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一、国语(白话)文学生长脉络
日据时期国语(白话)台湾文学的发展与五四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是台湾国语(白话)文学剪不断的“文化脐带”。“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为台湾同胞指明了方向，台湾新文化人响应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宣传新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台湾新文学运动也受大陆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而产生，国语(白话)台湾文学则成为大陆新文学的现代意识与中华文化传统的结合体。国语台湾文学从1920年《台湾青年》创刊起开始酝酿，1923年起基本成型，至1949年已相当成熟。
1920年，留日台湾学生组织“台湾青年会”，创办《台湾青年》杂志(后改名为《台湾》、《台湾民报》)，指出文言文有三种弊害，主张使用国语(白话)文，并且开始刊登国语(白话)文学作品。
1920年，《台湾青年》创刊号刊登了陈忻的《文学与职务》一文，探讨文学对弘扬民族精神的作用，饶有趣味的是，该文以文言文写成，是旧文学形式融合新文学思想的典范。1921年12月，陈端明的《日用文的鼓吹》在《台湾青年》发表，这是首次主张使用国语(白话)的文章。但发表后即被查禁，于1923年1月重刊。1921年《台湾青年》刊出甘文芳的《实社会上文学》(按：用日文写作，意为《文学与社会现实》)，文章中抨击文言旧文学，主张具有时代性的国语(白话)文学。
国语(白话)文学作品在台湾最早出现于1922年。这一年发表的国语(白话)小说有施文杞的《台娘悲史》、杨云萍的《月下》等。这些作品在语言运用和艺术技巧上处于尝试阶段，但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倾向和现实主义风格。
1920-1922年为国语(白话)文学酝酿时期，国语(白话)文学作品数量较少，且多为模仿性的习作。
1923年1月，《台湾》杂志刊登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及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鼓吹国语(白话)新文学运动。《台湾》杂志社决定增刊全部采用国语(白话)文的《台湾民报》。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该刊的办刊宗旨是用平易的汉文，或是通俗白话，评介时事，提倡文艺，指导社会，启发台湾的文化。《台湾民报》积极介绍大陆新文学作家作品与理论，指导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方向，曾全文转载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该报输入了国语(白话)文，后来则完全取代了日文、文言文并用的《台湾》，成为提倡、推动和普及国语(白话)文的阵地、连接台湾与大陆国语文学的桥梁。
国语(白话)文学萌生时期(1923-1929)反对文言旧文学者逐渐增多。1924年施文杞《对于台湾人做的白话文的我见》、前非《台湾民报怎样不用文言文》、张我军《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一郎《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郎《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张我军《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1925年张我军《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等文，抨击文言旧文学，倡导国语(白话)新文学。大陆新文学者的文学理论也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基础。张我军曾专文介绍胡适的“八不主义”，即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做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并进而提出两项重要主张：建设现代白话文的台湾文学；改造台湾方言为现代白话文所用。
