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 述

一、离岛写作——“流散美学”(Diasporaaesthetic)现象

台湾日据时期，有许多作家离乡背井，在外地创作了为数可观的文学作品。他们有的是因旅游而离开台湾，有的是为了求学而离开台湾，有的则是因为从商而暂离台湾，还有的是因为不堪沦为异族的臣民，而离台内渡祖国大陆，即因政治原因而离岛。诸如此类众多的在台湾之外创作的台湾作家作品，即所谓之“离岛写作”(ExodusWritings)。如：

1921年，洪弃生(洪月樵)游历大陆各地，饱览祖国风光，写作了文言散文集《八洲游记》，另外还写成了文言诗集《八洲游草》，1924年，此诗集在连横主编的《台湾诗荟》上发表；1927年，林献堂率其两子及林茂生(林耕南)等游历欧美，其间著文言散文《环球游记》。林献堂是台中雾峰望族，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人，他的《环球游记》是台湾文化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较早的著作之一；林华光、杨浩然曾在大陆参加“秋野社”的文学活动，并曾经在1927年在《秋野》月刊上著文介绍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1935年，魏清德曾应邀往朝鲜(今韩国)及伪满洲国，将途中观感撰成诗集《满鲜吟草》，于1935年9月在台湾发表；吴浊流在1941年曾经来到大陆，先后到过南京与上海，曾在南京日本人“商工会议所”当翻译，后改任南京《新大陆报》记者。周定山(一吼)则曾经担任过《漳州日报》的编辑……

在台湾岛外书写的作品文本，都又或早或晚地回到台湾，产生影响。这种因山河破碎和外族胁迫而流离异乡的文学现象，国外常称其为流散(Diaspora)写作，而此种美学现象，西方理论则称之为流散美学(Diasporaaesthetic)。所谓“归岸之响”，则是一个具有双向性的概念。一方面，台湾的离岛作家的文学作品可以在岛外产生反响，或者有时又会通过某种渠道再返回岛内而传播流传；另一方面，台湾岛外的其他地区的有一些大陆或港澳作家却又来到台湾，留下他们的墨宝。这种特殊的处于台湾文学的外围的文学现象，谓之“归岸文学”，此种“归岸文学”之流播，则谓“归岸之响”。

二、陆、岛文化人的同声相应

台湾人民的生存状态为大陆文化人所挂念。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对《台湾民报》寄予厚望，1930年1月18日，曾在该报第296号上题词：“唤起民众”。鲁迅曾经会晤过张我军。1936年鲁迅逝世时，王诗琅在《台湾新文学》月刊11月号发表《悼鲁迅》一文，把鲁迅同高尔基并提为“两位敬爱的作家”。郁达夫曾到台湾访问，并与众多台湾作家座谈，为台湾作家输入了新文学思想。

台湾作家也经常与大陆作家遥相呼应。如，黄得时1936年12月20日为欢迎郁达夫访台，开始在《台湾新民报》撰写题为《达夫片片》的日文随笔，系统介绍郁达夫。另如杨逵在《文学首都》(东京，1937年9月)上发表《<第三代)及其他》一文指出，侵略者所称作“土匪、共匪、什么匪、什么贼”的，“其实并不是我们常听说的强盗，而是作为反抗施虐者的力量成长”的，勇敢地驳斥了侵略者的污蔑行径，并严肃地声明台湾作家们也绝不是“奴才”，与大陆鲁迅、胡风等人的左翼文学评论相呼应。胡风曾批评日本文坛轻视中国现代文学，杨逵响应说：“我们殖民地的人们都抱有相同的感慨。”

大陆学者范泉密切关注着台湾文学的发展。他曾读过《台湾文学集》中杨云萍的诗歌《月光》，并为其所感动，他在光复后追述说， “那诗里蕴蓄着的静谧的魅力，真使我感动得爱不释卷”。“我们应该认识他，研究他，鼓励他”。1944年，范泉又翻译了龙瑛宗的日语小说《白色的山脉》。

1945年4月30日，福建永安《龙风》创刊号发表了朱剑芒的《台湾诗词丛话》。朱剑芒，大陆近代革命诗社南社诗人，知名学者，1945年6月15日端阳节在福建永安组织南社闽集并任社长，“当时社员多数在省政府各部门工作”。《台湾诗词丛话》论述了郑成功、梁启超、许南英、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诗词作品。此外，朱剑芒在文中曾三次提及周召南：“吾友周子召南，热于台湾掌故，征文考献，亦至勤笃，最近有《台湾诗歌》之选辑。”“召南既有《台湾诗歌》选辑之计划，深盼其搜得谭氏遗集，尽采其游台所作，当有慷慨激昂，睥睨一世之作品，以供我歌泣也。”“兹于召南处复得《玉山吟社席上即事》一首，亦章氏在台所作。”由此可知，当时尚有周召南在大陆从事台湾文学研究，选辑了《台湾诗歌》一书。

