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述
许多台湾作家的文言诗文，或表达台湾回归祖国的愿望，或流露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或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这些源出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台湾现代文言作品，同样是珍贵的中华文化遗产。
教育是培育文学人才的重要基础。日据初、中期，台湾教育出现了二元对立的状态。一方面是殖民当局强制推行日语教育的公学校，一方面则是台湾人民竭力坚持的汉文书房与义塾教育。汉文书房教育在塾师住宅或借用庙宇祠堂进行，多是招收发蒙儿童，年限三四年至七八年，以教授中国传统文言诗文为主，其中不乏面向贫寒子弟的不受束修的义塾。许多家长不肯让子女进公学校接受日语教育，便选择书房就读。1897年，全台共有1127所书房，就学儿童1．7万人，到1898年，激增至1707所，就学儿童达到了2．99万余人。(按；这些就学儿童年龄如果以10岁来计算，则刚好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中坚。)汉文书房于是成为此时期台湾民众接受汉文教育的重要场所。1943年，殖民当局下令禁止开设汉文书房私塾，尚能生存的汉文言诗社便承担起了传承汉文学传统的任务。这是台湾文化人“在面对时代困境与文化劫难时所采取的应变措施”。因为日本殖民者“时时参与诗人活动，以‘雅好文艺’、‘礼贤下土’之名，行拉拢、监督之实”，所以对汉文言诗社持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汉文言诗社由此而能艰难却坚韧地生存。有着中华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们大多是表面上虚与敷衍日本官方，实质上是在弘扬华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在这些文言诗人们的韧性抗争下，汉文言诗社在日据时期，始终坚持活动，数目也持续增长。
除了汉文书房、文言诗社之外，许多以发表文言诗文为主的报刊也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其中主要有《台湾诗荟》(1924-1925)、《台湾诗报》(1924-1925)、《三六九小报》(1930-1935)、《诗报》(1931-1944)等。
汉文言文学之所以能够在日本侵略者的语言暴政下生存，甚至还能够获得蓬勃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殖民政府出于政治需要，利用汉文言文学来拉拢书写文言诗文的台湾上层社会士绅。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台湾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觉捍卫。日据台湾不久，台湾文化人为了维护民族文化，抵制殖民文化，读汉书、写汉字、作汉诗，掀起了一场保卫汉学运动。初由台南发轫，后来扩展至台中、嘉义、高雄、台北、新竹、澎湖、台东、花莲等地。文言诗歌创作是这次汉学运动的主流，各地诗社由此开始纷纷组织起来。台湾现代文学史阶段的文言诗社数目众多，仅据连横的《台湾诗社记》所录，就有66个之多。其中著名的有：台中的栎社(1899)，台南的浪吟诗社(1897)和南社(1906)，台北的咏霓吟社(1905)、瀛社(1910)、星社(1924)，新竹的竹社等。随着诗社的蓬勃发展，文言诗人日益增多。据《台宁击钵吟集》前后二集(1933)载，能诗者达1200余人，《瀛海诗集》(1940)则列出当时稍有名气的诗人469人。继文言诗社之后，文言文社也开始建立，主要有彰化的崇文社(1917)、台中台湾文社(1918)等。配合各地文言诗文社的创立，以刊登文言诗文为主的杂志也应运而生，如《台湾文艺丛志》(1918)、《台湾诗报》(1924)、《台湾诗荟》(1925)、《鲲洋文艺》(1925)等。台湾汉文言诗文社的精神支柱，是自明末以来就在台湾民众心目中拥有崇高地位的“遗民忠义精神”，”而这种“遗民忠义精神”的哲学根源则在儒家所倡导的“仁”和“义”。台湾汉文言诗文社在保存祖国文化传统方面做出了历史贡献。
台湾现代文学史日据阶段的著名汉文言诗人有：林小眉(1893-1940)、张纯甫、林氅云、林幼春、庄太岳、赵云石(1863-1936)、连横、林荆南(著有《芥子楼诗稿》)等。著名的文言诗歌集则有林小眉《东宁草》(1923年)、颜云年《陋园吟集》(1924年)、郑霁光《成趣园诗钞》(1925年)、施梅樵《卷譸阁诗草》(1926年)、郑霁光《山色夕阳楼吟草》(1927年)、黄金川《金川诗草》(1930年)。另外，林钦赐编纂的《瀛州诗集》(1933年)，曾笑云编的《东宁击钵吟前集》(1933年)、《东宁击钵吟后集》(1933年)、赖子清编的《台湾诗醇》(1935年)、黄洪炎编的《瀛海诗集》(1940年)等书，收录了台湾的早期诗作，也都颇堪注意。
张我军等以创作国语(白话)作品而闻名的作家，以及吴浊流等以日语创作为主的作家，也写作文言诗文。张我军在1920年曾在台北的剑楼书房，跟随前清秀才赵一山学习文言诗歌。他的第一首文学作品是文言律诗《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诗曰：“鹭江春水怅横流，故国河山夕照愁。为念成城朝右达，敢同筑室道旁谋。陈书直欲联三岛，铸错何曾恨九州。从此民权能战胜，谁云奢愿竟难酬。”此后又作有文言律诗《咏时事》(1923年)和《席上呈南都(陈逢源)词兄》(1938年)，均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吴浊流童年时代受到汉学修养很高的祖父的家庭教育，青年时代又潜心钻研祖国的古典文言诗词，文言诗歌的造诣颇深。他1938年参加“苗栗诗社”，开始写作汉文言诗词，一直到战后，始终坚持文言诗歌创作，诗作数量达上千首。其诗作的基本主题是咏唱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当然，文言文学也有其言文不一、艰深难懂、脱离时代生活和底层人民的弊病，仅能成为少数人吟哦和交流的工具。由于文言文学与封建制度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日本殖民当局便对岛内文言文人采用怀柔政策，企图利用他们阻挡新思想的传播+推行其愚民政策，这就容易导致文言文学的变质。一些文言文人便由此而堕落，以沽名钓誉、献媚取宠为能事，写出一些卑屈言词。在“皇民化运动”时期，还有一些文言诗人为殖民当局进行“国策宣传”。这些文言文学的弊病和异质，成为文学革命的诱因。
日据时段的台湾现代文言创作，大体上经历了反省、革新思想阶段(1923-1937．6)，坚韧生存、维一线斯文于不坠与无奈彷徨交织的阶段(1937．7-1945．8)。
一、文言诗歌发展脉络
台湾日据时期的汉文言诗歌，上承清末同光体、击壤派诗歌之余绪，下接闽台诗钟之流风，是台湾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日据时段台湾文言诗人的文学活动
台湾文言诗歌的蓬勃发展期是在清代，当时的宦游官员来台，进行结社、联吟的活动，促进了文言诗歌的发展。台湾沦陷后，文言诗人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利用一切机会维系国学的生命力，他们“以诗社的名义派代表去吊丧、贺喜……连袂去为他们视为‘村夫俗子’的田舍翁开‘击钵吟’祝新居落成”，甚至“土地公生”和“请妈祖”等农商人家祈神降福的俗事，也进入了文言诗人的视野。当时，“旧诗仿佛在无声无息间早已溶人了人们的生活中，无论是清风明月、良辰美景的玩赏，或是日常间婚、丧、喜、庆等琐事，总会举办击钵吟唱或征诗的活动以资纪念，否则似乎觉得诸事都不够圆满；而当时不仅男人参与诗社活动，属于女人的诗社也出现了，即连‘女校书’也有多次征诗的记录。”据统计，日据时期汉文学传统诗社的数目超过了370个以上。这些诗社相互之间也有吟咏唱和与往来，如南社诗人赵云石曾在1929年夏作诗《题琳琅山阁唱和集》赠予鸥社女诗人张李德和：“神仙眷属好楼居。读画赓诗乐有余。春暖青囊花靓笔。风流夫婿女相如。”“阁是琳琅人尽玉。风流宾主萃群贤。罗山朗朗诗星炯。万丈文光蔚海天。”
此时期，各地诗社纷出，举不胜数。当时最为著名的四个诗社的诗人活动基本情况如下：
1921年为台中栎社(1902)创立二十周年，林幼春撰《栎社二十年问题名碑记》(1921)，记述栎社的沿革。众社友的诗作则合辑为《栎社第一集》，1924年刊。该诗集收32个诗人的617首各体诗歌。1932年，该社创立三十周年，再刊《栎社第二集》，除录前辈遗作之外，又录入庄遂性、叶荣钟、陈满盈、庄幼岳等新一辈的诗作，该诗集因林献堂描写日本妇女的诗作，与日据当局的文化殖民政策相抵触，被禁止发行。栎社的主要成员及其作品有：赖绍尧及其《悔之诗草》。赖绍尧，字悔之，与林痴仙、林幼春三人，创设台中栎社，1912年，该社创立十年，改订社则，正式就任社长，但不久病逝。1924年，连横创办《台湾诗荟》，搜罗前人遗作，曾将其诗汇辑成集刊出，名为《悔之诗草》。连横也曾经加入栎社，他在1924年所作的《台湾诗社记》中说：“栎社为台中诗人荟萃之所，林痴仙之所倡也。……己酉(清宣统元年)，余居大墩，痴仙邀人社，得与诸君子晋接，以道义、文章相切朋。”1928年，诸社友为已逝的林朝崧(号痴仙，1875-1915)选辑《无闷草堂诗存》付梓。1934年，陈槐庭(陈怀澄)著《吉光集》刊。陈怀澄(1877-1940)，鹿港人，栎社社友，工诗词。1941年，陈满盈辑《海上唱和集》刊。陈满盈即陈虚谷，为栎社后起之秀。栎社坚持民族气节，具有“维系故国文物，继承文化传统”，的理想，与日据当局的文化殖民政策背道而驰。
台南南社(1906)活动以击钵吟为主，一年固定有春秋两次佳会，兴之所至，亦偶有课题或应酬之作。台南的开元寺、固园、吴园等地是南社最常聚会的场所。社友亦常参与社外联吟，尤其与嘉义、高雄、屏东等地诗社的联吟活动最多。1921年至1924年为南社最活跃的阶段，1930年代，南社年轻一辈所组春莺吟社及桐侣吟社兴起，南社逐渐式微。南社社友击钵联吟或课题之作，多刊载于当时的报纸，如《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等。南社主要成员连横的《剑花室诗集》、谢星楼的《省庐遗稿》、陈逢源的《南都诗存》、谢籁轩的《谢籁轩诗集》等个人作品集，都颇富文学价值。另有林珠浦1906年参加南社，1930年著《新撰仄韵声律启蒙》一书。许丙丁少时参加南社、春莺吟社，并为《三六九小报》同人。杨宜绿(18771934)曾与陈瘦云、连雅堂等重振吟诗社，著有．《吸阿芙蓉》等针砭时弊的诗作。
台北瀛社(1909)的核心人物谢汝铨、洪以南、魏清德等有极明显的媚日倾向，其他瀛社诗人也与殖民当局有良好关系，往往接受官方飨老典、扬文会的封赏，并将获赏的欣喜之情，抒写于字里行间，因此被称为“御用文人”。当然，瀛社诗人中亦不乏悲悯百姓疾苦，忧伤家国沦落，具有批判精神的有识之士。谢汝铨于洪以南殁后，被推为该社第二任社长。瀛社的主要成员及其作品有：1935年9月，魏清德撰《满鲜吟草》刊。魏清德为瀛社第三任社长。1935年赖子清辑《台湾诗醇》刊。赖子清，号鹤洲，嘉义人，曾任台湾日日新报社汉文编辑多年。本为嘉社成员，侨居台北后，转入瀛社。倪炳煌，字希昶，号巢睫居土，台北龙山人，瀛社社员，素崇奉孔教，曾于1951年发表诗集《百勿吟集》。林钦赐，台北人，亦为瀛社社友。
彰化应社由彰化诗人于1939年9月28日创立，主要成员有9个，称“应社九子”，指赖和、陈满盈(虚谷)、杨守愚、杨笑侬(杨树德)、吴蘅秋、陈英芳、杨木、杨石华、杨云鹏。应社诗人志同道合，坚持写实传统，记录社会众生相，经常会吟酬唱，交流新思想、传播新观念。透过旧形式来传达新思想，是应社的主要取向。
(二)诗钟(击钵吟)的作用
诗钟又名诗畸、折枝和击钵吟。“击钵吟”诗歌(包括击钵联吟活动中的诗钟、七绝和七律)的创作是一种具有竞技性和趣味性的集体文学活动，“有关于时、体、题、韵的严格规定和“拈题”、“宣唱联句”之类具有游戏趣味的项目。”诗钟的创作活动基本上属于文字游戏，但传人台湾后却在台湾文学史上一再发生重要的影响。台中栎社以击钵吟号召，引导此风靡于全岛，是一种为保存中华文化、韧性抗争殖民当局的无奈之举和明智选择。(<6击钵吟’的游戏形式在集结台湾诗人、迷惑日据当局方面确有相当的优越性，日据前期台湾文学诗社林立、诗人辈出、活动频繁的现象正是在‘击钵吟’的旗帜和幌子下发生的。”游戏之中亦有石破天惊之语。台湾诗人的“击钵吟”在整个日据时期历久不衰，创作中不乏抗日爱国的名句名篇。赖和抄录的《小逸堂击钵吟存稿60记录了1920年代击钵吟诗会的盛况。直到1941年，虚谷在《寄遂性信》里还有庄遂性初试击钵吟的记述，并有虚谷对庄遂性在此次击钵吟会上所作诗作《归燕》与《送春》诗的评点。
(三)日本人的拉拢与干扰
日人为实现怀柔政策而提倡的，以台湾人土为主的活动，其中有一种是将台湾全岛诗人集合起来，由日本官员加以奖励。1921年，“瀛”、“桃”、“竹”三社合办的全岛诗人大会第一回大会在台北孔子庙举行，次日，总督田健次郎邀与会诗人茶叙。1924年4月25日，由瀛社邀请，全岛击钵联吟会于台北“江山楼”举行，总督内田嘉记邀诗人至官邸叙茶。此次会议议定全岛诗人大会由五州轮流每年举行一次。1927年花朝日后两天，“全岛诗人大会”在台北“蓬莱阁”召开，总督上山满之进在东门招待与会诗人，后因资金剩余，谢汝铨(雪渔)在“江山楼”开联吟会，不让后辈诗人参加，造成诗人们的分裂，“淡北”、“聚奎”、“萃英”、“鸥”社另组五社联吟会。而后，全岛诗人大会分别于1928年在高雄，1929年在台南，1930年在台中，1931年在新竹举行。1932年3月，全岛诗人二百多人再次大会于台北。直到1935年以后，《台湾诗报》上仍有“全岛诗人大会”的记录。此活动由日人支持，台湾人土组织，日本官员列席参加。“全岛征诗”也是日据当局收买人心的方法之一。这类活动中产生的作品有《寿星集》、《台疆庆寿录》、《新年言志》等。掌握媒体者拥有发言权，因而，“传播媒体”也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工具。日据时期，殖民政府控制的传播媒体有《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台湾新闻报》与《台湾时报》等，“瀛社”、“星社”的诗作常发表于《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民报》等报刊推动新文学时，《台南新报》等报便成为旧文人反对新文学的基地。
日人提倡汉文言诗歌只是一种统治的手段，是怀柔台湾仕绅的权宜之计。他们提倡征诗、酬答、击钵吟等思想相对浅薄的游戏诗歌种类，目的在于实行愚民政策，汉文言诗歌的文学价值由此遭到扭曲。到了日据末期，殖民当局见其统治日益巩固，便发动“皇民化运动”，强制推行日文、禁止汉文。因此，殖民政府提倡文言诗文，实质目的在于摧毁、扭曲文言诗文的自然生态。
(四)文言诗人与文言诗作
1923年，林景仁著《东宁草》，1924年出版。林景仁，字健人，号小眉，台北人，林尔嘉长子。1924年，颜云年著《陋园吟集》刊。该诗集为日人久保田章在颜云年(1873-1922)逝后为之刊行，、诗作多为五七言律诗绝句，格调清新。颜云年号吟龙，台北人，矿业企业家。1925年，郑虚一著《成趣园诗抄》。书中收1895年至1925年的诗作，有邱菽园、王友竹等为之作序及跋。郑虚一，名秋涵，号锦帆，又号霁光，新竹郑藻亭之曾孙。1927年，郑虚一还曾撰有《山色夕阳楼吟草》。1911——1925年间，许幼渔台北医学校毕业后，在和美从事医务之余，痛感传统文化之式微，积极从事文言诗歌写作，以吟咏为乐，期系国学于不坠。许幼渔(1892-1953)，许剑渔之子，1958年，父子两人诗作曾合为《鸣剑斋遗草》刊出。