国语(白话)文学萌生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张我军诗集《乱都之恋》和小说《买彩票》，赖和小说《斗闹热》、《一杆秤仔》等。报刊方面则有张绍贤在1925年10月15日创办了国语(白话)文综合杂志《七音联弹》。
随着台湾乡土文学运动的开展，国语(白话)文学进入了发展期(1930-1937)。乡土文学是台湾新文学的一环，体现了反抗强权、批判不合理制度的社会关怀。日据时期它曾随着白话文运动而萌芽。乡土文学作品往往将人生际遇、乡野风情，寄寓于乡土小人物，表达对底层民众的关怀。台湾乡土文学因为与台湾方言关系密切，由此使台湾方言也受到了来自于大陆的新文化运动的浸染。
1933年至1937年6月间，国语(白话)文学作品大量出现，优秀作品举不胜数，国语(白话)文学进入蓬勃发展期。1935年，张深切发表了《“台湾文艺”的使命》；1936年王锦江发表了《一个试评——以“台湾新文学”为中心》等理论文章。此时期文艺刊物数量的增多，也促进了国语(白话)文学的发展。如台湾文艺联盟机关刊物《台湾文艺》月刊(1934年创办，主编张深切)，是当时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文艺杂志，对国语(白话)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7月，殖民当局开始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禁用汉字、汉语，废止台湾报刊杂志的汉文栏，强迫台湾作家以日文写作，使正在迈向成熟的国语(白话)文学蒙受重挫而进入战乱低潮期(1937．7-1945)。虽有一份中文报刊《风月报》(后改名《南方》)勉强维持，发表了一些国语(白话)文学作品，如吴漫沙《韭菜花》、《沙鸯之钟》等通俗言情小说，但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有“皇民化”倾向。
二、国语(白话)新诗源流
台湾国语(白话)诗歌，根源于对文言诗歌的反拨。当时有些文言诗歌无病呻吟，没有真实情感，脱离大众，更有以文言诗歌向统治阶层献媚者。国语(白话)诗歌主张语言形式的解放与题材内容的真实，受到民众的欢迎。
日据下台湾国语(白话)诗歌大致有三个发展阶段：
(一)奠基期(从1923年12月第一首国语(白话)诗歌写成至1931年4月15日《台湾新民报》周刊改为月刊)：第一首国语(白话)诗是施文杞1923年12月发表于《台湾民报》的《送林耕余君随江校长渡南洋》。从1923年起，便逐渐有更多的国语(白话)诗歌发表。此时期的国语(白话)诗歌作者主要有张我军、赖和、林克夫、毓文等。
1924年3月25日，张我军在《台湾民报}上发表其第一首国语(白话)诗歌《沉寂》。1925年12月25日，张我军辑当时发表在《民报》上的白话文诗出版了台湾的第一本新诗集《乱都之恋》。
奠基期国语(白话)诗歌作品大多反映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心声，普遍呈现出抗争特质，例如1927年《台湾民报》白话诗征选第一名作品《误认》(崇五作)：
公园里的踯躅花，／不论看了谁都是笑。／狂蝶儿误认了，／——误认做对他有深长的意思。／每日只在她的头上飞绕，／踯躅花更是笑，／狂蝶儿呵！我说给你吧——／她的笑是冷笑——嘲笑。
该诗作中的“狂蝶儿”和“踯躅花”的意象都富有深层的隐喻意涵，字里行间所隐藏的反讽意味使诗歌具有了独特的韧性抗争精神。
早期的国语(白话)诗人如张我军、杨云萍、赖和等的诗作都深受五四诗人，尤其是郭沫若以及胡适的影响，无论是诗作中呐喊的口吻，或是如“呀、喔、哎、哟”等情感助词以及注音符号的运用，都可见到影响的痕迹。
(二)生长期(1931年4月至1937年6月)：此时期发表园地增多，国语(白话)诗歌延续社会写实的路线，更倾向于抒发悲愤的诗情，倾吐精神的苦闷，进行客观的社会批判。