福建永安《龙凤》创刊号还刊有《丘逢甲谈“赘”》一文。文中称“闽人丘炜燮于光绪二十二年曾著《菽园赘谈》一书，逢甲为之序，自称台湾宗弟，就‘赘’字特加发挥”。并节录有丘逢甲的序文。丘炜燮，即丘菽园，台湾光复前后的著名作家。

第二节 离台内渡写作

一、台湾作家的内渡写作

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就有许多富有民族气节的台湾文化人出于民族义愤而内渡大陆。这些内渡的台湾文化人与迁居地民众友好相处，有的还与在地人家结为美好姻缘，如厦门鼓浪屿菽庄花园园主夫人龚云环是清末泉州翰林龚咏樵(显增)的女儿，龚家和林家由此成为亲家。菽庄花园创设了菽庄吟社，经常举办寿菊酬唱、华诞贺词、饯别放歌等文学活动。1924年，花园主人林尔嘉往台湾、日本旅游，并寄寓瑞士，1931年又返回鼓浪屿。林尔嘉爱菊成癖，在园中种植数千盆各种菊花。每逢菊花盛开，便邀请菽庄吟社诗友作寿菊雅集。

相对于扎根于大陆的老一辈文化人，张我军等是内渡求学、往返于陆台之间的新一代台湾文化人的代表。

张我军(1902 - 1955)，原名张清荣，笔名有一郎、忆、野马、M．S?、剑华、大胜、云逸、废兵、迷生、小生、四光、小童生。台北人，祖籍福建省南靖县。他在1920年曾在台北剑楼书房，跟随前清秀才赵一山学习文言诗歌。1921年到厦门协助林木土创设新高银行支店，并在厦门同文书院学习汉文，此时期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改名为张我军。自1921年起，张我军即往返于陆台之间，其作品也或发表于台湾；或发表于大陆；也有的发表于日本，而后又随该报刊返回台湾而发生影响。可以说，张我军是“离岸写作”与“归岸之响”的典型代表。1923年5月，他的第一首作品、律诗《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发表于《台湾》杂志。1923年7月10日，其第一篇日文随笔作品《排华政策在华南》在《台湾》杂志发表。1923年10月，律诗《咏时事》发表于《台湾》杂志。1924-年1月12日，他在上海“台湾人大会”严词谴责日本驻台湾的内田总督的暴政。1924年，他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结识了后成为其妻子的定居北京的湖北姑娘罗文淑。在北京读书期间，他兼任了《台湾民报》社驻北京通讯员。其第一首国语(白话)诗歌《沉寂》便发表在1924年3月25日《台湾民报》。1924年10月，张我军返回台湾任《台湾民报》汉文栏编辑。1925年，再度赴北京求学，考人中国大学文学系，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张我军曾与鲁迅有过交往。他曾于1926年8月11日到鲁迅寓所拜访，并赠送鲁迅《台湾民报》四册，得到鲁迅的勉励。鲁迅在当天日记写道：“张我权(按：张我军之笔误)来并赠《台湾民报》四本。”一年后还追忆此事：“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1929年张我军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先后在该校及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大学担任日语讲师。抗战期间，曾任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任教时期转而从事日语教材编写及翻译。1929年，张我军还曾再次看望了回北京探望病母的鲁迅。1938年，张我军曾在北平担任《中国文艺》主编。张我军1921年到大陆，1946年台湾光复后才回台湾。

张我军在“1934年10月记于北平”的《中国人口问题研究》译者序中曾提及自己在翻译此书时，与另一位台湾作家洪炎秋的合作：“第一章与第五章系我军所译；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章为炎秋所译。”洪炎秋(1902 - 1980)，洪弃生之子，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台湾同乡会会长。

张深切(1904 - 1965．11．8)，号楚女，南投人。幼时受父母影响，极具抗日思想，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曾因为坚持使用台湾方言，被勒令退学。退学后赴日留学，在日本就读小学、中学、工业学校、青山学院，但均肄业，后返回祖国大陆，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就学期间与林文程、张秀哲等组织广东革命青年会。后因从大陆向台湾传播革命思想，被殖民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与赖明弘等人推进台湾新文学运动，筹设台湾文艺大学，创办中日文文艺杂志《台湾文艺》。后又到沦陷中的华北，创办《中国文艺》杂志，与张我军交好。1939年左右华北沦陷时期曾任《中国文艺》杂志社长、主编。时在北平的张我军在刊登于1939年11月1日第1卷第3期《中国文艺》月刊的《代庖者语》中说：“《中国文艺》主编深切兄奔丧南旋，临走时，托我代庖一期。”在《编后记》中亦言：“还有些尚未决定的，也暂留编辑室，以便深切兄回来再读。”《中国文艺》杂志后因宣传民族思想遭到日军的查禁。张深切于台湾光复后返回台湾。