陈锡如(1866~1928)，澎湖人，名天赐，号紫髯翁，别号近市居士。自幼好学，胸有大志，是一位爱国志士。1913年，他赴大陆参与二次革命，回台湾后，从事教育工作与文学活动，一生以传播民族精神为己任，曾与蔡汝璧、陈梅峰等人在澎湖创设西瀛吟社。其才学在当时受到台省艺文人士的认可，各地诗文社征诗文时，常邀其担任阅卷词宗。他先后应高雄旗津及苓雅寮之聘，在当地讲学数年，培养了许多人才。陈皆兴、王天赏、徐坤泉等著名人士，蔡旨禅、蔡月华、蔡云锦等女诗人均为其弟子。1920年，他到旗津任教，发现当地没有诗社，于是以其弟子为主要成员，组创了旗津吟社。1922年刊行《高雄旗津吟社征诗集》，1923年又刊行《高雄旗津吟社征诗续集》。1926年，他回到澎湖，将澎湖的男弟子组成小瀛吟社，将女弟子组成莲社，同年他又应弟子陈皆兴之邀，赴苓雅寮开设留鸿轩书房，并主持苓洲吟社。陈锡如的作品颇丰，本散而不集，后来在蔡旨禅等弟子的一再恳请下，于1927年结集出版了《留鸿轩诗文集》。
《留鸿轩诗文集》共分上下两集，上集有陈锡如史论时务、论说议策、辩记檄序等文章115篇，下集为其诗作，有古风、近体、律绝257题，416首，并附蔡旨禅等十二名女弟子的诗作190首。卷首除有其自序外，还有发行人陈考廷(陈皆兴)、弟子蔡旨禅、蔡云锦的序文，书末有蔡月华的跋文。陈锡如重视对女弟子的培养，他在旗津、澎湖、苓雅均有为数可观的女弟子，据《留鸿轩诗文集》末“留鸿轩女弟子闺名列左”的名单，共有女弟子54人。其女弟子蔡旨禅、蔡月华等人后均成为诗坛名家。在台湾文学史上，成规模从事女生诗学教育，而又卓有成就的，陈锡如应属第一。王天赏曾有诗赞曰：“诗书最爱传巾帼，经史还欣勉我曹。”1928年，陈锡如病逝于澎湖。
陈梅峰(1858-1937)，名精华，澎湖人，1882年(光绪八年)壬午秀才。陈梅峰精通经史，尤善诗文，致力于汉文化的传播，曾在故乡沙港开设杏园堂私塾数十年，还曾在厦门及高雄旗后设馆授徒，培养了大量人才，如吴尔聪、陈桂屏、陈文石、陈春林、陈月樵、陈皆兴(前高雄县长)等，《澎湖县志?人物志》说他：“其教学方法，采启发主义，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不遗余力，且对于贫寒学子，均不计束修。”陈梅峰的著作未结集出版，作品大多散轶，留存不多。陈梅峰门下弟子数千人，在台湾有着较高的知名度。
1930年，胡南溟著《浩然集》。胡南溟名殿鹏，字子程，台南人。1931年11月，谢汝铨撰《奎府楼诗草》刊。谢汝铨(1871-1953)字雪渔，前清秀才，日据后，迁台北，人日“国语”学校“国语”部，毕业后，历任日警官练习所台语讲师及台湾日日新报社汉文记者，《奎府楼诗草》辑录其1895年前后诗作。1931年，曾笑云编《东宁击钵吟集》刊。曾笑云名朝枝，台北人，天籁吟社社友，擅长击钵吟诗。该书为搜罗各地击钵吟会的佳作而成，日据时期，击钵吟之盛，由此可窥一斑。李康宁(1909-1968)，字寿卿，福建南靖人，出身于诗书世家，幼时随父迁居宜兰，8岁人“仰南书房”，1931年起从秀才吴荫培读书四年，并人“仰山吟社”。1933年2月，林钦赐编《瀛洲诗集》刊。杯钦赐，台北人，瀛社成员。此诗集辑录了1933年台北瀛社、桃园桃社、新竹竹社举行三社联吟会时的诗作。1923年，王友竹撰《友竹行窝遗稿》刊，此集为王友竹(王松)的后人收其生前未发表的诗作集成，集中有邱菽园序。该书中因透露了王松的对日本的抵制情绪，刊行后不久，遭日当局查禁。1935年9月，魏清德《满鲜吟草》刊。魏清德，字润庵，新竹人，为瀛社第三任社长，曾任台湾日日新报社汉文部编辑。1935年，赖子清辑《台湾诗醇》刊，诗集内含历代名土遗篇及现代诗人佳作。赖子清，号鹤洲，嘉义人，曾任台湾日日新报社汉文编辑，为嘉社成员，侨居台北后，转入瀛社。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吴景祺，归台后，悠游陇亩，专事吟咏，以布衣自处，1925年后出诗集五种，驰名远近，被推为云峰吟社社长，主要著作有《帘青集》、《旧窗吟草》、《啖藻笺》、《两京剩稿》等。苏东岳撰《太虚诗草》。苏东岳(1902-1957)，字云峰，号太虚逸人，台南人，另著有《湾里遗洙》、《小茶根》等，曾学诗于林珠浦，1930年，加入苏友章倡设的浣溪吟社，1931年与陈寿南等创立淡如吟社。苏东岳私淑明太仆少卿沈光文，1937年在沈光文归宿地善化倡设“沈公祭”。
1940年，黄洪炎编印《瀛海诗集》。黄洪炎，字可轩，南投人。曾任台湾新民报社学艺部长，学诗于庄太岳，该诗集辑全台诗人四百余名之古近体诗三千余首而成，由黄纯青、黄水沛作序。1942年，黄拱五撰《拾零集》刊。黄拱五(1877——1949)，名得众，号瘦菊，又号多事老人，台南人，自幼失怙，受教于兄，16岁时，被聘为家塾教师，1906年，加入南社，曾在台南每日新闻社任职，后转台南新报社，与谢石秋等同事。黄拱五为《三六九小报》的积极撰稿者，擅作游戏文章及艳体诗，作有《新町竹枝词》、《古谣词》。他著作颇丰，但诗成即付之一炬，1942年，辑未焚诗文为一集，是为《拾零集》。此集刊印于皇民化运动时期，体现了作者的民族气节，1941-1945年间，还曾撰《寄庐集》，内附《寄庐集自序》一文。1944年，彭镜泉等撰《海珠诗集》刊，书中收录彭镜泉《海珠诗集》，末附叶少青《横山诗集》、刘石鸯《啸谷诗集》。1945年，张善著《说园诗草》。张善，字希舜，号无逸，台北人，医务之余雅好吟咏，并擅书法。该诗集辑录其日据末期的各体诗篇而成。
另外还有：张纯甫撰有《守墨楼诗存》。张纯甫(1888——1941)，名汉，号筑客，又号寄民、老纯，新竹人，少时即博览群书，乙未之役，随父避难福州；其寓与张息六比邻。张息六亦为新竹人，雅好吟咏，张纯甫乃从其学习诗学。张纯甫返台后居台北，1915年，与林湘沅、黄春潮、吴梦周等，初立研社，后改星社，时开雅会，互相唱酬，并刊行《台湾诗报》，弘扬国学。他后在松山、基隆等地任教，以其门生为基础，．设立松社、柏社，“北部击钵吟会之盛，纯甫实有力与焉。”《守墨楼诗存》共四册，分为“竹马草”、“壶中草”、“近游草”、“浮萍草”、“湖海草”、“轮蹄草”、“锻翮草”、“重来草”(一作遗忧草)、“镜海草”(一作“思章归”)、“松籁草”、“北游草”、“燕归草”等十二集，计收古今体诗约二千首。张纯甫另著有“击钵吟集诗”数册，其诗各体俱佳，律诗尤工。黄春潮著有《黄楼诗抄》。黄春潮曾组织星社，并创办《台湾诗报》，鼓吹诗学，此书所辑诗篇，古体占多，不乏佳作。医师詹作舟所作文言诗歌也颇能映射当时社会的诸影像。其咏屈原诗云：“非无机智将身卫，争奈清醒志不降。一曲离骚亡国恨，流为湘水去淙淙。”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总言之，台湾现代文学史日据阶段的文言诗人有四种类型：
1．坚决反抗文化殖民，拒与当局合作者。如洪弃生(1867-1929)和赖和。
2．表面敷衍应对殖民政府，而本质却是坚持抗日。如连横、“台湾文化协会”会员林献堂、林幼春、蔡惠如、王敏川、陈逢源等，以及“栎社”诸社友林痴仙、庄太岳、傅锡祺、林仲衡、赖悔之等。栎社在举行吟诗活动时，经常有日本官员前来参与，栎社成员对他们保持着表面上的礼待。虽然有时也有社员不免吟出有媚日倾向的作品，但是栎社诗集里更多的却是有着强烈抗日意识的诗作。他们善于保护自己，用与日本官吏的交往来为自己的抗日歌吟涂上保护色。“他们较少从事‘平白如话’或‘直赋无隐’的诗作，而比较喜欢使用委婉曲折的讽喻手法”，借此来维系诗社的生命。但是，即使这样，1943年《栎社第二集》也未免于被日本殖民当局全部没收之祸。1923年“治警案件”中，文协中的很多诗人被逮捕入狱，这些诗人在狱中创作了许多“狱中诗”，表达了台湾文化人扑杀不灭的反抗殖民意识。如：“狱官指点到监门，寝具安排日已昏。莫笑书生罹不测，民权振起义堪尊。此地同来数十人，俱怀才略策维新。相逢转恨无言说，只把头颅暗点频。”(王敏川《狱中杂咏》)
3．媚日倾向较强，但是其作品中亦有忧时伤怀、抒发家国之恨者，如台北瀛社中的一些成员。“台湾诗社中与日本官员关系最密切，往来最频繁的，首推台北瀛社。”但收入《瀛州诗集》的郑坤五的《名利热》：“流行热病叹频频，易染难医是缙绅。脑中威风炎炙手，口嘘铜臭气熏人。当时毒发犹伤情，过度焚身便杀身。症状究原虚火起，金疮官瘾有前因。”却对趋炎附势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4．丧失人格，媚日取宠，颠倒黑白者。这一类的诗人极少见，有极个别的存在，但是也不足以称为真正的诗人，其影响亦不大。如刘翠岩在1932年台北全岛诗人联吟大会上的诗作《春寒》：“……愿乞东皇频送暖，莫教冻损到芳丛”语，极尽阿谀奉承、摇尾乞怜之能事。又如皇民化运动时期栗社曾经举办题为“皇民奉公”的击钵吟会，此时，王石鹏担任词宗，而有徐永年作诗云：“大和魂耀日，勇士秉精忠。爱国英雄处，扶桑壮气同。显名看圣战，拼命建奇功。尽在尊臣道，还将沐帝哀。”民族气节全抛于九霄云外矣，为正义者所不齿。
当然，还有些诗人，在殖民当局的压制逼迫下，曾经作过一两首媚日的作品，但是总体上看，还是有民族气节的。
二、文言散文发展脉络
日据时期台湾的文言散文创作与文言诗歌同时发轫，文言散文作家与大多数文言诗人一样，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以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传统文社也与传统诗社一样，勇于承担汉文私塾被禁后的汉文教育的社学功能。
文言散文主要分为两大类，即骈文与散文(按：指不押韵的狭义散文)。骈文源于汉魏，成于六朝。篇章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声调和韵律。因唐代以后骈文语句多为四字、六字句，故也被称为“四六文”。台湾现代作家所作骈文数量不多，但亦有佳作。如施土洁和罗秀蕙分别撰写的两篇《祭江杏郫先生文》，表达了忧国忧民、崇尚正义的思想，文词优美、声情并茂，可谓石破天惊之作。台湾现代文学史阶段，数量较多的文言文是不押韵的散文，主要作家作品有：
王则修1920-1921年间撰《倚竹山房文集》。王则修(1867-1952)，名佛来，号旅中逸老、动化老生，台南人，少学举业，光绪十五年获补廪食饩。1916年人台湾新报社任汉文记者，不久辞职回大目降设帐授徒。1920年，应聘到清水杨家任教职。1925年返乡任教。1928年，集其门下，设立虎溪吟社。1940年，因日据当局禁止私塾教育，隐居家中，直至光复后始复出。《倚竹山房文集》收录当时应彰化崇文社征文之作，有以己名及杨肇嘉兄弟之名应征人选者，其题有：《清水名胜胜记》、《彰化八卦山记》、引日惯取舍论》、《师说》、《论同姓结婚之可否》、《同姓结婚利弊论》、《礼为经国之纪论》、《妇女服装分别论》、《尊重社会制裁挽回风化论》、《倡建修孔庙议》、《中部鹿津开港议》、《笔孽说》、《怜孤恤募议》、《现在台湾经济界救济策》、《崇节俭以裕生计论》、《丑业妇束缚解放论》、《文学兴用论》、《古迹保存议》、《炻贤论》、《促进同化在精神不在形式论》、《谢玄淝水之战论》、《班超使西域论》、《名利异同论》、《恶讦与直说》、《男女同学风纪宜肃服装宜正论》、《旗津吟社续集序》等。王则修的生平活动恰与此时期传统诗文活动的兴衰基本同步。
1923年，蔡青筠撰《戴案纪略》。蔡青筠(1868-1927)，字耕云，号耕耘，彰化人，生于鹿港，著有诗文、杂记、自传等。《戴案纪略》记载清末戴潮春事变，系作者征访耆旧，增补林豪“东瀛纪事”及吴德功“戴案纪略”两书而成，为编年体历史散文。1924年，《寄鹤斋诗话》在《台湾诗荟》杂志上发表，该书本为洪弃生在清光绪年间著。1924年，傅锡祺撰《栎社沿革志略》。傅锡祺(1872-1946)字鹤亭，又字复澄，台中人，1906年加入栎社，1917年接任社长。林献堂著《环球游记》记述欧美见闻，对于当时尚属封闭状态的台湾具有启开民智的巨大作用，虽以文言文写就，但文字浅白，描写生动，内容新进。作品在1927年间《台湾民报》上连载152回，可见其广受欢迎的盛况。1930年，林珠浦撰《新撰仄韵声律启蒙》，由嘉义兰记书局出版。林珠浦名逢春，号兰芳，又号养晦斋主人。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于台湾府治东辕门街(今台南市永福路)。17岁入泮，日据台后，往冈山设帐授徒。南社、酉山诗社成员。1918年任台南长老教神学校汉文教师，1926年遭日教育当局之忌离职。《台湾日日新报》在1930年78月间曾先后刊行张汉《非墨十说》，主要内容有《非墨十说非利说》、《非非命说》、《非非礼说》、《非非儒说》、《非非攻说》、《非兼爱说》等论点。张汉(纯甫)晚年醉心于文史，曾著有《是左十说》，考据精湛，见识高超，颇引人注目。1930年，连横著《台湾俗语解》，发表于《三六九小报》。1931年，连横撰《雅言》，1933年，又撰《台湾语典》。1934年，陈怀澄撰《吉光集》刊。《吉光集》详细介绍各种诗钟体例，为初学诗钟者的入门书籍。陈怀澄，鹿港人，栎社社友，工诗词。1935年9月，谢汝铨撰《诗海慈航》刊。1935年，黄文虎撰《评注灯谜大观》。黄文虎，名朝传，字习之，晚署艺友斋主，台北人，高山文社社友。1940年12月7日，施学习著《白香山之研究》刊行。施学习，号鸠堂，彰化鹿港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人台湾新民报社，该书以中文作于皇民化运动时期，仅其不畏强权的精神即弥足珍贵。
文言文编集方面，彰化崇文社选编有文集《崇文社文集》(一至八卷，1927)、《彰化崇文社贰拾周年纪念诗文集》(1936)、《彰化崇文社贰拾周年纪念诗文续集》(1937)，较有文献价值；1942年，颜良昌辑颜笏山著《梦觉山庄古稀纪念集》；雾峰台湾文社编有《台湾文献丛志》杂志，收录前人与当时的古文作品。
三、文言小说、戏剧等的产生与发展
(一)台湾文言小说发展脉络
台湾文言小说的源头在大陆。早在1916年，嘉义黄茂盛创设的兰记图书部就引介了大批大陆文言通俗小说，其中包括程瞻庐《湖海英雄传》、李涵秋《镜中人影》、石函《品花宝鉴》、天虚我生《泪珠缘》等。连横等办雅堂书局(1927)、张纯甫设“兴汉书局”(1931)等也均在大陆购进大量书籍，其中也包括大陆的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
台湾作家的侦探小说创作，肇始于台北文言文人李逸涛(1876-1921)1910年在《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的《侦探记》、《杀奸奇案》。两篇小说均以侦探办案为主要情节，“间亦展示了现代生活样式、新式科学器具。”其后，魏清德、许宝亭、谢雪渔等文言文人也有侦探小说的创译，如魏清德的《探侦犬》、《赝票》、《齿痕》、《还珠记》、《是谁之过欤》等。其中有许多现代文明书写。此后，多种类的通俗小说形式不断涌现，有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等等。如李逸涛19051911年间的《手足仇》、《南荒奇遇》、《优人报恩》、《恩怨保鉴》、《离恨天》、《海国奇缘》、《健儿歼仇记》等，其中不乏异国风情的描绘；巽轩《孝女白菊》；少潮(李汉如)《双喜》；天演《蓄连生之小影》；1914年10月《台湾日日新报》刊出的《聋哑获贼》，1915年《台湾日日新报》刊出的《铁血王后》、《爱国血》、《爱国之花》、《磨坊主人》’等。此类文言小说在1915年以后数量逐渐增多，如《寄生树》、《借马难》、《雷那德》、《风送每人来》、《失画》等。到1910年代后期，文言小说语言已经产生了白话和欧化文的倾向，这“对于20世纪20年代台湾‘新小说’的兴起，应当具有催化催生作用”。