1932年，陈逢源(1893-1982)发表评论《对于台湾旧诗坛投下一巨大的炸弹》，痛斥有些旧文人不但有失民族气节，还阻挠年轻一代追求进步的国语(白话)文学的步伐。提倡创作通俗易懂、具有时代性与社会性的诗，反对写作运用晦涩典故的贵族诗，为国语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1933年，吴坤成(1916——)在《台湾文艺》上发表了处女作《睡觉的青草》。吴坤成的诗作主要有《黄昏》、《采樟脑的园丁》、《奔向东方》等，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其中，《奔向东方》描写了一个农村青年来到城市，面对城市文明冲击所造成的目眩与心理矛盾，是“台湾新文学中较早接触城市文明弊端的诗作”。
林克夫的诗歌对社会不平等及阶级压迫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诗作有《失业的时代》、《爆竹的爆发》、《日光下的旗帜》等。其诗歌着重描写社会事件和情境，极具抗争意识与战斗精神，笔锋犀利、感情充沛，但也有“锤炼不够，过于浅白直露”的缺点。
毓文(1912-1970)的诗歌侧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内部心理情感的刻画与倾诉。其诗作《卖花的少女》描写了一个不顾富人的歧视，勇于把握自己的命运的卖花少女。《孤苦》则倾诉了内心的孤苦。毓文，原名廖汉臣，笔名文澜，台湾文艺协会、台湾文艺联盟成员。
1934年至1935年，国语(白话)诗歌创作内容与形式呈现多样性。主要诗人有杨华、梦湘、杨启东、守愚、甫三、浪鸥、浪石、陈君玉、杨少民、翁闹、史民、石榆、张庆堂等人。1935年至1937年6月的国语(白话)诗歌创作则以赖和、叶荣钟、杨守愚、杨华等人为代表。
(三)战争期：从1937年至1945年，日本统治当局全面废止报刊汉文栏，中文刊物被迫停刊，国语(白话)诗歌步人低谷。
三、国语(白话)小说创作
现实主义是国语(白话)台湾文学持续性的传统。日据时段国语(白话)小说书写的主流笔法，是反映台湾民众生活、表现强烈抗争意识的批判现实主义。其题材多为揭露殖民统治的罪恶，暴露民族败类的丑行，反对封建婚姻，反映女性的不幸生活。
1922年4月，署名为鸥的《可怕的沉默》在《台湾文化丛书》第一号发表，是为台湾的第一篇国语(白话)小说。无知的《神秘的自制岛》于同年发表，该小说以寓言手法揭示了造成民族悲剧的原因。
1924年9月11日至11月11日，《台湾民报》发表了张梗《讨论旧小说改革问题》，开始强调创作现代小说。
文言诗人谢星楼也兼用国语(白话)写作。1923年7月，他在《台湾》发表被誉为“相当优秀的小说”和“现代小说的萌芽”e的国语(白话)小说《犬羊祸》(同年8月，《犬羊祸》又在《台湾民报》重刊)。
1931年，梦华发表了小说《斗！》，小说以全知全觉的叙事视角刻画了一个卖油条谋生的孩子的不屈反抗精神，“揭露出一种奋斗与希望的讯息”并分析了其家境没落的社会因素。所取用的国语(白话)，已较为成熟，较少夹杂方言。但仍有人物语言与其身份年龄不符的缺陷。梦华，原名刘梦华，彰化人。著有小说《斗！》、《她》、《荆棘的路上》、《美人像活了》等，另有诗作《阿片烟歌》。
1931年10月，林克夫发表了短篇小说《阿枝的故事》，反映了日据时期劳工的悲惨生活和新一代工人的觉醒。小说将前辈工人阿枝、阿九的懦弱、麻木与阿生的觉悟相对照，并借阿生之口呼出：“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同盟罢工，在这偌大的团结之下，那喊声、那气力，是超越一切的，你看五一劳动节，是多末伟大的一日哟！这启示了我们未来的胜利底趋势。”表达了鲜明的抗争精神。林克夫(1907——)，原名林金田，又名徐金田，台北人。笔名HT生、孔乙己，曾加入台湾文艺协会、台湾文艺联盟。另著有小说《秋菊的告白》。
蔡秋桐则著有短篇小说《保正伯》(1931)、《夺锦标》(1931)、《新兴的悲哀》(1931)。
奠基期(1922-1934)的国语(白话)台湾小说反殖民反封建的意识相当强烈，形成了以赖和为代表的国语(白话)作家群体，为国语(白话)台湾小说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也存在着“思想大于艺术、题材较多雷同”的缺陷。
1934年起国语(白话)小说进入了发展期。如在1934年11月25日至1936年8月28日发表于《台湾文艺》月刊上的作品就有：懒云(赖和)的《善讼人的故事》，张深切的《鸭母》，杨华的《一个劳动者的死》、《薄命》，朱点人的《安息之日》，林越峰的《到城里去》、《好年光》、《红萝卜》，王锦江的《青春》、《没落》，蔡秋桐的《兴兄》、《理想乡》、《媒婆》，毓文的《玉儿的悲哀》，蔡德音的《补运》，绘声的《秋儿》，张庆堂的《鲜血》，徐青光的《谋生》，谢万安的《五谷王》，李泰国的《分家》、《细雨霏霏的一天》等。小说的艺术技巧也趋于多样化，如绘声的《秋儿》就运用了散文笔法来书写小说。