钟理和(1915 - 1960．8．4)在日据时期的创作主要完成于大陆。钟理和，屏东人，祖籍广东梅县。1930年长治公学高等科毕业，人村私塾学习汉文。开始写作。1932年迁至高雄，在父亲办的笠山农场里当助手，与女工钟台妹恋爱。1940年，因同姓结婚为乡里、父亲反对，偕台妹远渡大陆，奔逃沈阳。1941年迁居北平，写《泰东旅馆》(未完稿)。1944年写成《新生》、《薄芒》、《夹竹桃》、《生与死》等。1945年写成《逝》、《门》，并在北平马德增书店出版其第一本创作集《夹竹桃》。1946年，他携家眷回到台湾。

许地山(1893 - 1941)，名赞堑，字地山，笔名落华生。是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享有盛誉的小说家、散文家、学者。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南，其父为著名诗人许南英。许地山随父回大陆后落籍福建漳州龙溪。许地山幼时家境富裕，甲午战争后，四处漂泊，除在大陆生活外，还曾在缅甸停留了两年的时间。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参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起他的爱国民主思想和创作热情，1921年他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其第一篇小说《命命鸟》。1922年又毕业于燕大宗教学院，获神学学土学位。1923 - 192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哲学、民俗学、佛学等。回国途中短期逗留印度，研究梵文及佛学。1927年起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编委，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课。1935年因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不合，赴香港大学任教授。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香港文协主席，积极参与抗日救国运动，后因劳累过度而病逝。许地山前期代表作为小说《缀网劳蛛》和具有朴实淳厚风格的散文名篇《落花生》。他的早期小说受其佛教思想影响，取材独特，想象丰富。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多以南洋生活为背景，富有浓郁的南国风味和异域情调，故事曲折离奇，充满浪漫气息。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往往表现出“生本不乐”的宿命论思想；在执著探索人生意义的同时，却又表现出玄想与宗教成分。1928年以后，其小说创作风格发生了变化。虽仍保持着清新的格调，但已着力于对黑暗现实的描写和批判，现实主义因素增强。短篇小说集《危巢坠简》尖锐讽刺了腐恶官吏、冒牌博士、放浪小姐，同情被压迫民众。他后期的优秀作品《春桃》描写动乱困厄中敢与难友、残疾丈夫共居而不拘世俗礼法的女性，《铁鱼的鳃》描写抗战期间爱国志土的报国无门。他的创作并不丰硕，但在文坛上却独具特色。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危巢坠简》，散文集《空山灵雨》，小说、剧本集《解放者》、《杂感集》，小说集《无法投递之邮件》、《解放者》，论著《印度文学》、《道教史》(上)等。许地山将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佛学的禅思玄想和基督教的博爱集于一身。其作品语言秀丽，文采斐然，充满“灵异”情调，他崇尚“蜘蛛哲学”，喜欢以东南亚的异域风情人文，而且“更多地是从哲学意义上考虑问题，表现的是哲学家的求真和宗教家的向善意向”。许地山还曾将其父许南英的遗诗共计1039首，按年编次，略加补删后，于1933年6月，在北平付梓刊行，前附“窥园先生自定年谱”及许地山所撰《窥园先生诗传》二文，末附《窥园词》50首，书名《窥园留草》。

刘呐鸥在20世纪大陆文学史上曾掀起了一阵新感觉派热潮。刘呐鸥(1905—1940)，本名刘灿波，笔名洛生、呐呐鸥。台南人，生于日本，长于台湾。家境富裕，16岁长荣中学毕业后，离台赴日本东京青山学院学习日文文学。1926年日本应庆大学毕业后回中国大陆，在上海震旦大学插读法文特别班，与杜衡、戴望舒、施蛰存是同学。1928年，他在上海创办第一线书店，编辑发行杂志《无轨列车》和《新文艺》，《无轨列车》刊载新感觉派小说，他也由此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他又经营水沫书店，出版了一些进步书刊，也翻译过《艺术社会学》以及日本新感觉派小说集。他1930年出版的《都市风景线》收入其八篇小说，是我国第一本较多地采用现代派手法的短篇小说集。他还曾与穆时英一起任职于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刘呐鸥在日本学习多年，深受日本新感觉派的泛现代主义特征的影响。他善于运用电影蒙太奇手法、意识流手法、心理分析方法、象征讽喻手法以及两男追一女的三角恋爱情节，并往往把故事场景定位在舞厅、咖啡室、汽车上，借此突显都市文明象征。其作品中既体现出表现主义的人异化的主题，又具有存在主义的形以上哲理。刘呐鸥表现了男女人物的情感危机和性与爱的困境，也展示了现代都市男女的性爱游戏，他笔下的都市情欲泛滥，肉欲横流。他被认为是上海“新感觉派”的核心人物，其小说描绘了现代都市的骚动不安和焦虑等情感体验，表现不安、彷徨、消极、绝望的情绪，以及由这种阴暗心理带来的游戏人生哲学。其小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女性嫌恶症”。《游戏》、《风景》、《流》、《热情之骨》、《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礼仪与卫生》、《残留》以及《赤道下》都表现了大都会摩登女郎的放荡，她们把爱情当“游戏”，把男人当“风景”，玩弄男人并将男人当消遣品。她们随心所欲，随时随地寻找性满足。在刘呐鸥的作品中，都市女郎都失去了理智，毫无意识地做着无理性无规律的荒诞事情。刘呐鸥多用荒诞的语言和行动表现这种荒诞。如《热情之骨》写法国青年比也尔与花店女郎玲玉的“爱情”故事。比也尔在法国受过僧侣书院的禁锢，但来到东洋后，偶遇花店女郎便一见钟情。“爱情”在两三天内便突飞猛进，月夜泛舟激情时，玲玉突然向他要钱，“爱情”归于幻灭。小说暴露了都市男女们的内心空虚和病态生活，“热情之骨”只是为了金钱，所谓爱情，只不过逢场作戏。小说截取几个生活片断加以组接，情节有跳跃性。文中夹杂运用了欧式语言，渲染了小说的都市氛围，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同时运用了意识流手法来展示人物的潜意识，恰切地揭示了人物的心理，但也透露出不健康的主题倾向。《游戏》中的女主人公也是一个荒诞的游戏者，她一边热情地爱着步青。为步青献出了“贞操”，一边却又去同她有钱的未婚夫结婚。《风景》、《礼仪与卫生》、《流》、《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赤道下》等作品，都表现了女性的荒诞行为。《残留》是刘呐鸥最具意识流特色的小说。如《残留》对霞玲来到港口遇到几个外国水手时的心理描写：“啊，他抱着我了，……啊，他要我的嘴！……啊，他吻了，吻了。”这种心理分析式的内心意识独白，表现了霞玲对性的直白的渴望及其感觉意识的流动。