无知在1923年3月10日《台湾》第四年第三号上发表的寓言小说《神秘的自制岛》，开始具有了现代文的色彩。“自制岛”的神秘处，是岛民脖子上都“带上一具像枷一样的东西”，受到束缚却沾沾自喜，不但“毫无感觉什么痛苦的样子”，反而庆祝“自制有成”，视枷如护身的“法物”，“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宝”，其作用是“第一呢，是使人饥了不想食饭，寒了不想穿衣。第二呢，是使人劳不知疲，辱不知耻。第三呢，是使人不必需要什么新学问，不得感受新思潮。”枷是“祖师”赐的，原来的祖师赐的，“还是木制的，不甚坚牢”，后来的祖师，“道力通天，才把木制的尽变成金属的”。这里的深层隐喻意义是，原来的祖师(清朝)，只教岛民迷信、愚昧的封建旧礼教。后来的祖师(日本)则“经过廿余年的训练”(隐喻日据台湾二十多年)把岛民训练成一群奴隶，带着枷锁还向人炫耀。“自制岛”喻指台湾岛，“自制”则喻指迷信、愚昧及奴隶性。该小说以隐喻、讽刺的手法，刻画了日据统治下一些台湾人的麻木不仁。
此后，又有柳裳君(谢星楼)发表了小说《犬羊祸》。谢星楼颇具民族思想，曾参加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后因林献堂退出，于1923年作《犬羊祸》讽刺他。这虽是误会，但小说却起到了客观的社会批判作用。小说刻画了御用仕绅的丑恶嘴脸，批判其如犬羊畜牲般为虎作伥的奴隶性，以寓言的形式揭示了严肃的社会问题，结构上有“明清章回小说的余绪”。
创刊于1930年9月9日的《三六九小报》，特色之一即为不断地连载文言小说，而且往往是多篇长篇小说一起连载。发表的作品主要有：长篇章回小说《蝶梦痕》，署名恤红生，自1930年9月9日起，刊至1931年2月16日；浚南生所写社会小说《社会镜》，自1931年2月19日至1932年？月26日止，共计连载一百四十九回；郑坤五的小说《大陆英雌》与《社会镜》同一天开始连载。
(二)郑坤五——台湾文言侠义小说、历史小说的先驱
郑坤五(1885-1959)，字友鹤，文言诗人，并以浅近文言写杂文、小说。其生于楠梓，幼时到福建漳浦县就学，毕业于漳浦中学。其父为清朝五品蓝翎武官，其母文学涵养颇深，郑坤五文学武艺皆得家庭熏陶，其后举家返台定居凤山。1920年，郑坤五曾任首任大树庄长(隶属凤山郡)，后因写诗批判日本政府欺压台湾百姓而遭革职。1930年9月9日，他获聘为《三六九小报》顾问，并在该报发表了不少文章。1930年代，台湾话文运动兴起时，他曾提出“乡土文学”的口号，是“台湾话文运动”的主要支持者。1932年1月，他在《南音》第2期发表《就乡土文学说几句话》，表示拥护“乡土文学”写作。该文显示了他兼具国语(白话)和日语写作能力。日据当局对台湾士绅极尽笼络之能事，但郑坤五始终与其保持距离，拒写为其歌功颂德的诗文。郑坤五的作品，多诙谐有趣，具有深刻的人性透视力。
郑坤五文言作品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小说创作方面，他曾以文言写成多部长篇小说，据其后人回忆，其长篇小说，有《鲲岛逸史》、《活地狱》、《爱情的牺牲》及未完成的《大陆英雌》等。《活地狱》描叙了参与日据时期非武装抗日运动的知识分子，被日警逮捕后，遭到严刑拷问的故事，为一篇具有抗日意识的作品。《鲲岛逸史》是以浅近的文言文写成的章回体小说，1944年3月由“南方杂志社”出版。该小说写清乾隆末年迄咸丰年间，山贼海盗在南台湾欺压良民，民间侠客义士起而抗贼惩匪的故事。是集文以载道思想与普及教化功能于一身，并追求引人人胜的戏剧效果的侠义小说。小说采录了丰富的地方史资料，再现了清代台湾民众的生活面貌，因此成为台湾文学史上第一篇以地方史为背景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鲲岛逸史》文体模仿《水浒传》，显示了郑坤五深厚的文言文学修养与扎实的传统文化传承。就语言的运用、武侠情节的叙述、历史故事的演绎等方面而言，郑坤五是台湾具有乡土风格的文言侠义小说、历史小说的先驱。
在戏剧方面，张淑子(男，传统诗文社崇文社成员)1929年在《台湾新闻》发表了独幕短剧《草索记》。同年4月5日，江肖梅(男，戏剧家、民俗学家)也在《台湾新闻》连载了他的独幕剧《病魔》，但是遭到了叶荣钟“对他那篇独幕剧《病魔》抗议一句，声明它绝对不是‘剧’来替‘剧’申个冤枉。”的批评文字。张淑子、江肖梅两人为文反驳，从而形成了一场戏剧问题论战。黄茂笙(1885——1947)则著有《破灭的危机》，“语言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未完全口语化”。
四、文言楹联
楹联也称楹帖，是在建筑中使用的对联。对联也称联语、对子等，是中国特有的民间文学形式，讲究对仗，用于鞭恶扬善，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雅俗共赏、大众化的特点。它源远流长，萌芽于律诗之前，发展于律诗之后，有极强的生命力，鼎盛于诗、词、曲日渐衰落的清代，在台湾日据时期现实生活中仍有较广泛的应用，如园林、庙宇、祠堂、会馆、书院、戏楼等建筑中题写、镌刻的楹联，以及悬挂于室内的书画条幅。但长久以来，楹联被视为边缘文体，处于文学的边缘。
“同文学的关系相当紧密的‘上等之对子’在文学史当有一席之地。”o楹联集中地表现了汉语单音节多意涵的特点，它是古典诗、词、曲的发展，与诗词曲一样具有高度文学性和美学意义，但具有更强的实用性和灵活性。对联实际上与文言诗歌多有共通之处，比如，都讲究传统声律规则(平仄、押韵)、都经常与书画并行等。建筑楹联，作为楹联的一大分支，具有意义深刻蕴藉、教化功能强烈的特点。其种类繁多，可分为胜迹联、园林联、寺庙联、祠堂联等，往往具有独到的纪念意义和艺术效果及重要的史学价值。日据时期创作或者保存的台湾各地著名楹联
如：
指南宫吕祖殿：“屈指神仙谁进士，终南山水属先生。”(李逸涛作)吕祖，即吕洞宾，中国传说中八仙之一，名曲(一作岩)，号纯阳子，相传为唐代人。“进士”指吕洞宾六十四岁“进士科第”。“终南”为道教名山，在今西安市南。传吕洞宾随汉钟离于此山中修道。此联运用了褒扬手法。李逸涛，台湾文社成员，《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专栏《菊部阳秋》的主笔。
昭明寺：“昭示三观真妙谛，明宣一乘最玄机。”三观，佛教名词，指空观、假观、中观。一乘，佛教中所说成佛的教法。
保安宫：公实生于宋代，其活民比富范之仁，救民秉岳韩之义，宜与宋代诸贤并垂不朽。
神固籍乎同安，然俎豆遍十闽之地，生灵周四海之天，自非同安一邑所得而私。(张书绅作)此联写人物生平。联中“公”，指保生大帝，即宋代道医吴本；富范，富弼，范仲淹。岳韩：岳飞，韩世忠。俎豆：祭祀。俎与豆为中国古代祭祀用物。张书绅，清同治年间举人、台湾诗人，曾作《端午竹枝词》。
善导寺：
专念念弥陀，感应道交，顿悟本无心外佛。
反闻闻自性，根尘迥脱，当阳径取髻中珠。
(见善导寺大殿)
了知自性，元明反闻自性
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
(见善导寺观音殿)
樟山寺：“天道人道圣道，谓之大道。”善缘结缘福缘，佛之妙缘。此联集句而成，以佛教术语人联，对仗工整。”
法华寺：“法藏证法门，谁悟了无生灭。华严传华夏，我知自有圆通。”(见大雄宝殿)“华严传华夏”，表明此建筑及其寺庙信仰的中华属性。在经历了世事变迁之后，联文愈加凸显出了其保存群众中华根性记忆的功能。
崇荣堂：“黄子炎刊’，孝友一堂，赫赫矣紫云百姓。宗功祖德，蒸尝万古，巍巍乎佳里宗祠。”此联作者为黄朝琴，即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光复后曾任台湾省议会议长。联中所谓“黄子炎孙”，意指黄姓为陆终的后代，而陆终则是黄帝之孙颛顼帝高阳的曾孙吴回的儿子，封于黄，以国为氏。联文上下古今，包罗万象，令人缅怀瞻仰。
龙泉寺：“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见大殿弥勒佛座)此联寓含哲理意趣，但此前已在大陆流传颇广，故为仿制于祖国之作。
宝觉寺：“宝山遍种菩提树，觉苑常开智慧花。”(见大雄宝殿)
“大肚包容，了却人间多少事
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见弥勒像)
宝觉寺位于台中市东北，1928年福建良达法师所建，祀释迦牟尼。由此可看出，大陆佛教对于日据时期台湾的影响，并未断绝。
荐公祠：“荐及四时，春秋永富。祠原一本，祖考来临。”此联作者施士洁，为清末进士，台湾著名近现代诗人。
莱园：“自题五柳先生传，任指孤山处士家。”(见园门，林幼春作)此联为园林联，自然天成，赏心悦目。
武功堂：“文重八家，名标三杰。节持汉使，勋画凌烟。”此联上联褒赞宋代“苏门三学士”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他们均位居唐宋八大散文家行列。而下联则标榜出使匈奴矢志不移的汉朝使臣苏武。此联写于日据时期，寓意深远。
宗圣公祠：“宗传内无双学士，圣教中第一名贤。”宗圣公，即曾子(公元前505——公元前436)，春秋末鲁国人，名参，孔子的弟子。此联颂孔子门生，旁及弘扬儒学。另有一联：
“远近亦是宗亲，须知忠恕同源，万派怀恩如拱北
今古俱蒙圣德，惟愿云扔一致，千秋俎豆耀屏东”
慈裕宫：“带水湄州，航原一苇。瓣香海国，浪息千层。”此联咏历史变迁。“带水”一词，意为水道狭窄如带，极言湄洲与台湾之邻近。“一苇”，比喻距离近。“瓣香”，形似瓜瓣的香，礼佛用，表示对于妈祖的敬仰。
泉郊会馆：“泽远八郊，声扬港深。术驱二竖，德惠孤贫。”此联作者谢东闵，字术生，台湾彰化县人。泉郊会馆另有一联：“德泽济民生，鹿水永通泉水。神灵钟海国，瀛洲大类湄州。”此联中“泉”，指福建泉州。“鹿水永通泉水”比喻鹿港人与泉州人的文化血缘之息息相通。并叙地理沿革。
孔庙：“育正义，克三分，关怀汉室，圣灵配乾坤而不泯。化奸伪，图一统，公功灸刘，帝范并日月以长存。”(见后殿化育堂)此联一语双关，为谐讽之作，有感而发，具有隐喻意涵。
林氏墓园：“风雨一亭身后事，云山终古墓中人。”(见墓碑亭)此联抒情写景，超然世外。
克明宫：“千古英名垂宇宙，一生忠义满乾坤。”此联显示了源自大陆的关羽信仰。
台湾楹联的民俗性和历史感较强。很多楹联反映了台湾民众在日据时期仍然进行的各种传统民间信仰活动，如祭祀妈祖等各种神祗。而许多寺庙宗祠祭祀的神位、祖先，多来自大陆，特别是从福建漳州、泉州以及广东沿海“分神而来”者居多，诸如开漳圣王、三山国王等等，明显地表现出台湾和大陆的历史渊源。这种不可分割的社会历史文化血缘，为台湾同胞寻根问祖、保存历史记忆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成为两岸文化血脉的思想文化基础和集体心理积淀。当然，台湾名胜楹联以寺庙联居多，祠堂联次之，名人纪念地的联较少，这使得台湾楹联“艺术性不能不受到影响”。台湾楹联运用谐讽手法的相当多。这也是日据时期台湾民众为避统治者锋芒，而采取的文化隐喻的韧性抗争策略之一。但是，谐讽联的普遍使用，虽能起到“隐义以藏用’，的技巧作用，有时也产生了为谐讽而害义的缺陷。
第二节赖和、陈虚谷、杨守愚等人的文言创作
一、赖和
赖和(1894．4．25-1943．1．31)，彰化人，原名赖河，笔名懒云、甫三、走街先、安都生、灰等。十岁时人小逸堂从黄倬其学习文言诗文，接受了良好的传统中华文化教育。1909年入台北医学校，1914年毕业后至嘉义实习，行医间隙，从事文学创作。因不满日人的差别待遇，愤而离开。1917年返彰化开设“赖和医院”，逐步形成了民主、平等的理念。1918年2月前往厦门鼓浪屿的博爱医院任职，游历同安、泉州等闽南各地，访问郑成功的故乡，在祖国新思潮的刺激下，产生了爱国忧民的思想。1919年7月返台，继续开业行医。他不畏强权、关爱底层民众，常为穷人免费看病，威望极高，甚至被百姓神化为扶危济困的活神仙。1921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赖和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当选为理事，并逐渐认识到：“只有为大众服务，才是正当的事业、光荣的事业”，开始积极投入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政治运动。赖和的抗争引起了殖民当局的不快，先后两次将其逮捕入狱。1923年12月16日因“治警事件”第一次入狱，次年1月出狱，此次遭遇益发坚定了他的抗日意识。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后，他参加了“民众党”。1929年2月，他与陈虚谷、杨笑侬等人成立“流连思索俱乐部”，此为“应社”的前身。1941年再度入狱约十五日，备受折磨，在狱中撰有《狱中日记》并有多首《狱中诗》，出狱就医时，因心脏病过世。
赖和的国语(白话)文学成就众所周知，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但其文言文学成就也不可小觑。他一生创作了一千多首汉文言诗歌，是应社的主要成员，其文言文学同其国语(白话)文学创作一样，富有斗争精神和正义感。
(一)旧形式呈现的新思想
赖和的文言诗歌不乏新思想的表现，主要内容有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怒，以及对殖民统治政策的不满。
赖和曾有诗云：“世间久已无公理，民众焉能倡利权。自愧虚生已卅载，空随牛马受鞍鞭。”(《元日小集各赋书怀一首不拘韵体》，1923)表达了自己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1923年12月赖和因“治警事件”入狱两个月。但他没有屈服，从台中转至台北监狱时，有诗写道：“功唯疑重罪为轻，敕法何曾喜得情？今日侧身撄乳虎，模糊身世始分明。”(《系台北监狱》五之一，1923)指出，由此事件，他真正了悟了自己的被殖民身份。日本所谓的“法”，根本缺乏其公正性。1923年，他的四首《书愤》诗，强烈地表达了心中的不满，其中两首云；
一身毁与谤相兼，且避瓜田自远嫌。无识可怜民暗弱，恃权久失法尊严。非罪罪犹罹公冶，杀人人竞信曾参。料应此事难忘了，留作他年酒后谈。(四之二)
淤塞沟渠积水腐，人间何意唱尊古。利名一世丧贪夫，仁义千秋误尼父。老而不死是为贼，犊甫能行岂怕虎。纵然血膏横暴吻，胜似长年鞭策苦。(四之三)
1923年的《戏作》表达了社会主义思想：“社会原须共担负，个人食力最应该。四民虽说无差等，也觉为官顶不才。”1924年《人生》表现了无政府主义色彩：“日作四小时，人类饱暖矣。乃有怠惰者，强人以义务。豪奢不及物，取掠遂其富……欲遂生之乐，必自无官始。”他在给陈虚谷诗里说：“同是世间一分子，肯教辜负有为身。生来职责居先觉，忍把艰难付后人？”(《送虚谷之大陆》，1923)因为不忍把艰难留给后人，所以必须通过实际参与政治社会运动来实现理想。他在《饮酒》(1924年)诗中写道；“世间万事皆萦心，悲哀欢乐递相侵。生者劳劳死寂灭，豪门酒肉贫民血。愚民处苦久遂忘，纷纷触眼皆堪伤。仰视俯蓄两不足，沦作马牛膺奇辱。我生不幸为俘囚，岂关种族他人优？弱肉久已恣强食，致使两间平等失。正义由来本可凭，乾坤旋转愧未能。眼前救死无长策，悲歌欲把头颅掷。头颅换得自由身，始是人间一个人。平生此外无他愿，且自添衣更加饭。天道还形会有时，留取双睛一看之。”诗中指出，面对殖民统治与阶级压迫的“两间”不平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生命、以行动追求失去的平等、正义和自由。因此，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台湾知识分子，必须全身心投入实际行动，展开现实关怀和社会批判。