林越峰(1909．6．9——)本名林海成，台中人。15岁从公学校毕业后，又人德育轩书房学习汉文。他曾担任电影辩士，任“台湾文化协会”委员，并加入“台湾艺术研究会”，1934年任“台湾文艺联盟”筹备委员。林越峰的中篇小说有：《最后的喊声》、《油瓶的妈妈》，短篇小说有《到城市去》、《好年光》、《红萝卜》、《月下情歌》、《无题》等。林越峰的创作目的是传承中华文化，反抗殖民侵略。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小说，只是人家写，我也跟着写而已。但是当时却抱着一个希望——就是对抗日本人，不让异族统治，更不愿汉文被日本当局禁诫，因此多写一篇小说，就多一篇白话文，多写一日的白话文，汉文就能多保存一天。”林越峰的国语(白话)小说着力描写在日本残暴统治下台湾农民的悲惨命运。《好年光》叙述了一个台湾农民的生活并不随着丰收而改善的故事，反映了在日本经济侵略、资本人侵下农民的悲惨遭遇。《到城市去》则描写农民忘八羡慕城市人的优裕生活，卖掉田产进了城，但进城后生活却每况愈下，被迫沦为小偷，最后在偷钱时被人发现，逃跑时坠河而死。作品表明了条件优越的现代城市在殖民侵略者的掌控之下，却成为农民们的人间地狱。
张庆堂，台南新化人，笔名唐得庆，著有小说《鲜血》、《年关》、《老与死》、《他是流眼泪了》等。他的小说也以农村题材为主。《鲜血》写一位农民，为躲避地主的盘剥，到城里去拉车谋生，却仍然难以生存。《老与死》则写一位农民与女儿相依为命，虽遭警察的非人折磨，仍坚韧抗争并生存。张庆堂小说侧重于现实批判，但“洋溢着散文美”，其语言有诗化倾向。
蔡德音(19121994)，台南人。兴趣广泛，对小说、戏剧、音乐、舞蹈、民间文学都有研究，《伍人报》(1930)重要撰稿人之一。1933年，他在台北参与创立台湾文艺协会，任《先发部队》和《第一线》的小说、戏剧编辑。1934年加入台湾文艺联盟。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补运》(1935)、民间故事《圆仔汤岑》(1935)和剧本《天鹅肉》等。其中《补运》讽刺了求神“补运”的迷信活动，提出了反迷信的主题。
1935年，台湾文学运动走上新的高潮，这年的12月28日，杨逵、叶陶创办了《台湾新文学》月刊，呼吁创作贴近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1936年12月，《台湾新文学》杂志刊出“汉文创作特辑”，发表了8篇国语(白话)小说：《稻热病》(赖贤颍)、《老鸡母》(尚未央，即康道乐)、《西北雨》(马木枥)、《脱颍》(朱点人)、《鸳鸯》(洋，即杨守愚)、《三更半暝》(废人)、《十字路》(王锦江，即王诗琅)、《旋风》(一吼)。因为极具现实批判精神，该期杂志被殖民政府以“内容不妥，全体空气不好”为理由，禁止发行。在该杂志发表的国语(白话)小说还有：赖和的《一个同志的批信》，洋的《赤土与鲜血》，一明的《牛话》，匡人也的《王爷猪》，朱点人的《秋信》、《长寿会》，徐青光的《荣生》，张庆堂的《年关》、《老与死》，一吼的《乳母》，黄得时的《橄榄》，曙人的《商人》，李泰国的《可怜的朋友》，柳塘的《有一天》、《转途》，马木枥的《西北雨》，赖玄影(按：赖贤颖)的《女鬼》、《姊妹》，康道乐的《失业》等。《台湾新文学》的国语(白话)稿件是由赖和、杨守愚负责的，这些小说普遍带有浓厚的写实主义色彩。
发展期的国语(白话)台湾小说主题主要有：反映台湾青年追求个性解放的自主自觉；揭示台湾民众反对封建礼教、反对阶级压迫、反殖民反侵略、追求民族解放的自发要求。创作艺术方面，语言运用和写作技巧比奠基期有了很大提高和发展。作品中方言词汇逐渐减少，语言表现力进一步增强，有作家已开始利用日语来传神表达人物语言。小说的容量也逐步增大，已不再局限于短篇。
进人战争期后，因殖民当局禁止中文写作，国语(白话)小说创作日渐式微，虽仍有吴漫沙的言情通俗小说流行，但其格调不高，且作品受皇民化运动影响较大，颇受非议。
四、国语(白话)散文创作
日据时段的国语(白话)散文由赖和、蒋渭水等开风气之先。日据时期台湾的国语(白话)散文作家大都关注现实，体察民情，反映民生，具有民间战斗精神，其作品描述了台湾文化人的心路历程，真实感人。
从发展过程看，日据时段国语(白话)散文的发展经历了萌生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