刘呐鸥还表现出对电影的特别兴趣。1931年，他与人合编《现代电影》，并自编自导言情片《永远的微笑》。1934年，他发表《现代表情美造型》，高度赞美了好莱坞影星琼?克劳馥和葛丽泰?嘉宝。1936年，刘呐鸥曾为“艺华”制片厂编导《初恋》，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编剧《密电码》。1940年，他出任了汪精卫伪政权的“华影”制片部长。艺华影业公司1938年4月首映了由刘呐鸥编剧、徐苏灵导演的电影《初恋》。这部影片被左翼电影运动称为“软性电影”爱情题材影片的代表作。影片的情节是，青年诗人和乡下姑娘小玉相爱，但遭遇了诗人家庭方面的阻力，他被迫和表妹结婚，但却因思念小玉而病倒。为抢救丈夫，妻子寻找到小玉，但当小玉来到时，诗人已经奄奄一息。

刘呐鸥1940年遇刺身亡，遗体归葬台湾。他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便是把日本新感觉派介绍到了中国大陆。刘呐鸥的亲日倾向，反映了未能把握住正确方向的文化人的遗憾。

鸡笼生，本名陈炳煌，漫画作家。曾就读于上海，居住上海数十年，将上海的里弄生活、风土人情，细致描绘成漫画，并加文字说明，1943年在《兴南新闻》日报(《台湾新民报》改刊而成)副刊连载，后汇成《大上海》一书出版。

此外，还有一些台湾文学青年曾经游学大陆。比如，在《鲁迅日记》中就曾经记述了1927年2月至3月间他与台湾在大陆青年张秀哲、张死光等的交往。张秀哲当时在广州岭南大学就读，曾著有《毋忘台湾》(与杨成志合著)等作。时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的郭沫若曾经应张秀哲请求，为其所著《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 (后改名《毋忘台湾》)作序。张死光即此后在台湾文坛颇为活跃的作家张深切，当时正在广州中山大学就读。1927年，当时在广州的台湾文学青年如郭德金(刚军)、林剑腾(赤剑)等，也曾拜访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向他求教求文。

二、民间书写的内渡

在此同时，有一些民间文学形式也是先回归祖国，出版、印刷、或者口头承传，获得保存，再通过各种渠道返回台湾，发生影响。比如，上海开文书局就在台湾日据时期印行台湾歌仔册，保存宝贵的中华民族区域民间文化。有一些台湾歌仔艺人则回到大陆，将台湾歌仔戏传播到大陆。如王银河为闽南最早的歌仔戏传人之一。1925年，厦门梨园戏班双珠风聘请台湾歌仔戏艺人矮仔宝(本名戴水宝)传授歌仔戏‘改为闽南第一个歌仔戏班。20世纪30年代曾有四位台湾歌仔戏艺人被厦门观众誉为“歌仔戏四大柱”，其中之一赛月金1910年出生在台北新庄一个贫穷农家，据她所言，她最初学习的剧目是师傅根据歌仔册教授的《陈三五娘》、《山伯英台》，七字一句，四句一首，唱词基本定型。