《定寨》诗就表现了作为被殖民者的痛苦和悲哀：“山河历历新，世代悠悠易。先民流血处，千载土犹赤。苍茫俯仰间，禾油漫阡陌。天地自闲旷，世间何破仄？欲作天地游，共谁借羽翼。坠地生为人，悲伤多惶惑。前途障碍地，努力披荆棘。”(1924)揭示了殖民者的残酷压制所造成的民众苦难。1924年所写的《吾民》诗：“剥尽膏脂更摘心，身虽苦痛敢呻吟？忍饥粜米干完税，负病惊寒尚典衾。”控诉了日据当局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罪恶行径。日据时期施行的警察制度，使得台湾民众无时不处在殖民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中。一些由台湾人所担任的“巡查补”，也狐假虎威，欺压自己同胞。《偶成》诗(1924)便嘲讽批判了这类欺压百姓、邀功请赏的“三脚仔”：“一自扬名后，非同草野身。用刑还及母，执法竟无亲。时日亡及汝，威风代有人。清如风过袖，到底不忧贫。／饱饭闲寻事，贪功每陷人。心同鹰隼鸷，性比犬羊驯。以我同胞血，沽他异样恩。不知民可贵，但畏长官尊。”此诗原题《补大人》，直接揭露了轻贱台民、逢迎日吏者的嘴脸。1927年他更以小说的方式写成同题的《补大人》，更深刻地刻画了巡查补的形象。1925年3月，赖和惊悉孙中山先生逝世，为其写挽联道：“中华革命虽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统雄心伤未达；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泉遗恨定难消。”表达了对中华一统的渴望和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与哀悼之情。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妄图实现其扩张疆土的野心。赖和《日本军》诗运用反讽手法对充当炮灰的日本青年表示了人道主义关怀。1941年12月，赖和再次入狱，作“狱中诗”《只因》云：“只因不说话，又再被拘留。口舌生来短，心胸满是愁。临机无应变，贻误欲谁尤。不耐为囚苦，何日得自由？”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和内心的悲愤。
综观赖和文言作品，他一方面歌颂自由、民主、平等；一方面则批判民族及阶级压迫、落后思想、堕落行为等黑暗面，抗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思想贯串始终。
(——)赖和文言诗的艺术特色
赖和文言诗有如下写作特色：
1．隐喻手法的运用。如1924年所作《读太戈尔诗集窃其微意以成数首明火执仗之盗人固不奈他何》四首中第三首：“被侮辱人胜利基，殷勤历史等为书。群星曾被流萤笑，宇宙终生小犬疑。工作自知多野质，文章亦愧本空虚。宵来犹有明灯在，失落斜阳不用愁。”借泰戈尔的诗意抒发了殖民者必败的信念。另如《文天祥》：“江山半壁眼中亡，胡马南来石莫当。不忍衣冠沦异族，散将声妓事勤王。空坑军败心逾奋，柴市人来血尚香。天地至今留正气，浩然千古见文章。”怀古思今，隐喻深刻，传达了民众追求平等人权的呼声。
2．强烈的大众化倾向和民间战斗精神。《十日春霖》诗云：“心情俗化久无诗，坠落虽深却不悲。要向民间亲走去，街头日作走方医。”表达了抛弃知识分子的傲气，走向“大众化”的意愿。因此，他尝试从民间歌谣吸收新经验，以接近口语的方式传达民众心声。其文言诗歌有的直接借用竹枝词的形式，如《新竹枝词》、《北港竹枝》、《实习竹枝词》；有的则以俗语语调、民间方言人诗，如《西北雨》、《我心恻》、《农民叹》均标注以“土俗音”念诵，希望通过民间原生态的文学样式，说出民众的真实感受。另外如《新乐府》(1930)、《农民谣》(1931)、《相思歌》(1932)、《呆囝子》(1935)等，均模仿民歌形式，采用以方言人诗的方式，生动逼真地反映了底层民众的生活。如《新乐府》五首中的两首：
米粟(米谷)粜无价，青采有歹卖价(难卖)。饲猪了(亏)本钱，鸡鸭少人买。赚钱(谋生)非快活(容易)，种作总艰计。官厅督促紧，纳税又借债。(之一)
街头有小贩，赚钱真可怜。一见警察官，奔走各纷然。行商如做贼，拿着(抓到)便要罚。小可讲情理，手括再脚踏。(之二)
1923年《哀闻卖油炸桧的》亦为大众化题材。“油炸桧”在台湾是常见的早餐食物，清晨叫卖声也每日可闻。诗歌以清晨卖油炸桧的小儿为关怀对象，揭露了日本警察滥施刑罚的罪恶。作于1924年1月“治警事件”出狱后的《出狱归家》一诗，则表现了乐观的战斗精神：“莽莽乾坤举目非，此身拼与世相违。谁知到处人争看，反似沙场战胜归。”
3．新思想观念与旧文学形式的兼容并蓄。赖和“自如地游走在新、旧文学两个领域中”，他常常会用新、旧不同的文体，表现同一个主题。如《补大人》分别用了文言诗与国语(白话)小说来表现；《送虚谷之大陆》也同样有国语(白话)、文言诗歌两种作品；此外还有题为《哀闻卖油炸桧的》的文言诗及《不幸之卖油炸桧的》的白话小说。他的诗歌有时题目是国语(白话)，内容却以文言写作，如《死了的志煜儿》(1918)、《月琴的走唱》(1924)、《月夜的街路》(1924)。有时，诗歌全篇以文言写成，序文却为国语(白话)文。更为有趣的是，他1921年为文言诗社南社写的十五周年贺诗，却是国语(白话)诗。
二、陈虚谷
陈虚谷(1896．6．10-1965．9．25)，原名陈满盈，号一村，笔名依菊、醉芬，彰化人，栎社社友。少年时代，曾就读于汉书塾，接受文言文学的训练，具有扎实的中文基础。青年时代赴日留学，毕业于明治大学，其间，深受新思潮影响。1920年后参加台湾文化协会。1924年至1925年间，他曾到大陆考察学习半年，曾与谢清廉、许乃昌、甘文芳、张我军等人，参加上海青年会组织的台湾人大会，反对日本殖民当局拘禁台湾议会请愿者60余人的暴行，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写成决议与旨趣书，向日本政府发出严正声明。返台后，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与陈炘、林茂生、蔡式谷、蔡培火、陈逢源、林幼春等同为文协讲习会讲师，主讲《孝}、《结婚问题》等专题。他是《台湾民报》的重要撰稿人之一。1932年，《台湾新民报}创刊，他与林攀龙、赖和、谢星楼为编辑局客员，负责文艺部。他与赖和志同道合，交往甚密，曾与其共创“流连思索俱乐部”与“应社”。陈虚谷认为文言诗歌是他最主要的文学成就，曾说：“我日后若能于生活史上留个小小的纪念的价值，便是诗。我平生最得意的有二事：一是演说，一是诗。”诗作包含批判当局、与文友酬酢、描写田野生活、刻画山水风光等题材。
虚谷著有文言诗六百余首，其中绝句占四百余首，且颇获好评。他做诗注重运用白描手法，以口语、俗语入诗，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他崇尚性灵，主张诗情的自然流淌，追求纯真自由的意境。他学诗的原则为多读前人诗。他曾说：“你多读、精读之道，不患无门径可人。六一居士说：‘多读、多作、多商量’正是此意。王安石说，杜甫诗何以会那么好呢？那就是他自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学诗的根源，主要是魏晋唐宋朝的中国古典诗词：“李、杜、韩、苏断不可不读；王维、韦应物、陶渊明、谢跳亦不可不读。”他的审美标准是以写实手法反映人生实况，且以“白描”、“明白如话”为诉求。所以他认为，“四灵、后山、清、明、元之诗，且不要读，抛全力专攻李杜、陆苏、王维、孟浩然最为得策。”
由于对杜诗的推崇，陈虚谷作有多首仿杜诗风格的社会写实诗，书写百姓的伤痛。如日据当局以强制的手段没收农民土地，又罔顾农事繁忙，强征壮丁兴建铁路，虚谷因此有《纵贯铁路》两首，直指殖民者施政之残虐：
基隆直造到屏东，那管农家事正忙。土地没收还不足，荷锄更作无钱工。(其一)
抛却收冬造路来，农民个个哭声哀。强权抵抗无能力，但愿天无风雨来。(其二)
此外如《相命师》一首，1940年写于东京，是虚谷较得意的作品之一：
路有相命师，吉凶能先知。滔滔肆雄辩，少妇争趋之。良人事远征，未知死与生。何时得凯旋，请为一说明。谁知相命师，欲语又迟疑。相对但茫然，咨嗟无已时。少妇意惨伤，呜咽断人肠。行矣长叹息，纷纷泪沾巾。来问观世音，依然自默默。求得一签诗，诗意费解释。欲从夫婿去，路远不可得。仰首望青天，青天碧一色。
对于那些因为执政者穷兵黩武，致使夫妻离散的无辜日本百姓，陈虚谷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表达了他的不忍之情。
由于诗学根源于李、杜、王、孟、白、苏、陆，因此陈虚谷的诗作颇有唐宋风味。如1930年有《感怀》十首发表于《台湾新民报》三三三号，并向林幼春求教，林幼春评曰：“君年来致力于新诗，汉诗殊罕作，今复寄此十绝，如对床夜话，读之可知其深于白陆北也。”
1939年至1941年，他再度寓居东京，期间创作水平有明显提高，诗歌数量也明显增多。此时作《偶成》诗：“春来人欢乐，春去人寂寞。来去无人知，但见花开落。”这是虚谷一生极得意的佳作，在其过世后，曾由其家人将这首诗镌刻于墓碑背面。此诗充分地表现了其诗歌的美学特质，及其对生命的感知。
林幼春对虚谷的影响很大，他不仅是虚谷的诗作指导老师，其生命人格更是虚谷乃至当时有志青年景仰的对象。1939年林幼春过世后，虚谷在日本惊听噩耗，先后作《哭幼春先生》八首、《冒雨谒老秋先生墓》、《献璋归自日本谒老秋师墓顺道过访喜而有作》等诗，表达对恩师的无限感念，备见师徒深情。
陈虚谷也擅长击钵吟诗。如虚谷在《寄遂性信》里有虚谷对庄遂性在1941年的一次击钵吟会上所作诗作《归燕》与《送春》诗的评点。
(二)陈虚谷文言诗歌的特色
影响虚谷文言诗歌创作的有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谢灵运、谢脁、李白、杜甫、王维、韦应物、苏轼、陆游等，同时他也接受了大陆新文学作家郭沫若、康白情、田汉、林语堂；日本的厨川白村、生田春月，以及西方的歌德、莫泊桑、海涅、拜伦、华滋华斯、惠特曼等的影响。由此，虚谷的古典诗呈现以下几种特色：
1．介入现实的鲜明批判性和革新精神。
包括殖民统治者的残暴统治、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观念、趋炎附势的丑行等社会黑暗现实都是陈虚谷文言诗歌的批判对象。如《内田总督撤职有感》两首(按：讽刺1923年治警事件后被撤职的内田嘉吉。约写于1924年初)，是针对以高压手段统治台湾人的日本长官内山嘉吉去职时而写，用字极浅白，讽刺意味强烈，充分表现出陈虚谷耿直刚正的性格。对苛酷虐民的执政者提出批评，在强调以白描手法，表达真挚情怀的陈虚谷笔下，于是出现这样的作品。同样直接而激烈地批评执政者的作品，尚有陈虚谷最为人称道的《警察》诗：
凌虐吾民此蠢材，寇仇相视合应该。儿童遥见皆惊走，高喊前头日本来。
对照虚谷的小说《他发财了》、《无处申冤》、《放炮》，他对日本警察的批判精神，其实是相一致的，充分表现出不畏强权的勇气，在日治时期的台湾文坛实属难得。
虚谷还批评了封建礼教，如《近感诗》：“不知时世已推移，妄想功名继圣贤。礼教已经流毒甚，文明犹诩四十年。”由于对封建礼教的反感，身为地主阶层的陈虚谷不仅无骄矜习气，反而能以细腻的心灵关怀农民的疾苦：
楼头高坐看春耕，恰是霏霏雨乍晴。自觉心中增愧恨，毫无补益及苍生。(《感怀》之六)
他同样在诗作中推许争取民权的革命斗士：
犹记当年上演台，滔滔雄辩杂诙谐。可怜数载抛心血，争得民权几许来。(《呈肇嘉》)
2．我手写我口。
陈逸雄曾说：“父亲旧诗的一个特色就是‘白’……他的诗中处处可以看到日常用语，大都平明而易懂，”这种特色不仅上承杜甫、元白，乃至与晚清黄遵宪所倡“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以及民初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学精神是相一致的。虚谷诗在平白的语句中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和隽永的情趣。《内田总督撤职有感》、《警察》诗，以几近口语的诗句针砭时弊。1940年所写的《偶成》诗：“叶落萧萧卷地来，北风吹过雁声哀。太阳却亦寒酸甚，无力支撑云雾开。”表达了对“太阳国”——日本的讽刺之意，与他小说《荣归》最末的“落日”意象可遥相呼应，以平白语句和曲折笔法表达对执政者的批判。《春柳》诗“杨柳垂丝万万条，含烟带露不胜娇。看他一识东风面，便失矜持自动摇。”对谄求权贵、媚日求荣者毫不保留地予以批评，与其小说《荣归》中对王家父子的讽刺异曲同工。由此可见，虚谷的旧文学骨子里其实贯串着新文学的抵抗与批判精神，只不过是以更精简、含蓄的方式来表达而已。
除了讽刺时政，虚谷亦喜以“白描”手法表达内心世界。如《观日人祝战胜有感》诗，以弃地遗民的心情，写殖民国战胜自己祖国时的痛苦心情：“捷报频传奏凯歌，三呼万岁震山河。前朝父老今犹在，不信无人掩涕过。”作品虽平白如话，却能在平淡中表现隽永的韵味，在浅白中蕴含深刻的道理。不流于陈腔滥调，矫揉造作。
3．着重形式但不拘泥于形式。
他的文言诗歌以内容为重，格律是为内容服务的。如《送别》：“三年滞异域，两度见君来。此情良足慰，但恨不同回”；《学书》：“学书窗下兴偏长，时有微风送午凉。片片飞花落砚上，写入吟笺字亦香。”均不受形式的拘束，可见虚谷已将新思想注入其文言诗歌。
三、杨守愚
杨守愚与赖和为文言诗社“应社”社友，相交至深。杨守愚的汉学老师郭克明是无政府主义者，受其影响，杨守愚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杨守愚创作数量极多，颇能够表现他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批判。据台湾学者施懿琳统计，目前所能看到的杨守愚作品有：小说47篇、戏剧1篇、随笔3篇、新诗52首、古典诗210多首。
其文言诗作主要有：《农村什咏》(1935年)、《戏笔》(约1931年)、《感事漫咏》四首(1937年)、《应社创立小集赋呈在座诸公》(1939年)、《祝栎社四十周年纪念》二首(1941年)、《东亚大战中次笑侬偶成韵》(1941年)、《秋怀》(1941年)、《雪峰同社将移居和美赋此奉赠》(约1941年)、《应社三周年纪念感作次韵笑侬》(1942年)、《挽懒云社兄》四首(1943年)、《大暑小集笑侬双侬阁见壁间应社写真追怀故友懒云并以志慨》(1943年)、《病中追忆亡友懒云》(1943年)、《无聊之余追忆懒云并怀云鹏石华》(1943年)、《中秋观月之会相继十有二年今以懒云逝世会亦中断月圆人缺能无孤独感因成是作》(1943年)、《中秋前两夜闲步偶作》(约1943年)、《声社创立三周年纪念赋祝》(1943年)、《追怀》(约1943年)；《暮秋遣兴》(1943年)、《莱园雅集》(1943年)、《应社大暑雅集》(1943年)、《大暑雅集吟兴未尽续成一律》(1943年)等。
1937年4月，日本当局废报章杂志汉文栏，杨守愚只好停止了国语(白话)小说与诗歌的创作，再度转回他原先稔熟的旧诗领域。杨守愚文言诗作品就目前所见有210余首。由于文言诗歌形式对创作内容的制约，再加上日本统治当局在1937年的高压，杨守愚文言诗的写作对象范围不及国语(白话)文学广，较少涉及底层农工，而是较多着笔呈现知识阶层的生活面相及内心世界。写于1937年6月的《感事漫咏》四首，即从负面的角度批评当时未能坚持理想，反而忝颜媚日的御用文人：“谁说男儿热血多，五分钟后便消磨。美人关与黄金窟，几个能从此里过。忍将大局殉私情，双手瞒天信可惊。道是良心犹未泯，竟抛正义供牺牲。莫道文章不值钱，世风今已异从前。欲高身价原容易，学写歌功颂德篇。如云变幻慨人心，往事思量悔恨深。一自得来新教训，听言观行始于今。”