台湾著名社会活动家蒋渭水在1924年4月即连续发表了国语(白话)散文《入狱日记》。赖和的国语(白话)文学创作，是从散文开始的，他的第一篇国语(白话)作品、随笔《无题》发表在1925年8月《台湾民报》67号。张我军的最初创作，是理论、新诗、散文并重，他在日据时期的散文创作种类繁多，，有时评、杂感、读书随笔，有一般文学散文，也有游记。其中随笔杂感和游记数量较多。
萌生期重要的散文作品有张我军的《随感录》、《南游印象记》，赖和的《无题》、《忘不了的过年》，蒋渭水的《入狱日记》等。张我军发表于1926年的游记《南游印象记》记述了台南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揭露了阶级、民族压迫的社会现实，批评了堕落的旧文学，文章形散而神聚。赖和的两篇散文则承继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体现了作者启蒙民众的责任担当。蒋渭水的《入狱日记》和《北署游记》(1927)叙述了狱中生活，文章以小见大，在琐细平淡的叙事中，隐藏着坚韧抗争的斗志，“无论在台湾或整个中国新文学阵营，都可说是‘监狱文学’的滥觞。”林茂生将宗教与文学有机结合，写作了哲理散文。他的散文《迎接新年》大胆而幽默地指出：“多过一年，就多接近坟墓一步。”散文《真正的恭喜》则不乏睿智之语。两篇文章在当时具有除旧布新的意义。
1928年至1937年的散文创作，数量不多，但创作艺术却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突破了早期以杂感、随笔为主的格局，出现了“具有美文意义的抒情性散文。”赖和的《前进》(1928)即这一发展的代表作品。以《前进》为开端，散文创作进入发展期，涌现出了多种类的散文样式。
叶荣钟以“扫云”为笔名发表于1930年10月11日《昭和新报》上的《扫云精舍随笔》是类似于散文诗的随笔片言，其中不乏人生哲理的深层认知和针砭时弊的正义声音。
此时期出现的鸡笼生的三部绘图本散文作品也颇堪注意。1935年，鸡笼生著《百货店》，该书收录杂文、游记，可视为通俗文学样类；《鸡笼漫画集》，为台湾的第一部通俗绘图本文学集；《海外见闻录》，曾在《新民报》上连载，记叙欧美见闻，幽默风趣，通俗易懂，颇受读者欢迎，后编辑成书出版。
这时期的散文创作较重要的还有一吼的《一吼居谭屑》。一吼的散文多是日常生活叙事。
1937年以后步入成熟期的散文创作，艺术技巧趋于成熟，但作家们在皇民化运动的高压下大部分被迫放弃了国语(白话)写作，有的则选择了韧性抗争的方式，避免与日据当局正面冲突，开始着重于对中华文化、哲理和民俗风情的观察和探究。如1943年2月陈逢源著《雨窗墨滴》的内容有：“北京风物”、“秦淮情调”，对梁启超、周作人、林语堂、落华生等人的评论及民俗、传说、小品、汉诗等。
总起来看，日据时段国语(白话)散文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受到了大陆五四新文学的较大影响。
五、戏剧、文学评论等其他国语(白话)文学形式
(一)戏剧
戏剧是台湾新文学史中不可忽视的文学样式。戏剧创作是由台湾新戏剧运动催化起来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数量逐渐增多，成为台湾新文学的组成部分。台湾戏剧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改良戏、文明新戏、话剧三个阶段。
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崛起一样，台湾新戏剧运动发轫于1920年代初期。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影响。当时，“中国大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戏剧运动蓬勃兴起，对台湾新文坛产生了启示和激发作用。”1923年《台湾民报》创刊号转载了胡适的剧作《终身大事》和《李超传》。台湾戏剧活动家张维贤说：“我对新剧发生兴趣是因为看过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后胡适的剧作。”另一方面是来自日本的影响。1923年，日本人神山主持的“蜡人座”剧团，曾到台湾巡回演出《狗》、《熊》等剧目，为台湾国语(白话)戏剧的发展提供了形式上的范本。