第三节 台湾作家在日本等外国的写作

一、离台赴日写作

王白渊(1902 - 1965)，彰化人。16岁进台北师范，1925年赴日，进东京美专。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诗集《荆棘之道》。毕业后，他任教于岩手县女子师范学校，1932年加入“台湾人文化圈”，因成员中有人参加“反帝游行”而受牵连入狱。被释后，转赴上海，任职于华联通讯社，以无线电接听日本消息，并翻译成中文后交给大陆有关抗日部门。1935年，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生活安定后，和大夏大学的一位四川籍女生结婚。“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被日军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判刑8年，送回台北服刑。20世纪30年代，王白渊在东京的文化、文学界比较活跃，曾在仅出版三期的《福尔摩沙》上发表了三首诗和一篇小说。《唐璜与加彭尼》是一篇寓言小说，小说借“唐璜”和“加彭尼”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外国人物，演绎了一段新奇故事，隐喻了人生哲理，反讽了现实社会。“唐璜”自认是因为得不到真爱才浪迹天涯； “加彭尼”则认为当今社会“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自己犯罪是替天行道。小说想象大胆，构思奇特，充满了浪漫主义特色，是王白渊唯一的一篇小说。1931年，王白渊还在盛冈出版了诗集《荆棘之道》，并参加了东京“台湾艺术研究会”。

台湾艺术研究会为在日本东京的台湾爱好文学青年创设的一个文艺社团，其成立经历一番演化过程。1931年3月29日，由王白渊、林兑、叶秋木、吴坤煌、张丽旭等人，在东京成立一个文化联盟，目的是“借文学形式，教育大众以革命”。后经继续讨论，决定先发行时报，进行宣传活动，以获得更多支持者，并推吴坤煌负责发行。至8月13日，时报发行70份，因同仁被日本警察追究，团体解散而告夭折。经过这次事变之后，他们更注重斗争的策略性与组织的严密性。1932年3月20日，由在东京的苏维熊、魏上春、张文环、吴鸿秋、巫永福、黄波堂、王白渊、刘捷、吴坤煌等人，重新组合，成立台湾艺术研究会，制定会则，确定“以提高发展台湾新文艺为目的”，推苏维熊为负责人。1933年7月15日，正式出版日文文艺杂志《福尔摩沙》，主编苏维熊，编辑张文环，发行人施学习。《福尔摩沙》以改进和创造台湾新文艺为旗帜。该刊共发行三期，设立各种专栏。评论方面有：苏维熊的《对于台湾歌谣一试论》、杨行东的《台湾文艺界的期望》、刘捷的《一九三三年的台湾文艺》等。小说方面有：张文环的《落蕾》《贞操》，巫永福的《首与体》、《黑龙》，吴天赏的《龙》，王白渊的《唐璜与加彭尼》，赖庆的《纳妾风波》，吴希圣的《豚》，张碧华的《上弦月》等。诗歌方面有：施学习的《自杀行》，苏维熊的《春夜恨》、《哑口诗人》、《不变之客》，王白渊的《行路难》、《可爱的K子》，杨基振的《诗》，陈传缵的《朦胧的矛盾》，陈兆柏的《运命》，翁闹的《淡水海边》，王登山的《盐田的风景》，托微的《紫金山下》等。1934年6月15日发行至第三期之后，因经费难以为继，遂告停刊。旋而同仁也汇合于台湾文艺联盟，研究会便自行解散。这个团体与刊物活跃的时间虽不太长，但对文学运动却有重要的贡献。

吴新荣与苏新两人早年同在东京留学，都曾在东京参加左翼的台湾青年会“社会科学研究部”，后来苏新未完成学业返台从事工人运动，吴新荣则于日本东京医专毕业后返回故乡佳里行医。吴新荣(1906-01967)在留日期间，因受新文学影响，还曾与台籍同学创办文学杂志《里门会志》及《南瀛》。

陈垂映(1916—— )，小说家，台中人。原名陈瑞荣，光复后改名陈荣，另有笔名陈雪峰、陈狼石、垂映生等。1933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英文系，后转入经济系，1939年毕业。1940年返台任职于大和拓殖公司。1942年赴新加坡，光复后先后任职于彰化银行、中国信托公司。在中学时期开始写作，1933年短篇小说《“モソュュ”の女》人选《台湾新民报》征文，从此踏上文坛。留日时参加过“南瀛会”和台湾文艺联盟东京支部。1935年短篇小说《黑潮越之ぇて》人选《大阪每日新闻》征文。1936年长篇小说《暖流寒流》由台湾文艺联盟东京支部发行，奠定了他小说家的地位。他以日文创作，作品以小说为主，另有新诗和随笔。重要作品还有小说集《失踪》(1936)、《月末の溜息》、《凤凰花》、《丽秋の结婚》、《败北》，诗歌《返回人的本色吧》(1935)、《致岛上青年们》(1935)、《蔷薇》、《辽东の家》、《双曲线》、《从妹の赠物》，随笔《をんたのにひ》等。 1940年，林献堂、虚谷、蔡培火、杨肇嘉、陈茂源、高天成、谢溪秋、甘文芳、叶荣钟、吕晚村、黄桂华、杨子培等新文化运动者皆在日本，他们时相往来，谈时论文。后来因林献堂跌折腿骨，卧病无聊之际，遂创“东京诗友会”，诗友们常于“雨声庵”聚会吟诗。1940年林献堂归台前，由虚谷编成《海上唱和集》，收录当时吟咏之作近三百首。