此外，杨守愚也有为数不少的作品，是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台湾知识阶层的内心感受，比如1923年至1937年担任塾师时所写的《戏笔》诗，内有“授徒只为消闲计，早课无多六七人”句，蕴藏了1930年代关怀汉文化的知识分子相当深的无奈和感伤。日据晚期，杨守愚有诗刻画物质生活的困窘：
日拥书城坐，浑如避世人。懒嫌酬应杂，病觉故交亲。有酒难成醉，无肴恰称贫。春风期不远，勉保岁寒深。(《漫兴》)
日据晚期台湾知识人所受的精神折磨，亦不亚于物质贫乏的痛苦。杨守愚有《感怀》诗，将中年失志的心情刻画得相当深刻：
人到中年感慨多，雄图壮志付消磨。生涯愧我终如蛀，坐听萧萧鬓渐皤。(之一)
从杨守愚的写作成果来看，1937年4月日本禁汉文栏之前，他的国语(白话)文学创作数量一直相当多。创作中心转移到文言文学之初，杨守愚其实还对文学充满了期待，1939年与赖和、陈虚谷、杨笑侬等人组织文言诗社“应社”时，杨守愚有《应社小集赋成在座诸公》，写出了与志同道合者谈诗论文的快慰。但是，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殖民当局加强了对作家写作内容的干涉，乃至有“皇民文学”的产生。面对这样的文化困境，杨守愚的心情极端压抑，苦痛郁闷显露于字里行间：“局处非常敢苟安，苍生霖雨叹才难。更无射虎雄心在，空有忧时血泪残。／／花事潜从杯里老，山容愁向月中看。乱离此日交游少，相对宁辞竟夕欢。”(1941年《东亚大战中次笑侬偶成韵》)
不做迎合时局的作品，将为执政者所不容。但是，“诗非得意吟何必，醒既无聊醉亦同”(1943年《莱园雅集》)、“穷达之间能委命，性情之外讳言诗”(1943年《追怀》)，表明他不愿做这样的妥协。他持守自己的文学创作理想，不为文造情、勉力而为，他追求表现出自内心的感受和真实的性情。
杨守愚也作了一些表达对女性地位的尊重和希望她们起而争取女权的诗作。如《告生女者》诗云：
世事原来有变迁，休将弄瓦怨苍天。不看欧荚文明国，反薄男权重女权。
《哭世妹碧云女士》诗则是纪念一位进步女性的：
一灯凄绝雨余天，紫玉无端忽化烟。应是女权蹂躏甚，不甘牛马度花年……肠断招魂莫返魂，一杯黄土泪痕新。从今女界求平等，提倡应怨少一人。
四、周定山
周定山(18981975)，本名火树，字克亚，号一吼，又号公望、銕魂、化民、悔名生。鹿港人，积极参与日据时代中文新文学运动，多次赴大陆担任报纸编辑、中学教员等职务。小说有《老成党》、《旋风》、《乳母》等，随笔有《一吼居谭屑》等，《南音》杂志同仁。周定山赴台祖先，世代务农，至祖父荣奎公(来台第六代)时，始改习商，家境尚称小康。后，其祖父于42岁时早逝，家道中落。
周定山童年时候，家境十分贫寒。这种早年的痛苦经验，形塑了周定山疾恶如仇、关怀和同情底层人民的性格。1908年周定山人公学校就读，课后则至私塾学习汉文。因思想独特，别具见解，屡屡得罪塾师而遭怒斥。1924周定山因广博深厚的学问，被花坛李家聘为教师，从此弃商就儒，此举成为生命重要转捩点。1925年正月他首次前往中国大陆，担任漳州中瀛协会兼《漳州日报》编辑等职务；五卅惨案后归台。1934年任《台中新报》编辑，1935年任《东亚新报》汉文编辑。1938年5月到上海任职，是他第四次前往大陆。第二、三次事件及详细活动内容不可考。周定山是台湾文化协会成员，与赖和、叶荣钟、庄遂性等新文化者有深厚的交谊。
周定山将第一次及第四次前往大陆所写的文言诗，分别集为《大陆吟草》及《倥偬吟草》，而又与其他日据时期的作品全部纳入《一吼劫前集》。
《大陆吟草》是周定山于1925年，在中国内地半载所写的诗稿。他在序文中说：“综以舟发基隆至归舟，都百六十二首，存七十一首，永志鸿爪也。”1925年，固定山前往大陆担任福建《漳州日报》编辑。临行前，周定山作《将之大陆感赋并留别诸亲友》：
鹬蚌坚持感喟深，中原人物久消沉。离家书每缄愁寄，作客诗还带泪吟。
短剑锘侵银炬影，繁霜寒袭铁衣襟。世途艰险文章贱，荡气回肠转不禁。
热肠和泪写余哀，护树残枝忍弃材。民正避兵官走贼，天方悔祸国需材。
钓鳌自把竿磨铁，种菜人疑箸掷雷。锦绣河山锋镝里，伤心红尽劫羊灰。
周定山到漳州任职后，曾到过黄山、浦南、厦门、白鹿洞、潮州、汕头、广州，还前往广西、云南观察当地瑶族的生活概况，而后到上海。到1925年“五卅惨案”后，他离开大陆，返回台湾。周定山此次大陆之行，所作诗歌，内容有：
1．批判军阀。如《游黄花岗归寓感作》，有“逐鹿中原皆鼠雀，杀人盈野是英雄”句。《旅邸惊梦》、《兵燹之余疮痍遍地怆然有作》等。广东革命军东伐陈炯明之役，有《东江惨战》三首：
难民填路哭声号，血额村媪眼泪淘。大妇奔江儿被拉，残躯夜负此孙逃。(其一)
满地疮痍血溅沙，危楼倾圮夕阳斜。裂衣扎胁军横卧，奋臂犹能强奏笳。(其二)
飞鹅岭下血痕腥，巨壑吞尸半废兵。闻道月薪才七两，便将生命去牺牲。(其三)
2．忧心外患。如《外患频仍阋墙弗息思及先烈怅然泪下卒成六章寄慨云尔》、《广西述怀》、《阅报》、《咏樟脑》、《重游粤东访佩英女杰》、《羊城旅次》、《粤东沈奎阁志士惠诗依韵奉答》、《黄花岗吊七十二烈土》、《鼓浪屿旅夜》、《五卅惨案书怆》(十三首五绝诗)。其中《五卅惨案书怆》第十三首云：
痛煞东倭种祸根，匹夫有责我何存？袖归国辱玄黄血，诉向同胞未死魂。
其中国身份之认同立场鲜明。
3．讽刺权贵，同情弱者。如《戏笔》诗云：“吸尽民膏富，奚如乞丐荣。”《邕宁驿》一诗讽刺省督携家眷乘车时的排场。《酒馆书见》抨击“香茗沾唇轻百两，丐童号饿一文悭”的富豪。
4．同情、支持劳动者的政治观点。如《共朱女杰佩英坐语》诗“自署头衔劳动者，畏闻人竟唤先生”。而《外患频仍阋墙弗息思及先烈怅然泪下卒成六章寄慨云尔》中的两首诗，立场更为鲜明：
日把枪弹血铸钱，生无廉耻况人权；贫穷铁索今犹昔，忍使工农跪富前？(其一)
剥尽劳农诩健儿，如狼军阀更横施；铲除世间强权者，方是生平痛快时。(其二)
1938年5月，周定山前往上海任职。此时上海部分地方已沦陷，其他成为“孤岛”。同年7月返台。此时期诗作收于《倥偬吟草》，共54首。其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书写自己的身份认同的尴尬、无奈与悲愤，以及紧张恐怖的心情。如《舟中度夜》：“卧吟风雨觉更长，水溅危栏夜莽苍。巨吼波涛喧铁马，紧张心已在沙场。”另如《寓次书怆》“纳凉耻傍无根草，耐冷欣开晚节花”的持守；《生公石》“莫信生公能说法，我来全不学低头”的坚毅……
2．描写战争的残酷场面。如《过吴淞》：“至今呜咽吴淞水，犹有当年战血腥。”《沪宁道上》：“驿站弹痕碎影移，车停褴褛拥孤儿；攀窗手共哀声急，无力呼天也忍窥。”《白骨墩》描写了日军的残忍与中国战土的英勇：“为谁血肉委尘埃，万里沙场掷侠身。如塔骷髅长枕藉，更无一骨肯随人。”
3．抨击醉生梦死的部分国人。如《永安客邸偶成》有“摩天楼阁填愁易，彻夜笙歌幻梦留。”句。有《小药摊》由卖药者言生发感想：“药瓶堆满摊，口沫飞仁义。万病可回春，唯贪吾弗治。”《永安舞场》(其三)讽刺消耗时间、不问国事的红男绿女：“闻道红衣血渍成，灯迷金醉未分明。一宵人敛千回舞，国步何愁万里程。”因此而有“大梦沉酣人未醒，一缕阴影独支头”的忧国心态。
4．对外国人欺凌国人的悲愤。《军农园》诗描写了日军强征中国青壮年充当炮灰的场面：“脱却寒衣套军装，荷锄姿势迫提枪。绿苗移影舐焦土，千亩蔬畦是断肠。”《兆丰公园》诗题下有注：“(兆丰公园)英人经营，门限悬牌寻丈。大书‘中国人与犬不可人’。辱国辱族，莫此为甚！”诗中难抑悲愤之情：“我疆我土辟洋场，小巧经营数亩中。毒辣居然标假面，一园先兆国兴亡。”
除了上述内容外，周定山还有一些诗作标明了自身的坚贞操守与不忘民族的命运，个人存在的尊严。如《冬日漫兴》这首七言绝句，即道尽了出身贪寒的周定山感慨之情：“冲烟慷慨心逾壮，蹈火从容胆讵寒。拼把微躯轻一掷，耻从未俗共偷安。”
第三节吴浊流与叶荣钟等人的文言创作
一、吴浊流
吴浊流(1900．6-1976．10)，本名吴健田，号饶阱。新竹人。少年时受日语教育，1916年就读台北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后从事小学教育达20年之久。曾任职台湾公学校教谕。1927年人苗栗诗社，1932年人大新吟社。“七七事变”发生后，他被日政府征往大陆为通译，1941年赴南京，任《大陆新报》记者。1942年3月返台湾，担任米谷纳入协会苗栗出张所主任，两年后重操记者行业，1944年担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从1944年到1945年，先后担任《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报》等几家报纸的记者。文学创作始于文言诗歌，一生作诗超过二千首。”是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感和写实主义精神的爱国作家。吴浊流一生以诗人自诩，希望在墓碑上题上“诗人吴浊流先生葬此佳城。”
在从事教职期间，他因不满殖民当局的横行霸道和日籍教师与台籍教师的不平等待遇，曾多次调动转移工作，表达他对殖民当局和殖民教育的极端不满。1941年，吴浊流作《留别栗社同仁》诗：
栗里文明地，难忘旧侣情。身虽千里外，梦向故园生。
家园抛却去，为复旧山河。虽乏匡时计，都因热血多。
表达了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向往。不久，他又带着“为复旧山河”的愿望来到了大陆。然而，他在大陆看到的却是广大民众流离失所，深感“原来大陆也是日本人的天下”而大失所望。
(一)创作历程
1．成长期
据吴浊流自述，他从四岁起便和祖父同住，直到十三岁都和祖父一同生活。因此，祖父深刻影响了吴浊流，成为他童年期人格养成的典范。他自己认为，“在我的性格上，也就自然地出现祖父熏陶的结果了。”
吴浊流的祖父是一位汉学修养较高的文化人，他称赞谦让的美德，明哲保身，与日本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平日喜欢亲近自然，种花吟诗；其房间里，贴有“退一步自然幽雅，让三分何等清闲”的对联。谦让的性格、汉学家修养及气质都深深影响了少年吴浊流。祖父的朋友、邻近书房的先生与祖父“否极泰来。总有一日，复中兴”的交谈话语也被幼年吴浊流牢记在心。汉民族意识潜移默化地进入吴浊流的脑海。之后，吴浊流的一年级级任老师林文唤及汉文科教师詹际清也悉心培养吴浊流的汉学素养。总之，祖父、邻近的书房先生、林老师、詹秀才等人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吴浊流，使吴浊流自幼便与汉诗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虽然从未在书房读书，却在其日语小说《胡太明》中设计了主人公进入云梯书院就读的情节，且小说中另一人物形象——私塾教席彭秀才，显然是由吴浊流祖父、詹际清秀才和邻近书房先生的原型融合而成。
2．成熟阶段
吴浊流真正开始写作汉文言诗歌，是在就读国语学校师范部时。吴浊流在学校恰与南社社长赵云石之子赵雅祐为同桌，跟其学得了一些做诗的规则，开始了初步的习作。
1920年，吴浊流自国语学校师范部毕业后，返回故乡，任台湾公学校教谕(照门分教场主任)，教学风评甚佳，但一年半后，却因为撰写一篇名为《学校和自治》的论文及阅读《台湾青年》、《改造》等进步刊物，被殖民当局视为过于偏激，而遭迁调至偏僻的苗栗四湖公学校。此地有汉学素养的人不少，吴浊流因为能吟咏汉诗，特别受到地方士绅的看重。吴浊流的汉诗创作活动伴随着与当地诗人的交游正式展开。从1927年加入栗社到他38岁离开的七八年间，是吴浊流从事汉文言诗歌创作的关键时期，在参加栗社吟会的多年间，他除了从事课题诗作外，还参与了击钵吟会，甚至在全岛诗人大会中，也有过不俗表现。参与栗社诗会的活动，使其诗歌创作技巧日趋纯熟。栗社诗集史料中，有他的许多早期诗作。如参加1929年6月栗社第22回诗会所写的作品《万里长城》。当时的左词宗王石鹏(字箴盘，号了庵主人，新竹人，后迁居台中)，评为“腹联词意自佳，结亦比拟得体”；又如1930年，栗社举办第28回诗会，此次有诗钟之作，题为“古砚、南极仙翁”，吴浊流诗云：
名显勿忘往日砚，耆来愈仰老人星。
右词宗王石鹏曾指出此作平仄不合处，认为“首句第三字既夹仄，第五字切不可再夹。”另外，曾任栗社书记的吴颂贤(雅斋)也曾指点其要多读唐诗，可谓亦师亦友。有一回连横来任词宗，在以《落花》为题的几百首诗中，选吴浊流作品为冠：
连宵风雨自东来，姹紫嫣红一抹催。无语自怜还自然，强将香艰绣苍苔。
吴浊流受到点拨之后，对诗歌的意境，深有感悟。在这段时间，他学习到了很多的诗歌格律，也深刻体会到了汉诗寄寓幽深的妙处。
1934年，吴浊流因身体原因休职返家静养。休职期间，因为路途远隔，不便继续参加栗社活动，但他在同年加入新埔地区的大新吟社，从而又认识了更多的吟友。《大新吟社诗选》中存有一首吴浊流击钵之作，题为《祝大新吟社》：
扶轮大雅喜翻新，重见文人结契亲。寄语词坛诸健将，同将热血振彝伦。
可见他对于文言诗歌期望很高，认为它们可以有助友情、发展文化。
1933年，他因复职而重返苗栗，旋即再入栗社，开始参与栗社的大小诗会活动，1936年左右，因故退社，并撰有《退社感》一诗，云：
淡泊生涯惯嗜诗，敢言大雅共扶持。争魁荏苒繁华梦，退社惊题别恨词。只待上林花似锦，谁知丽藻日披离。心忙不识文章贵，愧我难医俗滞思。
从1927年人社至1936年退社的栗社活动阶段正是吴浊流汉诗品格的养成时期。
(二)以文言诗歌作为抵抗异族文化的工具。
吴浊流对于汉诗创作，不仅仅局限于吟咏愉悦的乐趣，而且深刻体认到了汉诗本身所具有的中华文化品格。吴浊流的小说固然是“批判社会，反映现实的利器”，但文言诗歌更是其“与异族文化相抗衡的手段”。
吴浊流诞生之际台湾已被日人统治。随着年岁增长，他被殖民的痛苦与日俱增，逐渐产生了反抗的念头与行为，这种思想历程，在其战后所著带有自传色彩的《无花果》与《台湾连翘》的两部作品中多有提及。他与坚守中华文化传统的汉诗社的密切关系，表明了他的民族气节和韧性抗争意识。考察其心路历程，固然与其年少时和汉学相亲的种种人生经验有关，但更具影响力的，应该是其在加人汉诗社后的耳濡目染。根据吴浊流的回忆，在当初加入栗社后，他逐渐注意到诗社成员表面上虽不敢流露出对日人统治的不服。但其实骨子里另有气节；因此，在人社不久，他也写下了《绿鹦鹉》一诗：
性慧多机振绿衣，能言识主羽禽稀。拳头宫阙重重锁，回首陇山事事非。
此诗借咏物来自遣其“不能忍受的寂寞，以及对于心理深处的日本殖民政策的愤慨”。显然，在吴浊流心目中，诗社隐然已与民族气节紧密相连，而汉诗也可以成为其发泄被殖民统治时不满情绪的工具。比如，他在日据时期创作的日文小说《胡志明》(按：后改名为《亚细亚的孤儿》)，小说结尾部分采取了在日语中夹杂汉诗的创作形式，巧妙地表达了对殖民统治的不满与反抗。
二、叶荣钟
