，含概述(日语诗歌创作发展脉络，日语小说创作发展脉络，日语散文、戏剧等其他文学形式发展脉络)，杨逵、吕赫若、龙瑛宗、张文环、翁闹等人的日语作品(之所以将他们列为一节，是因为他们均是在日据时期始终运用日语创作的作家，而且均以创作小说为主)，杨炽昌、张彦勋、吴新荣、王白渊、陈奇云等日语诗人(之所以将他们列为一节，是因为他们均是在日据时期始终运用日语创作的作家，而且均以创作诗歌为主)，吴浊流、叶荣钟、杨云萍等人的日语创作(之所以将他们列为一节，是因为他们均是中日文创作的双栖者)，女性作家及其日语通俗文学创作；第五章日据时段的台湾现代方言文学，含概述(台湾方言之源流及其分布概况，方言歌诗、口传民间故事、传说、谜猜等民间文学形式发展脉络，方言小说发展脉络，方言戏曲、散文、戏剧及其他文学形式发展脉络，闽南语流行歌)，方言歌谣，闽南语流行歌、报告文学等通俗文学创作，台湾民间方言戏曲文学(歌仔和歌仔册，歌仔册个案抽样)；第六章日据时段的台湾现代翻译文学，含概述，张我军的日文中译，黄宗葵、刘顽椿、吴守礼等的中文日译。通过述论，本编初步得出小结：语言转换、文化隐喻与韧性抗争是日据时段的台湾现代文学的普遍现象。

下篇论述的是台湾现代文学史的光复初期时段(1945．8．16——1949．5)。该时段的下限为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戒严。前两编从文化汇流、两岸交流、回归祖国的欢喜与执政者的恶政所造成的社会伤痕、语言转换的困难及适应、文化隐喻、韧性抗争等方面，析论光复初期台湾文坛之文化生态、语言转换与国族认同的关系、创作主体与创作文本、文艺论议等重要的文学及文学周边的文化现象。

下篇第一编为“文学的外围”部分，论述含混在文学及其周边文化中的，反映光复之喜与恶政之怨的边缘书写现象。其中包括第七章彼岸之念与此岸之思，含概述，光复初期两岸文学者的跨岸交流(在大陆的台湾文化人和在台湾的大陆文化人，范泉、《文艺春秋》与光复初期台湾现代文学之关联)。通过述论，本编初步得出小结：在台湾现代文学史光复初期时段，庶民写作和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着融合(从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回归祖国这一点上说，两者的意愿是统一的，因而实现了情感与国族认同方面的统一、融合)——分流(统治当局的恶政造成的阶级矛盾，因而形成了庶民写作中对于统治阶级的抗争)——交织(主要表现在两者在国族认同方面是统一的，这与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于日本统治当局的态度截然不同。但是在这根本的国族观念没有偏离的同时，也出现了阶级层面的不谐和音)。

下篇第二编为“文学的内部”部分，论述台湾文学者在台湾回归祖国后的欢喜与他们在努力实现语言转换时所遭遇的阵痛。其中包括第八章光复初期台湾文言文学，含概述，光复初期台湾现代文言诗歌，光复初期台湾现代文言散文；第九章光复初期国语(白话)文学，含概述(光复初期国语(白话)文学的复苏：创作用语由日文向中文转换的困难与适应、光复初期国语(白话)文学创作概况)，光复初期的国语运动，光复初期的国语(白话)小说家(钟理和，吕赫若、周青，欧坦生和杨梦周的小说创作)；第十章光复初期台湾日语文学，含概述，光复初期的日语小说创作(吴浊流，杨逵等小说作家)，光复初期的日语诗歌创作(光复初期台湾女性作家的日语诗歌，陈千武及银铃会诸诗人的日语诗歌)；第十一章光复初期台湾方言文学，含概述，光复初期的闽南语流行歌；第十二章光复初期台湾现代翻译文学，含概述，许寿裳、黎烈文等的翻译文学活动。通过述论，本编初步得出小结：在台湾现代文学史光复初期时段，语言转换的艺术却同时意味着国族认同的政治，台湾文学者自觉自发地努力实现由日文书写向中文书写的转换，这本身即隐喻着一个中华文化趋向。

书的最后一部分是结论部分。本部分在论文主体部分详细论述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台湾现代文学的最本质特征，即：语言转换中的中华文化脉搏。由此一本质特征出发，还可以发现，台湾现代文学还有两个独特的个性，即，这一中华文化流脉里始终有“边缘”与“转换”两个概念在变动不居地缠绕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