吴景祺留日归台时，辑四国松山高等学校及东京帝国大学在学中发表的旧作，成《两京剩稿》，文四篇，诗三百首，并附原台大久保天随及清举人罗秀蕙二人序。吴景祺字考省，一字凤起，别号鸣臬樵隐，云林县人。幼受家教，长而负笈东渡，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中国文学。留学期间与同学创办《双叶》、《罄声》、《哲文杂志》等文艺杂志，为斯文会、艺文会、雅声社、随鸥吟社等社员，不断发表诗文，而受日教授及同学所推重。归台后，悠游陇亩，专事吟咏，至台湾光复止，以布衣自处，此期间出诗集五种，驰名远近，曾被推为云峰吟社社长，1946年出任台中县斗六初级中学校校长，1948年卸任。

叶荣钟曾经两次到日本留学，在1930年夏天返台之后即投入台湾自治联盟，然后与黄春成创办《南音》。’

留日台湾青年蔡嵩林和赖明弘曾经访问过郭沫若。蔡嵩林在1934年7月15日《先发部队》第一号发表了《郭沫若先生的访问记》，赖明弘则在1935年2月号的《台湾文艺》上发表了《访问郭沫若先生》。

此外，有一些作家虽然身居台湾，但其作品在日本发表。如杨逵的代表作《送报夫》(1932年，用日语书写)就是在他从日本回到台湾后，于1934年人选东京《文学评论》第二奖，全文在日本发表的。

二、台湾作家在其他国家、地区的写作

林献堂1927年著有《环球游记》。林献堂(1881 1956)，台中雾峰望族。该游记是他偕子与林耕南(茂生)等同游欧美诸国后所作。他被尊称为“台湾议会之父”，也被称为“台湾第一公民，台湾自治运动领袖及文化的保姆”，是台湾抗日史上举足轻重的人。该文所载为欧美见闻，对于当时尚属封闭状态的台湾具有启开民智的巨大作用。虽然它用文言文写就，但文字浅白，描写生动，特别是从其内容看，显然属新文学之列。作品在1927年间《台湾民报》上连载152回，可见其广受欢迎之盛况。林献堂由此成为台湾写下第一本环球游记的人。

1935年9月，魏清德撰《满鲜吟草》刊。魏清德，字润庵，新竹人。为瀛社第三任社长。曾任台湾日日新报社汉文部编辑数十年，1935年，他应邀往朝鲜(今韩国)及伪满洲国时，沿途以诗记事，而成此书。

第四节 岛外文化人的台湾题材写作及对台交流

在日据时期的台湾，两岸民间文化与两岸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即使在战火纷飞、白色恐怖的皇民化运动时期也是如此。

清末名土、著名翻译家辜鸿铭在1924年未来到台湾，受到了台湾文化界人士的欢迎。张我军在他发表于1924年12月11日《台湾民报》2卷26号的《欢送辜博士》文中说：“喧嚣已久的辜鸿鸣博士，已踏入台湾之地了。各界欢迎的热烈，真是近来不常见的！特殊阶级的欢迎不消说，就是官界也十分地表示欢迎之意，台湾的三新闻也齐声欢迎其来台。啊！欢迎的人算不少了。不，宁可说太多了，太热狂了。”辜鸿鸣(1856 1928)字汤生，福建同安人，曾在英、法、德等国留学，归国后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主张复古，反对革新，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留着辫子说英文的博学怪才。由此受到过鲁迅的著文批评。张我军的文章虽是表达对辜鸿鸣的批评的，但是通过他的文章，也可以从侧面看出当时台湾知识界对辜鸿鸣的欢迎与崇拜。连横在其所编1925年1月15日《台湾诗荟》第13号的“余墨”栏里表示了赞赏与欢迎。而张我军则在他的《欢送辜博士》一文中表示了对辜鸿鸣的反对。辜鸿铭来台由此成为新旧文学一次论争的引子。但从他到台湾所引起的震撼看来，中国传统的国学在台湾的文化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位置。

1924年，湖南人刘国定、江苏人周绮湖等曾通过游学上海的台湾作家施文杞在《台湾民报》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诗作。1925年10月11日，《台湾民报》第74号转载了西谛(郑振铎)的《墙角的创痕》(原题为《墙角的创伤》)。张我军在同期《台湾民报》作《<墙角的创痕>附记》云：“为五卅大虐杀事件，中国文士做了不少悲愤的诗文，这篇是《小说月报》主笔西谛作的，载在该报七月号。”1927年，王亚南撰《游台吟稿》。王亚南，江阴人，1927年10月由大陆来台，1931年、1932年间曾第二次到台湾，返家后一年逝世。黄强、江亢虎曾分别写作了游记《台湾别府鸿雪录》(1928)、《台湾追记》(1935)。大陆文化人也对台湾民歌民谣进行了搜集和研究，留下不少专集。如1928年，厦门谢云声把泉州绮文堂刻《台湾采茶歌》的内容次序稍作改动，改名《台湾情歌集》在广州出版。1935年2月，《台湾文艺》刊登了《郭沫若先生的信》，向台湾读者介绍郭沫若。1936年、1937年，林娜(司马文森)则在《光明》半月刊发表了描写在厦门台湾人的小说《呆狗》和《人籍》。