叶荣钟(1900．7．23-1978．11．3)，字少奇，彰化鹿港人，后居台中市。进日本体制的公学校前，曾受汉文书房的古典文学教育。1908年春入鹿港公学校。九岁丧父，家道中落。1917年，与鹿港好友庄垂胜、洪炎秋、施玉斗、丁瑞鱼等人共创《晨钟》。1918年春，由恩师施家本引荐，受知于林献堂、林幼春、林痴仙等，1918年8月，受林献堂资助赴日留学。1920年，在林献堂的鼓舞下，正式参加台湾民族运动。1921年返台担任林献堂私人秘书兼通译，追随林献堂奔走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成为台湾文化协会重要干部，并随林献堂、林幼春等以社友身份参加栎社活动。1927年初，文化协会分裂，林献堂远游欧美，他也受林献堂资助，再度赴日留学。叶荣钟从1921年留日返台到1927年再度赴日留学，这段时间里，基本上是一个社会运动者。1929年11月底写完《中国新文学概观》。1930年自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返台筹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并任书记长。1931年与庄遂性、郭秋生、黄春成、赖和等创办文艺杂志《南音》，以提升台湾文化水准与生活质量为目标。1931年秋，经与从大陆游学回来的黄春成商讨，由黄春成出资于1932年元旦发行《南音》半月刊创刊号，提倡新文学、新文化。该杂志的同仁有赖和、庄遂性、陈逢源、周定山、郭秋生等12人。《南音》总共出了12期，历史虽短，却在文艺界产生特殊的影响。1933年10月，叶荣钟与杨肇嘉、叶清耀赴朝鲜考察地方自治制度。1935年人《台湾新民报》担任通信部长兼论说委员，撰写社论，开始报人生涯。从此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活跃在殖民地的台湾直到日本战败投降。1940年被派赴任《台湾新民报》东京支社长。1942年，正式成为栎社社员。1943年2月，受日本军部强制征召赴马尼拉任《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及马尼拉新闻社《华侨日报》编辑次长，并兼《华侨日报》编辑。1944年4月卸任返台任《台湾新报》文化部长兼经济部长。1945年春，因盟军轰炸转剧，携眷疏散，回台中乡下军工寮。光复之初任“欢迎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总干事，策划台中图书馆的文化活动，参加“光复致敬团”。二二八事件中，参与“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等工作。二二八事件后，任职彰化银行，基本退出政治活动。晚年专心撰述，著有《台湾民族运动史》、《台湾人物群像》等书，现有《叶荣钟全集》行世。
叶荣钟的事迹可记者甚多，他的“跨越”与“转换”性格是他人生的最大特色：他一生横跨日据与国民党统治两个时代，在日据时期，他几乎参与了所有以林献堂为中心的反抗运动；光复后，他对这些运动作了总结，给台湾社会留下极珍贵的纪录。他的另一个“跨越”性格是他跨越了新旧两种知识分子的界限：日据时代的台湾旧型知识分子多以遗民自居，他们大多具有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儒家思想，而叶荣钟有着深厚的旧文化涵养，也接受了这种“士人”品格与传统，有着鲜明的“化人”思想；日据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善于吸收世界新思潮，透过日文与日式教育了解新事物，他们与传统土大夫在思考、行动和知识结构上都有较大差异，而叶荣钟恰恰能够较快地吸收新知识，就此看来，他也是一位新型知识分子。叶荣钟第三个特殊的跨越性格是他跨越了中日两种语言的边界：他不但能够熟练运用日文，还能以优雅的中文生动地刻画台湾的众生相，在中日两种语言间转换自如。此外，叶荣钟也跨越了新旧文学的鸿沟，更跨越了台湾新文学与大陆新文学的界限。因此，“跨越”、“转换”是叶荣钟最突出的人生特色，显示了他性格中宽广强韧的面相。
叶荣钟学贯中、日，兼擅文言和国语(白话)文学。他更是日据时期政治、社会、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启蒙者。1930年代台湾新1日文学论战中，他著有引起争论的《堕落的诗人》、《为剧伸冤》等文，曾与赖和等创办《南音》杂志，撰写该刊每期的卷头语并提出“第三文学”的观点。叶荣钟的汉文学渊源，如前所述，来自文风鼎盛的鹿港。早在少年时期就曾与洪炎秋、庄垂胜等好友刊行《晨钟》而享诗名；后来又加入标榜民族气节的“栎社”。他虽然写旧体诗，但与吟风弄月、专事应酬的旧诗人不同，他抱定“不有真情不做诗”的态度。从十八岁到七十八岁去世之间，六十年来做诗不断。按理，他属于传统诗人群体，但他受过现代思想的洗礼，在思想上倾向自由主义；因此，在1920——1930年代的新旧文学论战中，他曾批评旧诗人的陈腔滥调与堕落，并催生了《南音》纯文艺杂志的创办。然而他开明而不极端。他虽然支持新思想、新文学，但也不完全否定文言诗。他认为，肯定文言诗的精华，才能创造出新的有生命的国语诗。从这种诗观出发，他赋诗著文均注重以旧形式包装新内容。如：
《雨夜怀人》(1924年2月)一诗表现了一个强者内心的细腻爱情：
萧萧春雨夜，脉脉寸心驰。满腹相思苦，伊人知不知。
《哭幼春先生》一诗则表达了对恩师益友的真挚情感：
看天忍泪更何言，硕果于今并不存。病骨卅年肩众望，诗才一代仰弥尊。
常将倒履迎寒士，曾见昂头入狱门。近许传笺称弟子，伤心岂独为私恩。
十八岁时作所《望月》，表现了一个台湾青年忧国忧民的胸怀：
伤心莫问旧山河，奴隶生涯涕泪多。惆怅同胞三百万，几人望月起悲歌。
他的文言文作品如：杂文《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趣旨书》发表于《台湾新民报》1930年7月5日。也是“酒瓶装新酒”的典范，以旧文体形式表达新思想，言简意赅，振聋发聩。杂文《关于台湾地方自治联盟》，1930年7月10日发表于《台湾新民报》，本文为代杨肇嘉执笔。以浅白的文言文写成。政论文《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宣言》，发表于1930年8月23日《台湾新民报》。
陈逢源(1893-1982)，字南都，一字芳园。台南市人。祖籍福建南安县。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毕业。曾加入台湾南社，组织春莺吟社等汉诗社。20年代后成为台湾民族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骨干。他曾任台湾文化协会理事、《台湾》杂志社股份公司监督、台湾议会期成同盟理事。1923年“治警事件”中曾被捕入狱4个月。在狱中作《赠同狱林南强幼春》一首：
棱棱侠骨与儒香，后起谁能抗雁行。生不逢时仇党锢，身因历劫富词章，才名自昔推公瑾，状貌何人似子房。今日相逢余涕泪，楚囚无处话凄凉。
陈逢源在出狱后仍然坚持斗争，在台南、嘉义、高雄、台中等地召开文化演讲会。1925年先后任《台湾民报》记者，《台湾新民报》、《兴南新闻》经济部长兼论说委员等职。1932年应邀参加《南音》社，1942年任台湾文艺家协会理事。主要作品有文言诗集《南都诗存》、《溪山烟雨楼诗存》。
第四节连横等人的文言创作
一、连横、洪弃生、林幼春、胡殿鹏
连横(1878．2．171936．6．28)，字武公，号雅堂，别作雅棠，又号剑花，台南人。台湾沦日后，置身报界，加入南社、栎社，提倡诗学，以维国粹。并立志撰写《台湾通志》，遍历大陆，搜罗资料，以充实内容。归台后，开办雅堂书局发行《台湾诗荟》，保存前人遗作，厥功其伟。连横晚年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迁居大陆，后病逝于上海。著有《台湾通史》(1918)、《台湾诗乘》(1921年)，享誉全国。其诗辑为《剑花室诗集》，其文则集为《雅堂文集》。
此时期主要著作有：
1930年著《台湾俗语解》，刊于《三六九小报》，揭橥了台湾俗语与中国传统语言的血缘关系。
日据时期，连横还着力于搜罗文言诗文，并卓有成果。作为一位史学家，连横在从事撰述或编纂工作时，往往以保留、广搜文献史料为最重要的考量。文言诗方面，较重要的有1917年编撰的《台湾诗乘》和19241925年主编的《台湾诗荟》。1924年连横发行《台湾诗荟》，在发刊序言里说明了出版该刊物的目的：一是为了“追怀先德”，刊登旧诗文集，以保存旧时遗书；二是为了“念我友朋”，选刊时人的文言作品。他积极访求前人遗稿，1925年编纂了《台湾丛刊》，其中有沈光文《沉斯庵诗钞》、孙元衡《赤嵌集》、范咸《婆娑洋记》、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等38种著作，是日据时期最重要的古籍整理成果。
洪弃生(18671929)，彰化县人，原名攀桂，学名一枝，字月樵。日本侵占台湾后改名蠕，字叶生，号弃生。清末秀才，1891年(光绪十七年)，以第一名考入台湾府学。1895年，洪弃生曾参加抗日义军，与丘逢甲、蔡寿星、许肇清等人，起而抵抗日军侵略，担任中路筹饷局委员。战败后，返归故乡，潜心著述。终生不剪辫发，不与日本朝野权贵名人交往，“身居弃地，危言危行，於扬风雅，鼓舞民气，不为威屈，不为利诱，以遗民终其身”，后来，日吏逼迫，强行剪去其辫，洪弃生从此经常披长发、着长袍，招摇过市，以示亡国遗民之悲鸣，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所作诗文，记述台湾人民抗击日寇的史实，抒发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操。一生著作颇丰，有《寄鹤斋诗集》、《寄鹤斋古文集》、《寄鹤斋骈文集》均未刊。生前出版的有《寄鹤斋诗脔》(1917)、《台湾战记(瀛海偕亡记)》(1922)等，《寄鹤斋诗话》曾载于《台湾诗荟》。此外还有《中东战记》等。1921年，洪弃生游历大陆各地，饱览祖国风光，期间吟诗作文，收获颇丰，返台后，集所作诗歌为《八洲诗草》，为文记游则名为《八洲游记》，1924年，曾在《台湾诗荟》上发表。《寄鹤斋诗脔》四卷，其中诗作多写台湾掌故，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大为赞赏，将洪弃生与法国大诗人印倍利亚(CharlesBouberacre)并举。其著作共百余卷，后人辑为《洪弃生先生遗书》(1970)出版。其诗文对台湾的汉诗运动发生过积极的影响。杨云萍评论说：“近代台湾的学人之中，博闻笃学，抱朴守贞，俨然有古大诗之风的……当首推洪繻。”其作品“时文骈词，皆有独到之处，古文亦通乎古法，于诗则重风格，不务奇矫。劫后借诗达志，杰作尤多”。
洪弃生具有浓厚的汉民族意识，而且不惧日本殖民者的淫威，敢于针砭时政，揭露日本官吏的暴政、反映下层百姓的悲惨生活。如他的《洋关行》：“官吏狞狞如鬼号，背上火枪腰铁刀；下水挽筏牵上岸，充作公货饶尔曹”等。日本殖民当局视其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后来假借事端，将其逮捕入狱，监禁一年之久，洪弃生身心俱受摧残，出狱后又加以愤懑抑郁，病卒于1929年。
林幼春(1879-1939)，字幼春，名资修，号南强，晚年又号老秋。台中县人。其祖父在福建为官，其父林朝选则曾任广东候补知县。光绪五年(1879年)正月二十九日，林幼春生于福州衙前街，四岁时随父母回台湾。从小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尤工诗赋，曾师从广东三水梁钝庵，诗境大进，在台湾诗坛被奉为泰斗，与胡殿鹏(南溟)、连横(雅堂)并誉为日据时期的三大诗人。曾与从父林痴仙倡设栎社，以维国学。
1911年3月，梁启超访台期间，寓于雾峰，在林幼春的族叔林献堂的莱园下榻，林幼春曾与梁启超唱酬，梁启超赠林幼春七律一首，高度评价林幼春，将其比作中国古代有魏晋风骨的诗人庾信。
林幼春曾被选为“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专务理事，在1923年2月第三次请愿委员启程时，有《送蔡培火蒋渭水陈逢源三君之京》七律一首：“一往情深是此行，中流击楫意难平。风吹易水冲冠发，人唱阳关劝酒声。意外鲲鹏多变化，眼中人兽漫纵横。临歧一掬男儿泪，愿为同胞倒海倾。”以荆轲刺秦行前之“风萧萧兮易水寒”作典，表现了爱国气节与勇往直前的气概，同时也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仍深植于台湾文化人的内心。
1923年12月16日“治警案件”时，林幼春与其他170余人同时被捕。在狱中，他赋成《狱中感春赋落花诗以自遣》一首：
“系久悬知景物非，强开病眼吊斜晖。九旬化碧将为厉，举国招魂未忍飞。历劫尚当甘堕落，几生修得到芳菲。因风寄谢枝头鸟，极口催归何处归。”表现了不屈的斗志与悲愤的心情。
林幼春经当局侦讯后被暂予保释。期间林幼春有诗《十二月十八夜》云：“不知今夕是何年，听雨怀人倍黯然。驼坐倦禅腰渐曲，蜇居风汉鬓成毡。偶寻短梦成追忆，起视寒灯照独眠。枨触小园无限感，柳枝长恐不禁烟。”
林幼春于1924年2月29日被当局解送台北地方法院公判。时林幼春因病住台中医院，有《二月二十八夜病院漫题》诗四首，其中有“一击俄张鸷鸟威，铁山蛇犬遽成围”句，表示对殖民当局的愤慨与抗争。
有关林幼春的人格气节，描述得最详尽的当属张深切的《里程碑》：“林幼春……可谓台湾近代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有性灵、有气魄……他有坚强的意志，进步的思想，虽是读旧书的汉学者，却跟得上时代的激流，能够领导台湾的文化。”
二、王松、施天鹤
王松(1866——1930)，谱名国载，字友竹，号寄生，又号沧海遗民。新竹人。祖籍福建晋江，为唐末王潮的后裔。其祖父以儒学授徒，方迁居台湾新竹。王松资质甚高，博览古今，素以赋诗饮酒自娱，平日抱志自重，虽与权贵交往，但不失人格，由此获得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吏民的尊敬。他著作甚丰，有《内渡日记》一卷，《余忧记闻》一卷，《草草草堂随笔》三卷，《台阳诗话》四卷及《续台湾诗话》一卷、《沧海遗民剩稿》等。
王松为保节操，不出仕异族，他认为“长寿无气节，不若夭为宜”，他曾作《偶遇》一诗云：“学书学剑廿余年，不意疮痍满眼前。报国岂宜论在位，当途更少力回天。隐忧恰为梁瓯缺，守节应如赵璧全。从此痴聋无一事，免叫洗耳累清泉。”诗中道出自己装聋作哑以避日人招抚，守节如璧的处世之道。其《山居遣兴》诗有谓“身为清节衣冠后，自爱风流水石间。”王松的人生态度，显然有先人遗风。他誓作“清节衣冠”，至死不变，并且抱有“闻见两朝惭逸土，沧桑百劫感孤臣”、“海滨邹鲁布衣尊，出处依然古道存”的遗民情怀；临终，还要其子在墓碑题上“沧海遗民王松之墓”，碑上文字也已预请“中华”名人书写，其不愿成为日本子民之心昭然若揭。此外，王松对于富有中国文化色彩的道教的理想仙境和佛教的理蕴在诗歌中以大胆的艺术想象予以彰显，增强了诗歌的民族色彩，丰富了诗歌的意象内涵，而且其诗作“愈老而弥坚，道教的比重逐渐超越了佛教。”王松在割台之初便自号“沧海遗民”以表明心迹，后又隐居“如此江山楼”，诗酒自娱，不问世事，因而被世人视为与洪弃生齐名的日据时代台湾隐土之一。但吊诡的是，抗争不屈的洪弃生后遭日人拘捕，郁闷身亡，王松却能同时获致日本、台湾、大陆三方民吏的普遍好评。
1905年，王松发表了《台阳诗话》。此后，又有诗作出版。1925年，王松将其21岁至50岁间所作诗篇，包括《四香楼余力草》及《如此江山楼诗存》汇集成册，送至上海由刘承干代为出版，名为《沧海遗民媵稿》，该书内容忧世愤俗，表现了鲜明的民族意识，运台时被日本当局禁止发行。而《友竹行窝遗稿》一书，则是他去世之后，由其哲嗣奎光委托王石鹏编辑出版，汇罗了他少时及乙末后作品，其中主要是他50岁至去世前的诗作。
《台阳诗话》由王松自费在台湾日日新报社出版。书前有日本汉学家纫山衣洲的序文，出版后深获日本高官赞誉，此后在官方《台湾日日新报》上，便逐渐出现王松的相关讯息，王松的诗名大噪。刘承干、吴曾祺、施士洁、邱菽园、郑家珍、陈槐庭、连横、林纾、丘逢甲、永井甃石、纫山衣洲等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的名人，均曾为文赞赏；尤其王松的上述动作，不仅表示其进入了日本殖民政府的出版文化体制，也使其原本倾向孤处自绝的遗民生活态度有了不同，其间的转变，实属遗憾。由于好名之心作祟，再加上雄心壮志难灭的心情间或作怪，所以王松面对日本政权的邀聘虽然还能理智婉拒以守节，但日复一日，在日本政权统治益趋稳固下，王松对日人情不自禁示好的情形也就发生了。