台湾国语(白话)戏剧创作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20年代为第一个时期，即由戏剧运动催发的萌芽期。20年代初期，台湾出现了一种改良戏，它是由厦门去台湾的人招募组织的，成员多属无职业者，也被时人称为“鲈鳗戏”。他们陆续演出了由台湾民间故事改编的剧目，如《廖添丁》、《洪礼模》等。1923年至1924年间，台湾出现了两个演出文明戏的剧社。一个是台北的“星光社”，该剧社的主要成员陈碰来自厦门教育社，曾参加厦门话剧演出。一个是彰化的“鼎新社”，由到过厦门学习的学生组建的。这两个剧社曾分别演出《金色夜叉》、《可怜闺月里》、《复活的玫瑰》等剧目。不久，台湾文化协会也组织了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剧目有薛玉龙创作的《清海涛》。这种文明戏的演出，一般不用剧本，不用幕表，演员也未受严格训练，但形式活泼，便于迅速反映现实生活。正是在这种新戏剧运动催化之下，戏剧创作开始出现了。《台湾民报》于1924年8月，刊载了张梗的历史剧《屈原》，该剧取材于《史记》屈原传，全篇以屈原与渔父对话为始终。同年9月，发表了逃尧的独幕剧《绝裾》，内容是描写一名青年不顾父亲反对，毅然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经过。这两个剧作虽情节简单，但标志着台湾新戏剧创作的萌芽。
陈崁、周天启、谢塗、杨松茂(守愚)等，为改善原有的本岛剧，宣传无政府主义，曾于1925年在彰化成立“鼎新社”剧团，社名由郭克明命名。此团成员曾因意见不合而分裂，1926年，陈嵌予以协调，并重新整顿后，另组“彰化新剧社”，该组织以改良风俗、打破迷信、讽刺劳资关系为主要诉求，在台北、新竹、苑里、宜兰、彰化、员林、台中、北港、大林等地公演。1928年夏，因经费困难解散。1928年，彰化新剧社给《大众时报》的发刊贺词，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与主张：“我们希望、我们深深的希望，我所最敬爱的，为大众为正义的记者先生们，能够大公无私地，很勇敢地用那很严谨的铁笔，XX一切强权，一切恶制度；一面用着生花之笔，以拯救我们这些被掠夺、被愚弄的全无产大众于水深火热的苦海里。”
叶荣钟曾经对1929年左右的戏剧发展状况有一番描述：“年来岛内各地的‘同人剧团’如雨后春笋接踵而生，这是证明一般民众厌恶了从来的旧剧，而希求一种新形式、新内容的演剧。”
1930年至1937年为戏剧创作的繁荣阶段。继《台湾民报》文艺栏发表剧作之后，新创办的文艺杂志，如《福尔摩沙》、《第一线》、《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都辟有戏剧栏，鼓励戏剧创作。1934年5月，台湾文艺联盟成立大会，把发展戏剧运动提到议事日程。在新文学界的努力下，戏剧创作进入繁荣时期。出现的重要剧作有：青钊的多幕剧《巾帼英雄》和独幕剧《蕙兰残了》；吴江冷的独幕剧《平民的天使》；朱锋的独幕剧《谁之过》；逢秋的独幕剧《反动》；廖毓文的独幕剧《逃亡》；守愚的歌剧《两对摩登夫妇》；张荣宗的《外交部事务官》；德音的《天鹅肉》；邱春荣的《结婚的理想》；郑明的《锁在云围的月亮》等。此阶段，张深切是最活跃、最有成就的剧作家。他先后创作了《遍地红》、《邱罔舍》、《生死门》、《人间与地狱》、《婚变》、《荔镜传》、《落荫》等剧作，在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34年7月15日，杨守愚发表随笔《小说有点可观，闲却了戏剧，宜多促进发表机关》并于1935年1月1日发表戏剧《两对摩登夫妇》。
1935年，董佑峰的独幕诗剧《森林的彼方》发表于《台湾文艺》第2卷第5号，这是台湾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剧。作品描写一位父亲带着孩子长途跋涉，寻求自由世界。剧本运用象征主义手法，隐喻了台湾民众不畏艰难寻求自由解放的理想。
废人以张资平的小说《爱力圜外》为底本，改编了五幕剧本《锁在云围的月亮》，发表于1936年2月——7月号《台湾新文学》上。
文言作家黄茂笙也兼用国语(白话)写作，他创作的国语(白话)剧作有《谁之错》、《暗明夜灯》、《复活的玫瑰》、《人格问题》等。
(二)文学评论