雷石榆(1911 1996)在东京留学时就与台湾留学生有着密切联系。1935年，他在东京参加了“台湾文艺联盟”举行的茶话会，与台湾作家翁闹、赖明弘、张文环等是朋友。其诗文(有日文，亦有中文作品)通过台湾文联东京支部的吴坤煌和赖明弘，经常在《台湾文艺》上发表。他还娶了一个台湾姑娘为妻(舞蹈家蔡瑞月)。

1936年12月22日，郁达夫(1896 1945)来到台湾，在台湾停留一周。期间受到台湾作家的欢迎。12月23日，郁达夫与台湾作家杨云萍、郭秋生、叶荣钟等座谈。后，郁达夫又抵达台南，盐分地带诗人群前往拜访。友好的交谊显示了台湾诗人与祖国新文学作家的亲密关系。尚未央(即康道乐、庄松林)在1937年2月号《台湾新文学》上发表了《会郁达夫记》，文中反映了台湾作家希望通过与郁达夫的交流了解大陆文坛近况的迫切心情。

在大陆最先开始介绍台湾文学的是胡风。1935年，杨逵的日语小说《送报夫》由胡风译为中文，刊于上海《世界知识》第2卷第6号上，此为胡风从日本《文艺评论》上翻译而来。1936年4月，胡风编译了《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山灵》，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共收入7篇小说，其中有3篇是台湾小说：杨逵的《送报夫》、吕赫若的《牛车》和杨华的《薄命》，另外还有张赫宙等朝鲜作家的小说。此书出版后曾在杨逵、叶陶夫妇主办的《台湾新文学》上刊登广告。1936年5月，生活书店出版了世界知识社编的《弱小民族小说集》，再次收入了《送报夫》。该小说后来由叶籁士翻译成拉丁化新文字，于1937年1月由新文学书店出版。

杨逵发表于日本《文学案内》1936年6月号的另一短篇小说《蕃仔鸡》也于40年代初被胡明树译成中文刊载于在桂林出版的《文学译报》创刊号上。在日本留学的胡明树在1937年3月6日出版的《台湾新文学》第2卷第3号上曾经发表过国语(白话)诗歌《笑》：在少女的／圆圆的脸颊上／(那是新人类的脸颊呵)／一层层地／堆上了青春的／欢乐的胜利的笑——／青春的欢乐的／胜利的希望的笑呀！／／在少女的／圆圆的胸脯／(那是新人类的胸脯呵)／怦怦地／怦怦地蠢动了——／依着那硕大的水雷厂的节拍／／看哪！／那是新人类的笑／青春的欢乐的胜利的笑！／谁不爱这笑呢？／有呵——那就是／欧洲的老太婆的／淫荡的笑／在妒视着她……诗歌歌颂了象征着青春和希望的“新人类”，虽然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还不够成熟，但它作为大陆诗人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化象征价值，“说明了作者与台湾文坛较密切的联系”Q)。

此时期范泉与台湾作家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范泉(1919．9 - 2000．1)，本名徐炜，生于上海。祖父为举人，担任过金山县县官，父亲为小学教师。范泉四岁丧父，193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4年9月到1952年12月期间，担任上海永祥印书馆总编辑，从事《文艺春秋》半月刊、月刊等十五本杂志的编辑，香港《星岛日报》的《文艺》等三种报纸副刊以及《文汇报》等四种报纸的编辑。在此期间，在翻译、创作、散文、儿童文学、诗歌、评论等领域均有涉及，发表了大量的著作。1935年末，范泉以留学日本为目标远赴北平，1936年9月，进入“台湾学者张仲实开设的日语专修学校”。当时，在北平，日语教育非常火爆，台湾出身的学者们非常活跃。如张仲实、张我军，洪炎秋等人。范泉虽在1937年9月转学到复旦大学新闻系，但仍继续着他的日语学习，经过两年学习，“居然很可以看一些日文书籍了”。接下来，他翻译了龙瑛宗的《白色的山脉》。范泉在此基础上培养了对台湾的认识。在《记台湾的愤怒》里他写道：“我对台湾文学发生兴趣，我曾经搜集了五十种以上的论述台湾以及台湾文艺的日文期刊和书报。”据他在《日本文化界当前的工作》中介绍，他“利用工作的余暇”，经常出入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借阅了文艺读物”。该图书馆中有关台湾报纸杂志的收藏堪称完备，范泉在这里认识了台湾的“民族个性、以及台湾民间的生活情况”。从范泉的著作来推断，他阅读过的台湾书刊、文章有黄宗葵编的《台湾艺术》，西川满编的《文艺台湾》，小笠原源编的《台湾公论》，金关丈夫编的《民俗台湾》，西川满编的《台湾文学集》，刘顽椿译的《水浒传》、《岳飞》，黄宗葵译的《木兰从军》，江文也的《上代支那正乐考》，陈逢源的《雨窗墨滴》，佐山融吉、大西吉寿编的《生蕃传说集》，杨逵的《消灭天狗热》等。他还写了有关杨逵的《绅土们的话》，龙瑛宗的《白色的山脉》，周金波的《志愿兵》的评论。