在王松眼中，日本原是蛮夷之族，为了抗拒日本殖民，他选择以遗民的身份终了一生，坚守中国土子应有的气节。不过睽诸王松诗作，其诗集内容大多抒发个人身处异族统治的无奈情绪，未见正面批判日人治台暴政或施政缺失的写实之作；更特别的是，王松若干刊登于当时报刊而后未收入集内的佚作，甚至出现不少歌咏日本政权或官员的声音，有异“遗民”的行为典范。例如1923年(日大正十二年)昭和皇太子视察台湾时，王松有诗云：“天风吹下朵云红，鹤驾飞来若木东。千里婆娑开博望，五州民物系深衷。随车且慰为霖愿(时方早启行日大雨)，补袞咸思赞日功。不独覃思歌少海，宸游乐事众心同。”他笔下的日皇太子体察民情，又能辅佐日皇，由此塑造下一个德才兼备的形象。
考察王松的生存状态，可以发现，他虽有亲日动作，但却抱持“遗民”身份终老；虽写有歌颂日本政权或文化的诗文，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又能拒日之聘；日据初期虽曾为日据当局做过“招安缉匪”的工作，但事成之后便过起隐士生活；与权贵有较深的交谊，但又能抱道自重，吏民敬之。由此看来，王松有其独特的应世之道。
王松《乙丑元日试笔》云：“阅历浮生六十春，屠苏又醉履端辰。保家明哲遵先训，处世贤愚任后人。景物几回今昔异，河山无恙岁时新。衰颓万事抛身外，守我生平一味真。”道出自己的进退之道。阅历六十年的沧桑岁月，他归纳出“保家明哲遵先训”、“守我生平一味真”，便是其在沧桑世变下，为人处世的最高原则。作为王松知交的连横，评价他说：“……王君友竹先生，……其出而与世接也，纵怀自任。适可而止，不以利害中于中，而贫富易其节。盖士之所处虽不同，而乐天任性无往而不自得也。”认为王松行事大抵能“纵怀自任，适可而止”，且其心中有一最大判准即一“节”字，凡事恪守于“节”，其他虽乐天任性为之，也会无入而不自得。
时人对于这位自知进退之道的“遗民”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日人的看法可以猪口凤菴贺王松六秩生辰的祝寿文字为例。猪口凤菴的贺文，对于王松超然尘表的隐士风范，表达了强烈的景仰之意，并且强调王松虽在割台之后自称“遗老”以应世，但却是“胜朝遗老异顽异”。
在日人的体会下，王松是一位“迥异殷顽”的遗老，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人士的眼中则恰恰相反。大陆文化人刘承干和台湾文化人陈梅峰都认为，王松是不慕名利、自甘隐逸，谢绝征聘、具有气节的遗民，而给予极高的赞扬。
王松相较洪弃生、许梦青、林幼春、林痴仙显得独善其身，而其个人创作如《台阳诗话》虽有保存台湾文献史料的历史意义，但其诗歌创作的内容，大抵欠缺对社会时局的积极关怀或批判；不过究其一生的行谊，相较吴德功、蔡启运，则又较具遗民文人的反同化的守节精神。
王松作为遗民隐士，就其个人的自我身份表白，或两岸三方的评价，皆许其具高节，但观察其毕生心境，在“认同出现流动状态”时，仍能自知进退，一生大抵尚能守节，且题墓明志，是一位“大德不腧闲，小德出入可也”的遗民诗人。
施天鹤(1870——1949)，字梅樵，又字茂才，彰化人。祖籍泉州晋江。少时学于温陵(按：今泉州)，县府诸试，皆受各主司特达之知。乙未之乱时，曾避乱晋江，事后回归故里，遂以诗酒自娱。其诗古今体、五七言俱备，旧体诗无体不工，诗名闻于遐迩。后转徙台中等地设帐授徒。著有《卷譸阁诗草》。其父施家珍，字贻儒，号聘廷，诰授奉政大夫儒学正堂。施天鹤和他的父亲一样，“聪明天授，豪放天生”。清光绪癸未科进士、钦点户部主政的台湾诗人蔡寿星，把他比为阮籍、李贺：“……操文章之月旦，擅裙履之风流。李贺呕心之句，与日月而长明；阮籍泣血之歌，并江山而不朽。”王竹修在《鹿江话集序》中，也极赞施天鹤，说他“天禀高超，学力纯粹，兼精书法，尤长检讨。古风遒劲峭拔，恍似白香山；近体则藻丽英华，直追杜甫”。施天鹤在台湾名噪一时，他主持“碧山吟社”讲席，集合许多诗坛吟友，还帮助过中国诗文之友总编辑林荆南在光复初创立“台湾诗学研究会”。在此之前，他对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施行的奴化教育政策，感到非常气愤，曾写了一篇绝句给日本诗人施之东部郎：“奇才甘自老蓬蒿，刻画文章一代豪。眼底满填沧海泪，相逢何日话牢骚。”施天鹤出生在台湾，却曾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大陆八十二老翁作赞致诗，说这是“佳境分明啖蔗中！”表现了他根深蒂固的宗亲观念和对祖籍地水源木本的深情。施梅樵的著作主要有：第一部诗集《卷诗阁诗草》；第二部诗集《鹿江诗集》(王竹修作序)辑《卷濤阁诗草》未收诗篇。另外，施梅樵还选辑、刊印了《丘、黄二先生遗稿合刊》(1925年后)，集丘逢甲、黄遵宪诗。此集中有《台湾行》等抗日诗歌。施梅樵不顾日人忌讳，将丘、黄二先生遗稿并为刊出，可谓气节超群。
施天鹤诗作善用典，如《秋怀，次丘仙根韵》(八首录二)：
掀天揭地志难酬，人海身藏四十秋；落魄懒弹冯子铗，遣怀思上庾公楼。
舞衫台榭成春梦，烟雨湖山入钓舟；袖手棋枰看结局，蓬壶水浅约同游。
又富民族气节。如《六十放歌述怀》：
我欲乘舟西向入黄河，河流九曲生层波；有时蛟龙或起立，听我横槊高啸而狂歌。我欲一入商山采紫芝，四皓物化已多时；琴书几席空陈述，室迩人远徒奔驰！我欲依傍浣花一结屋，草堂之外千章木；及今家世几迁移，何处觅得遗书读？我欲杖头挂钱沽美酒，新丰市上寻屠狗；委巷壮士气激昂，欲谈时事为掩口。我欲月下横琴歌乐府，一时眠鹤齐起舞；盛世元音久不闻，一弹再鼓泪如雨！我生记在同治庚午年，今年又逢昭和之己巳；酸辛世味已备尝，沧海种桑经熟视。未成功业已白头，徒博虚名雕虫技；甲子干支历已周，不富不贵俗儿鄙。生成傲骨自嶙峋，未敢徇人以枉已。螟蛉蜾嬴半人间，倾家沽名骄乡里；旁人争笑沐猴冠，然面目不知耻！妒忌还多妇女心，只好大言欺孺子。我与若辈久割席，防却秽气污杖履。老夫嫉恶本如仇，讵以乞怜日摇尾；惩一儆百其本怀，斧钺还须资野史。
施景琛非常仰慕施天鹤的风范，曾经两度到台湾造访不遇，施天鹤听到这个消息，深为感慨，即诗寄之：“鸡郡争说翩翩鹤，可惜缘偏一面悭。一席布帆归去后，相思惆怅隔江天。”短短四句，既写人，又叙事，倾吐不尽海峡两岸诗人情怀。施天鹤不但为人正直，学问渊博，还喜欢辅导后学。他曾收授光复后曾被胡适赞扬过的黄金川为女弟子。施天鹤深受时人敬重。其女弟子黄金川在《寿施梅樵老夫子六秩令曰》(之四)中云：“闲云野鹤任婆娑，沧海珊瑚尽网罗。静墨放怀忘岁月，海边得句啸山河。银钩铁画毫尖健，玉粹金精妙诸多。桃李成行来献祝，筵前赓唱百年歌。”洪月樵在《施梅樵诗序》中，对施天鹤的评价也很高，说：“君诗既艳，君字尤佳。右军书法，换山阴道上之鹤；僧虔笔锋，跳魏阙天门之虎。”
三、蔡惠如、谢星楼、庄嵩、张汉、黄赞钧、黄水沛
蔡惠如(1881-1929．5)，字铁生。台中人。出身于清水镇望族。1906年参加栎社。1918年与林幼春首倡设立台湾文社，计划出版《台湾文艺丛志》，以图普及中文，对抗殖民同化政策。30多岁时带着两个儿子到东京同去留学，成为留学青年中的“大家长”、坚定的“祖国派”代表。1919年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于同年秋在东京与林呈禄、蔡培火等发起留日台湾学生的第一个民族运动团体声应会，同年末又组织启发会。1920年后参与发起成立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台湾议会期成同盟等新文化和民族运动团体，历任新民会副会长、台湾文协理事等重要领导职务。《台湾青年》筹建期资金严重短缺，他不顾所营实业困难，毅然出资1500元，嘱托同仁：“虽是发刊一两期也要实行。”使这份“台湾的《新青年》”得以问世。1924年因“治警事件”被捕入狱，出狱后坚持斗争。他不仅是台湾新文化运动和民族运动的优秀领导人，而且与林献堂，林幼春被合称为“既具旧学修养、又具现代思想”的三人。诗词均为旧体，却能表达爱国民主的新思想、新感情。作品辑为《铁生诗抄》。代表作《狱中词》三首原载1925年《台湾民报》第3卷第17号，描写了台中清水父老青年不顾殖民统治淫威伴送蔡赴狱的动人场景和同案志士间在狱中互怜互励的战友感情，表现了作者“松筠坚节操，铁石铸心肠”的崇高民族精神。
谢星楼(1887-1938)，名国文，号醒庐，字星楼，晚年又号稻门老汉，台南人。工吟咏，尤擅灯谜。沧桑后，与赵云石、谢籁轩、陈瘦云等，组南社诗会，拾扬民族思想，后参加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因林献堂一时退出阵线，而作《犬羊祸》以讽之。光复后其子谢汝川，集其遗诗三百首，为《省庐遗稿》。梓行于世。《省庐遗稿》诗多吊古伤时之作，如“西安事变”发生后，1936年末所咏“时局”绝句四首，表达了爱国情怀。
庄嵩(1880-1938)，字太岳，号伊若。曾在雾峰创设革新青年会及一新义塾，专授国学，曾人栎社，后创设鹿江大冶吟社。著有《太岳诗草》四卷，《文存》一卷。
张汉(1888-1941)，字纯甫，号筑客，又号寄民，新竹人。日据时，在稻江从商，并活跃于诗坛，曾创立了传统诗社星社、松社、柏社。著有《守墨楼诗稿》四册，未刊稿《击钵吟集》数册。
黄赞钧(1874-1952)，字石衡，号立三居士；台北人。日据时，曾任教师；后入台湾日日新报社，任编辑记者二十余年。晚年时热心公益，倡建台北圣庙，主刊《崇圣道德报》，阐扬儒学，不遗余力。著有《海鹤楼诗抄》等。
黄水沛(1883-1959)，号春潮、春星。台北人。日据时期，毕业于“国语学校”，执教数年，转任台北州米谷同业公会常务理事。光复后，黄水沛被聘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纂。平素喜爱吟咏，曾与林湘沅等创立传统诗社星社，创刊《台湾诗报》，鼓吹诗学，对维系祖国文化，多所贡献。著有《黄楼诗抄》二卷。其诗多具写实风格，以反映民生问题为主。
第五节石中英、黄金川等女性文言诗人
日据时期台湾现代文学史阶段，从事文言诗歌创作的女性诗人，有黄金川、李德和、蔡旨禅、王香禅、蔡碧吟、杜淑雅等。这些诗人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为出身书香家庭的名门淑嫒；其二为与文人士子过从甚密的青楼女子(如大稻埋名妓王香禅)；其三为一般家庭出身的女性，因当地汉文先生教授女子而前往受学(如鹿港王养源创设的“芸香室吟社”诸女弟子)。在名门淑嫒里，值得注意的有：出身盐水地区的黄金川，台南府城的石中英、高雪芬，嘉义的李德和，台中的吴燕生等。澎湖诗人陈锡如(男)，在旗津、澎湖、苓雅各有所谓十二女弟子，而依诗文集后面那份“留鸿轩女弟子闺名列左”的名单，共有女弟子54人。1926年，他将澎湖的男弟子组成一个小瀛吟社，女弟子则成立了莲社，陈锡如传授给女弟子的乃以诗学为主，故其弟子蔡旨禅、蔡月华等人后来均成为著名诗人。
一、石中英
石中英(1889-1980)，字俪玉，号如玉，生于台南一个富户人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工于诗词，著有《芸香阁俪玉吟草》、《韫睿轩词草》(按：“韫睿轩”为其读书处名)。16岁时父亲过世，母女相依为命。石中英最早的诗作《有感》云：“——A椿萎怆不禁，堂前萱草幸森森。稚龄小妹犹知苦，九转回肠万虑侵。”田(1915年)20世纪20年代，石中英设“芸香阁书房”，教授女弟子习读汉文，并成立“芸香吟社”，教导女弟子学诗。后又立志学医。授学学医，一方面是为了家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救世理想的考虑。参与诗歌吟会也是其早期重要的生活内容。她曾与施梅樵、台中吴子瑜有较好的交往，曾参与台南留青吟社、酉山吟社、曾北吟社、善化诗社、高雄吟社等诗社的活动，还曾参与全台吟诗、征诗活动。
1929年夏，石中英前往江南。其《将之吴越书怀》诗透露了她借此开拓视野的期望。石中英在1929年除夕前六日赶回台南。1931年秋，又前往厦门。当时日本当局已开始压制台人的汉文化教学，以教授汉文为生，已不可能，于是，她离开台湾，前往祖国内地，在闽南一带行医。1934年秋，因母病，她再度返台。料理完母亲丧事后，她于1935年春返回厦门，此后直到台湾光复始返台。
石中英诗歌的内容及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真挚的家国关怀。
石中英的丈夫是抗战英雄吕伯雄。吕伯雄，字冠英，台北人。1928年冬，在大陆组台湾革命党，致力抗战。1932年石中英所作《和冠英先生见赠原韵》、《和冠英先生再赠原玉》是两人初识的记录。1934秋，石中英在台湾作有《和伯雄先生怅别原韵》道出两人隔海思念的深厚情谊：“隔水依然共一天，梦魂呓语枕函边。蓬莱遍植相思树，岂独江南种万千？”1942年石中英有《送外子赴赣》诗，此处的“外子”即指婚后的吕伯雄。原本即具中华民族精神的石中英，在婚后更积极地投入抗日工作。
1936年之后，石中英在福州、漳州一带，跟随吕伯雄从事革命工作。这个阶段，除了写作与当地诗友吟咏酬唱的作品外，还更多的是关怀时局，刻写社会实况的诗作。如写于194t年的《福州竹枝词》，诗题下注云：“民国廿九年福州因闹米荒，以致自杀而投水者日有数起，人多面有菜色，情极惨痛，爱将所见写之”。如其中；
仓前桥础漪澜多，无库空仓奈米何？误尽青衫红袖客，几将白骨断流波。(八首之二)
石中英详实地记录了民众在这次饥荒中的境遇，这些诗作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此外，石中英也有许多洋溢着爱国思想与革命情操、鼓舞民心士气的作品如《赠台湾革命同志》：
悲歌慷慨日，誓死决仇时。不遂平生志，雄心总不移。
光复肠如铁，訇然风雷烈。樱花三月红，志士心头血。
作者自注云：民国卅年辛巳秋，台湾革命同盟会南方执行部设立于福建漳州，并集革命志士同盟宣示。
《老马》诗以马的出生人死、久经沙场，来反衬有些人的贪生怕死：“逐鹿中原千里骑，破关斩将不为奇。尸山血海蹂蹄践，愧煞而今一老羸。”笔墨酣畅，挥洒淋漓，有雄者之风，满溢着作者的忧国忧民情怀。
少女时代的石中英即胸怀大志。此时期的诗作也时有家国感怀。如她与女伴同游安平时的诗作《次嫩玉妹游安平原韵》之二云：“海色山光眼底收，人间始信有丹丘。草鸡啼罢英雄逝，望断东宁百结愁。”此后，到了1920年代，石中英已有诗对当时文化抗日者的活动进行记录与批判，《演说》诗云：“大陆思潮已变风，滔滔硕土各争雄。可怜扪舌人犹在，苦口未能到始终。”诗题下有注：“台湾在日据时代演说不得自由，时被临监警示中止”。记录了传布新思想的演讲活动在日据时期被严加限制的情况。1931年，石中英在厦门观览郑成功史迹时，曾作《观笑石有感口占》，诗云；“笑石无言口自开，当年占毕有余哀。骑鲸人去牛皮地，鲲岛频频易主来。”充满了历史的悲情。这种以家国天下为念的“宏大叙述”，表现在石中英对时事与历史事件的关注上。此外，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十周年后，石中英有诗追怀，《感怀》诗追怀、悼念了因武装抗日而壮烈牺牲的勇士们，揭露了殖民者“动即杀人头”的凶恶面目，痛斥日本军国主义，心忧中国百姓。1933年，石中英作《感慨》诗批评国人未能团结一致抵抗外侮，反而军阀混战、骨肉相残。诗云：“竟将外患付东流，斗狠墙中逊一筹。已未临崖能勒马，又无肉坦认前羞。”此外，1935年写于泉州的《台湾沦陷四十周年有感》、《追怀台湾革命先烈》，都表达了对抗战先烈的怀念和作者本人的反殖民反侵略的战斗精神。上海沦陷时所写《咏八百健儿殿后》，歌颂了八百壮士的舍生取义的爱国精神：“为国捐躯出至诚，同仇敌忾岂偷生？裹尸马革真无愧，誓灭倭奴天下平”。