上篇第一编小结

映摄中华文化意涵的台湾现代文学外围书写

本编着重论述与台湾现代文学史实有密切关联的外部制度及外围书写。

日据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有着不同于台湾古代文学、当代文学，以及大陆现代文学的复杂变貌。一方面，此时期在台湾的执政者是外国殖民者，另一方面，在台湾，占人口大多数的仍是炎黄子孙；一方面，利用国家机器占据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是日本殖民者，另一方面，依靠民间习俗、民间习惯法、口头誉舆权而始终居于此时期台湾民间社会中心文化地位的，仍然是炎黄文化。但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是，炎黄文化在台湾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是一个隐性的存在。而且，这个隐性的存在，时刻有着遭受殖民当局意识形态的压制与打击的危险。由此，就有了看似矛盾、荒谬，实则合情合理的悖论——民间边缘写作的．社会中心文化意涵。这里涉及到了殖民现代性双刃剑作用、语言转换的政治意味，以及边缘书写的中心社会文化意涵等三个问题。

在殖民统治下，台湾发生了在近代化、殖民化压力之下的社会变迁，战时的台湾存在着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与皇民化等殖民政策。日据当局推行旨在文化同化的语言、教育、文化政策，看似与文学无关，但事关台湾民众的原乡想象。与其相对抗，台湾民间社会进行了柔性抵制，坚持延续为施行乡民汉文教育而设的社学，进而将其变为谈文论艺的场所。社学成为台湾诗文社的前身，其施行汉文教育的功能后来为诗文社所继承。

边缘文体、文学外部的制度、文学圈外的事件等文学周边的文化与台湾现代文学息息相关。比如，楹联、歌辞等文体常常被置于文学的边缘，被视为文学的边缘文体。但实际上，这些文体与文学的关系甚为密切，它们的盛行，甚至能够反映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真实面貌。如台湾民间歌曲，可略分为两类，一为抒情类，如陈水柳作曲的《望乡调》；另一类为叙事类歌谣，如连横《雅言》记台湾有“采拾台湾故事，编为歌辞者”。此类口承叙事、抒情文学，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情况，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心声。因此，民间歌曲也是重要的台湾文学史料。在歌谣和歌仔册基础上产生的闽南语流行歌曲是文学与音乐结合的产物，是作词家、作曲家、歌唱家合力的结晶，也是文学的周边文化与文学的内部结构融混、缠绕的产儿，也大都同样继承了传统民谣的健康道德观念。

日据时期的台湾，与台湾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警察制度、职官制度、教育制度和保甲制度等都是文学的外部制度。日据时期的台湾人民生活在殖民政府警察、保甲制度的严密控制和文化同化政策的不断侵蚀中，他们仰赖汉人儒家传统文化中忠孝仁义的文化认同，与日本殖民文化相抗衡。另外，殖民当局的新闻管制是霸权体制的一种表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文学的强奸。媒体在霸权专制的社会里，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第四权的正面功能，台湾日据时期的民主思潮与媒体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因此，文学的外部制度同文学的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

政治变动的重大事件及社会运动同文学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如乙末割台在台湾政治史上是惊天动地的改变，很多台湾文人逃避到大陆。于是产生了离岛写作这种民间边缘写作行为，这是台湾日据时期的独特文化现象，由它所产生的“离散美学”(Diaspora aesthetic)效果鲜明映射出台湾民间社会的中华文化主流。日据当局的“同化政策”只不过是骗人的手段，日本人与台湾人实际生活待遇上的不平等以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屡屡失败暴露了殖民者的真面目。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等所开展的文化启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民众的觉醒。“日人在台湾的汉文学活动属于日本汉文学的范畴”，而来台日本人在台湾所从事的日语创作，也属于日本的境外文学，是日本文学在境外的延伸。当然，因为日本殖民当局掌控着新闻报刊管制权，日本来台作家，特别是与官方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中上层人物，发表作品要比台湾作家容易得多，所以，这些日人作品数量巨大，对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威压与竞争，台湾现代文学与来台日本人的文化纠葛，无疑是台湾现代文学史的不能忽视的背景。

文学边缘的文体、文学外围的社会制度、文学圈外的事件等因素同文学发生关联而构成的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成为了台湾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映摄着日据时段台湾现代文学的中华文化意涵。当然，文学圈外的事件尤其是政治事件同台湾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密切，但也不能决定一切，“政治史和文学史的进程，不是平行推进、互不交叉，也不是亦步亦趋、合而为一的。某些政治变动确实在文学史上划下很深的痕迹，如鸦片战争划出了整整一个近代文学的时期；某些政治变动则同文学的发展无甚干系”。影响台湾现代文学发展的还有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和语言转换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