(二)女性情感的真实书写
石中英的诗歌写作亦有女性所独具的笔调，描写女性细腻的内心世界，婉转幽微，颇见缠绵细致。如《情丝》：“依心非是春蚕茧，底事丝丝断复连？莫怪并刀终不利，只缘百结未甘歼。”《无题》写女子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绵相思：“欲结同心矢靡佗，无端连理不交柯。相思从此云天杳，默默牵来血泪多。”《春慵》写望断秋水的女子的内心苦闷与寂寞：“镜里慵妆照鬓斜，懒将蝉翼贴梅花。画眉频唤人何在？萧瑟窗前只自嗟”。《闺思》则深刻传神地刻画了女子幽微的心境。
这些描摹女性特有情思的闺秀诗，其柔艳细密的笔触，为女性诗人所独具。另如《春妆》诗：“料峭春风唤画眉，怕它啼破绿杨枝。启奁细把箪痕抹，云鬓轻梳不染尘。”充分表现了细腻婉约的女儿风貌。诗中的“画眉”是“一语双关，一为实指的画眉鸟；一则影射能共享画眉之乐的理想郎君”。此“画眉”意象另见于石中英的《画眉逐贫》，诗云：“镇日凭轩唤画眉，九嶷泼墨黛生悲。春山半甲刚行运，一笔青螺代补之。”借女子描眉画妆此一日常细节，抒写女子内心真实的情愁闺怨。追根溯源，石中英引“画眉”人诗，当借镜于唐代张籍“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人时无？”诗句。
石中英还有诸多诗作书写了她与闺中好友的姊妹友情。如写于1916年左右的《次嫩玉妹游安平》，写与友人同游之乐。写于1927年左右的《次碧香词妹将之申江留别原韵》为其与同性词友的酬答诗，属于赠别性质的作品，字里行间充满依依惜别之情。
1929年，石中英惊闻母病，匆匆自江南赶回台湾时所作的《留别玉衡妹》，也属于此类赠别诗。诗中写出了诗人无奈地告别事业、告别友人时的浓厚的凄伤。
石中英最推崇的女性友人，是她1937年在福州认识的才女黄桂香。从1937年4月28日到5月9日，石中英共写了26首诗给黄桂香的赠诗。其中《赠黄桂香女士》“久慕芳名贯耳听，鸡窗读尽五车零。三元才学君能绍，不愧先贤作典型。”当为初识之时的恭维之词。1937年5月1日，石中英作有6首《再赠黄桂香女士》，其中有“惊心词赋过南华”诗句，对黄桂香已非应酬的恭维，而是发自内心的钦佩。第三首云：“异想天开岂不痴？胸无滴墨伴吟诗。推敲自愧枯肠涩，鸦唱真同彩凤随。”更是自愧弗如的感叹。石中英在大陆期间与黄桂香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写下了许多情深意重的诗歌，石中英即通过此类倾诉心事的赋诗酬唱，与其她女性诗人建立起了知心情谊。
(三)不让须眉的巾帼气概及自我价值的肯定
石中英出身府城世家，而又自幼丧父，因此必须负担起家庭重担。但她不是以传统女性的针黹女红等手艺，而是通过教学、行医来安身立命。婚后，她又协助丈夫吕伯雄，投身于抗日工作。可以说，石中英是一位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而石中英对自己的能力与才华也有一定程度的自信。1920年代，她倡立的芸香吟社成立时，作《和挺斋君祝敝吟社成立原韵》云：“咏絮何能枉负名，赓诗敢比玉壶清？狂澜欲挽羞才拙，草创骚坛树嵌城。”以古代才女谢道韫自比。石中英早年曾有《舌战》诗，盛赞才学远超男儿的谢道韫：“小郎辞屈意难伸，局促何堪挥汗频。嫂氏才雄能辩众，粲花妙语解围人。”其中当有石中英对自我的期许。
这种自信与自我期许，不只表现在她对于汉文化的传承上，更表现于其精忠报国的志向抱负。如《和沙仑君感怀原韵》云：“漫说深闺都弱质，裙钗辈出志眠薪。”《和冠英先生再赠原玉》云：“漫说弱闺难展骥，须眉比比亦皆同。”《五十书怀》(1939年)云：“痴魂九死终天恨，烽火中原遍地惊。何日心平歌大衍，弱闺犹愿作干城。”《奉和吕民魂先生五十寿辰自叙瑶韵》：“岂独男儿能报国？弱闺亦曾读春秋。自惭秃笔难飞舞，，徒抱盈盈戚女忧。”在在申诉了自己不让须眉的能力与抱负。
在台湾日据时期，石中英能够用汉语书写诗作，已属少见，但她还能够忧时讽世，振聋发聩，更是难得。
二、黄金川
黄金川(1907——1990)，台南人，出身名门望族，周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其母雅好诗词，金川深受影响。年幼即随母负笈日本留学，受才貌双全，品味卓绝的母亲蔡寅影响。1924年归台后积极参与诗社联吟活动，闻名文言诗坛，有“三台才女”、“不栉秀士”之称，著有《金川诗草》、《正续合编金川诗草》等书。
黄金川是陈启清的继室，由此而称陈黄金川。她还是政坛名人黄朝琴之妹，以闺阁诗人闻名于世。其诗作风格清新淡雅，内容上呈现出迥异于男性文人的性别观照，在“忆母”、“孝亲”、“女子思归”等传递女性生活经验与情思的题材上，多有极其细致的表现。在乙未割台后，台湾汉文言诗坛崇尚抵抗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宏大叙事”，而黄金川的诗作却具有空灵剔透、轻灵爽朗的清新风格。同时，在她以歌行体书写的长篇《震灾行》中，她也以悲天悯人的胸襟情怀，全方位描写刻画了”27年的台南大地震，呈现出她超越个人境界的写实观照。黄金川少时随家赴日，就读于精华高等女校。18岁返台后，师从施梅樵研习汉学。其女陈秋蟾在“《金川诗草》重新问世——母亲周年忌纪念文”中说：“母亲……拜师当时最负盛名的‘卷涛阁’主人施天鹤专攻汉学、诗文……施天鹤老师……逢人便津津称赞：‘金川初学作文便清晰可喜，不数月，诗思泉涌，坛玷蜚声，人谓巾帼中之铮铮者’……”施天鹤在《黄金川女士诗草序》中云：“……金川闽南望族，江夏世家，先人侨居台湾，故长于斯土。幼失酤怙，唯母氏是依，髫龄随兄朝琴、朝碧奉母游日，负笈东都，年十八归台，是年游于吾门，初学作文，便明晰可喜，老宿见之，争相嘉许，时岛内诗学盛行，金川辄以诗请于余，余曰善。不数月，诗思泉涌……去冬，余六十初度，金川不惮长途跋涉，登堂祝寿，并袖其诗草乞余序言……近今女子中有如金川之学问者匪难，如金川之品行者实难也……”
黄金川的作品《金川诗草》曾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30年出版。其诗歌感情细腻、情感真挚，但也不乏“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其代表诗作主要体现出她的?“家国关怀”。其中尤以女儿情思、家庭生活的抒情描写为胜。如《夜思亲》：“夜夜思亲兮，指暗弹。／不成寐兮，漏声残。／曾几何时兮，春欲阑。／月明如水兮，不忍看。／路程远遥兮，魂飞难。／思亲泪兮，永难干。”时人由此以“闺秀才女”称谓黄金川。现代人更称其为“台湾第一位闺秀诗人”而黄金川后来又嫁人高雄大家族陈家，这个姻缘对其诗中的情思亦有影响。如她写天真可爱的小姑的《嬉春词》：“夕阳一抹射屏窗，戏把金针绣佛幢。却笑小姑多稚气，鸳鸯交颈刺双双。”呈现了女诗人纤细人微、温柔敦厚的风格。该诗取上平声，押三江韵，雅洁剔透，趣味盎然。黄金川后有诗三百余首传世，集为《金川诗草》。其诗清新细腻，夙有“盐水三台才女”之称，而《金川诗草》不但反映了她个人的生活世界，在日据时代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更成为保存传统诗学的一线命脉，因此《金川诗草》不但具有诗学的艺术价值，也兼有不凡的时代意义。后来，陈黄金川还曾因其诗歌成就，受到过胡适的赞扬。
三、李德和
李德和(1893．7．1-1972．12．1)，女诗人、书画家，云林县人。其祖上在清道咸年间出过三位武官，因此是望族。其父名李昭元，母亲名廖又。
1912年李德和与嘉义张锦灿结婚，婚后，以中国传统习俗，名张李德和，其舅翁又赠名连玉。此年任教崇文国小。同年入传统诗社西螺荚社。1914年，张锦灿在嘉义开设诸峰医院，李德和辞职在家。1921年设琳琅山阁。1926年成立琳琅山阁诗仔会于嘉义市。林卧云、吴百楼、赖尚逊时来与会，号“三山国王”。不久，苏朗晨参加，号“四大金刚”。1928年，王亚南自大陆来台时曾造访琳琅山阁。1930年，创立连玉诗钟会。1931年任风鸣吟社顾问，与林玉书、黄文陶、吴文龙(百楼)讲论诗文。1943年成立小题吟会，以作词为主。
李德和的作品种类繁多，既有抒情、写景、记游、品物的诗作，又有传统的文言散文《嘉义交肚陶》、风趣的日文散文《鹦鹉善言》。日文写成的追忆负笈学都士林的散文，有六朝遗风。她还致力于台湾歌谣的汇集整理。“她以幼小扎实的汉学根底，个人颖异的才情与兴趣，卓越的地方族望，特殊的活动能力，在汉诗领域从事耕耘，不仅仅个别创作，也广结朋俦，组织社团，编辑出版诗集，可以说，她一个人在日治时期与战后时期的经历，就足以勾勒当时古典文学的发展样貌与生态，以此说她是大战前后具十足代表性的女性汉诗人，绝非过誉。””
其文言诗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友情酬酢之作。如《即和瑶韵酬联柱先生》、《祝无涯大国手太保庄击钵占双元》等。1928年，大陆画家王亚南访琳琅山阁时，她作有《敬和亚南画伯原玉》、《和王亚南画伯蝴蝶兰写照原玉》、《次亚南先生瑶韵》、《送春之日陪亚南画伯令夫人女公子及诸先生游公园》、《琳琅阁上同亚南画伯及诸同人分韵联吟二首》、《琳琅阁上同亚南画伯及诸同人分韵联吟柏梁体》、《琳琅阁上同亚南画伯及诸同人分韵联吟五言排律》、《送亚南先生归国二律》(以上均为1928年作)、《亚社同人追悼王亚南画伯秋日于琳琅山阁》(1932年)。《谢浩然先生题琳琅山阁题襟集》一诗“孤山声价重儒林，锦绣文章惠我深。漫拟刘公知道韫，雪泥鸿爪灿题襟。”则以谢道韫典故人诗，表示对宿儒的尊敬。
2．游戏之作，主要是击钵吟诗的诗钟形式。如她参加外地诗社活动时的诗作《欢迎德和女士击钵吟会(基隆书道会、大同吟社主催)》
生花笔(左张李德和右尾崎古村氏选)右三左避德和
一枝彤管灿骚坛，意蕊曾从梦里看。自笑弹冠非我事，涂鸦遣兴日为欢。
她曾与诗友作了为数可观的击钵联吟诗作，如，《茶味联吟》：“龙泉喉润话方长(百楼)／沁人诗脾胜菊香(连玉)／好伴知音闲领略(卧云)／淡中幽趣当倾觞(俶繇)”；《中秋夜逸园赏月》：“淡亭亭畔水粼粼(百楼)／月赏秋中笑语亲(卧云)／几朵芦花增皎洁(连玉)／竟忘人世有红尘(卧云)”；《月下追信》(——律，嘉社课题)：“逃亡真国士。汉相最伤神。乘月求贤急。连宵策马频。去留争一发。兴废感千钧。肯并萧君返。淮阴亦可人。”
“国士无双品。相君心早知。闻风人已杳。踏月马忘疲。胜败凭斯举。去留决此时。登坛堪一拜。不负夜驱驰。”
所作诗钟作品中，有情趣盎然的游戏之作，如《送锦灿君赴试口占》：“人人作诗送老张(百楼)，我亦作诗送老张(傲繇)。汽笛一声人去也(连玉)，老童生真个排场(卧云)。”有弘扬民族正气、究察历史真相的诗钟作品，如：
题目：岳飞笔分咏格词宗苏樱村、林卧云先生
漫把愚忠污上将右元／宁凭幻梦认生花左十五／人笑中书无肉相左眼／狱诬上将有权臣右十一／秦桧冤罹三字狱右十三／江淹才焕一枝花左十五／两字精忠争祀像，一书褒贬仰尖峰右十五
当然也有一些价值不高的平俗游戏之作，如击钵联吟《狗头羊肉》；“狗吠声中人卖肉，羊吹角里归摇头。(尚逊)狗辈心贪桥下肉，羊群胆怯陇西头。(同)狗彘与人争食肉，羊牛向我竞摇头。(连玉)狗智岁星能割肉，羊须仙客不摇头。(百楼)狗党狐群争食肉，羊声马叫独昂头。”(卧云)
又如《竹夫人及牛屎》(笼纱格)：“甘同清梦消长夏，得插名画作好春。(樱村)虚心又续三更梦，灵药犹传百草膏。(卧云)百草膏粘龟镇路，三更梦冷女横床。(百楼)臭等羊牢堪作粪，情同纨扇怕逢秋。”(连玉)其中连玉(石中英)所作“臭等羊牢堪作粪’’句纯属游戏之作，格调不高，意境平俗。
3．关爱家庭，思念父母、关怀儿女、表达母爱的诗歌。如《戊辰(按：1928)暮春整理父之手泽有感》：
黄金难买爹娘命，枕上频挥眼泪涟。镜月水花空幻梦，朦腾起欲把衣牵。(一)
无愁无病女儿身，反作多愁善病人。都为此书常触眼，伤心累得减精神。(二)
《戊午(按：1918)履瑞谨次家翁六旬荣寿瑶韵》：
悬弧舞彩报深思，春满乾坤快莫论。受训趋庭争绕膝，含饴点头喜添孙。评经阅史诗多咏，煮菊餐松酒几樽。龟鹤遐龄欢矍铄，儿曹预卜祝金婚。
《己巳孟冬初二日本院落成兼开业满十五周年之喜筵上适兰开并蒂之花，咏以志不朽》：
问世悬壶十六年，鹪鹩才获一枝迁。幽兰也解人双庆。并蒂花开灿绮筵。
《长女留学临别赋示》(《长女留学日本女子大学临别赋示》一律)：
欢愁惹我两心交，负笈东都万里抛。宛似新莺初出谷，几同雏燕远离巢。乘风不让男儿志，破浪偏夸姹女胞。无限前途须自重，学成归显故山坳。
4．参与政治和民间信仰活动的诗歌。如《吴凤庙参诣》：
丙子春日与黄三朋、王甘棠等数位先生同道。(按：丙子，1936年)驱车社口踏芳尘，儿女同参拜义人。马上威风犹凛冽，英灵千载护斯民。
5．少量的媚日之作。以文化交流为主。如《访小林督宪暨夫人(庚辰十月二十五日)》(按：查，庚辰年为1940年。)。再如《府展特选蒙小林总督特赏之赐及御买上之荣谨赋志感奉呈》：“勤修美术息机心，末技叨蒙宠赐深。特赏足为家庆宝，竭诚恭献国防金。雄谋远大干军慑，德政光明万姓钦。尤愿制台长莅此，五州民草被甘霖。”虽为领奖之谢词，但有此媚日姿态，确为美中一憾。类似的诗作还有《欢迎儿玉友雄台湾军司令官适有兰花开放喜甚十一月朔日感赋》等。
6．对大自然的喜爱、对自然灾害的描写。前者有《采石歌》、《荷风》、《嘉义新八景(8首)》，后者则有描写1941年地震灾害的长诗《震灾吟》。如《己卯新春游关仔岭口占》(1940年)：“约伴游关岭。携孙上翠微。山花红欲笑。涧石润生辉。放眼收千景。开怀盼四围。悠然消俗虑。夕日咏而归。”
7．闺秀诗：如《闺中十趣》，有《一、吟咏》、《二、练字》、《三、作画》、《四、刺绣》、《五、裁缝》、《六、弹筝》、《七、读书》、《八、作翰》、《九、教子》、《十、围棋》十首。
李德和的文言散文作品有《祝张元荣舅翁古稀寿词》(作于1926年春)等。
李德和还进行民间歌谣的搜集与整理，她整理的日据时期歌谣，内有诸多中国历史人物及典故、故事，证明了中华文化在台湾日据时期的民间社会里的连续承传。
四、蔡罔甘(蔡旨禅)
蔡旨禅(1900-1958)，名罔甘，道号明慧。澎湖人，天资聪颖，自幼超拔不群，九岁即长斋绣佛。她曾只身赴厦门美术学校深造，所以她不但诗文俱佳，而且还擅长书画。每逢击钵吟会或征诗活动，或有书画展览征集作品，其作品均曾人选。蔡旨禅悟性极高，很早就学业有成，并开始设帐授徒。日据时期的台湾闺秀诗人的主要人生目标往往不是事业有成，而是将来做个贤妻良母、专心相夫教子。而蔡旨禅有着独特的个性，她与一般日据时期女诗人的迥异之处在于她矢志守贞不嫁。而她的家庭财经状况，又不允许她终生赋闲居家，因此，她必须工作，以便经济独立。1924年，她开始一面在澎湖澄源堂教授汉文，一面在陈锡如的留鸿轩学习。1924年底她转赴彰化，1925年执教于彰化平权轩，声名远播，后又受雾峰望族林献堂之聘，成为林家的家庭教师，晚年迁居新竹，先于树林头福吉堂设帐，后到灵隐寺修禅炼道。晚年，她回到家乡澄源堂，病逝于澎湖。蔡旨禅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靠自己的才能抚养双亲，证明女性一样有能力与男性竞争，她曾有诗《誓志》曰：“厌听志弱是钗裙，发愤攻书期出群。不怕养亲惟白手，终身计也舌耕耘。”展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蔡旨禅多才多艺，赢得艺文界的尊敬，被人称为“澎湖第一才女”。其著作有《旨禅诗画集》。
蔡旨禅的诗无论咏物、写景、咏史，均颇具禅意，风格皆清新自然且具灵气，与当时一般比较古板晦涩的文言诗歌相比，自出高格。如《画梅》：
疏影横斜黑色匀如何白雪尚争春
自从许作林家妇镇日图形索解人(蔡旨禅)
该诗作，用上平声，押“十一真”韵，风格清新，高逸恬淡，跟同时期男诗人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