1923年，黄朝琴长篇论文《汉文改革论》发表于《台湾》杂志4年1号、2号上。全文共18节，1万2千余言。文章从社会改革、文化革命、民众启蒙的高度论述了推广白话文运动的紧要性并提出开设白话文讲习会、在日常生活中写白话信、发表白话文文章等一系列普及白话文的具体方法。此文与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发表以后，台湾白话文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并为新文学运动的开展铺平了道路，故被称誉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一响先声”。
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原载于1923年《台湾》杂志4年1号。文章先介绍了作者1922年游历大陆时目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广泛运用的情况，然后论述了“白话文之历史的考察”、“白话文和古文研究的难易”、“白话文与台湾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文化普及与白话文的新使命”等问题，雄辩地论证了必须“以白话文作为文化普及的急先锋”。此文与同时发表的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引起巨大反响，使台湾白话文的倡导由少数人的呐喊进入社会的行动。此文也奠定了黄呈聪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地位。
1933年10月，台湾文艺协会成立，先后出版文艺杂志《先发部队》、《第一线》，为促使新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刊发了“台湾新文学出路的探究”特辑。黄石辉、周定山、赖庆、守愚、点人、君玉、毓文、秋生等著文，认为必须加强新文学的推动工作。该特辑发表了黄得时《“科学上的真”与“艺术上的真”》、逸生的《文学的时代性》、芥舟的《台湾新文学的出路》、HT生的《传说的取材及其描写的诸问题》、茉莉的《对民谣的管见》等，强调文学的时代性、创造性与群众性。该刊还刊发了《台湾民间故事特辑》，收录了15篇民间传说故事。黄得时在卷头语发表《民间文学的认识》一文，论述收集民间文学的紧迫性，又在编辑后记中强调：“我们祖先的遗产，只有台湾的民间文学算得是最为纯粹，我们不但在文学上有保存它的义务，在民俗学上也有整理它的必要。”这个“特辑”的设立，表现了台湾作家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关心和对文艺群众化的重视。
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是台湾作家研究大陆新文学的最早的专著。该书有三万多字，以国语(白话)文写成，作者自跋：“1929年11月7日夜半脱稿于冷雨凄迷的：高圆寺精舍。”当时是他第二次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中央大学经济科的最后一学年。1930年6月8日，该书在东京“新民会”出版，列为“新民会文存第三辑”。目的在于为台湾文化界介绍中国大陆“五四运动”十年来的状况，以作为台湾文坛的借镜。他对大陆文坛的评介，有褒有贬，有独到的见解。此前在台湾对于大陆新文学的介绍，仅有从1923年到1925年间，留学大陆的秀潮(许乃昌)、苏惟霖(芗雨)、蔡孝乾等人发表在《台湾民报》上的零星文章。O但叶荣钟此书，是20世纪30年代的台湾新旧文学论战进入第二阶段时所写，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新文学概观》对鲁迅、周作人、胡适、陈西滢等作家及语丝派、文学研究会等文学流派进行了评介，同时援用了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材料，加以引申评论。长文最后的结语，借展望大陆新文学的未来，表示了对台湾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的期待。叶荣钟在台湾日据时期对同时期大陆新文学的介绍与检讨，表现了他与大陆文坛近乎同步的国语(白话)文学素养。他刻意在留学东京的最后一年总结大陆新文学运动的经验，用心良苦，反映了他对中华文化的坚韧持守。
1934年至1936年发表评论者主要有：张深切、黄得时、雷石榆、邱耿光、梦湘、坚如、刘捷、林克夫、苏维熊、芥舟、谢万安、曾石火、张星建、吴天赏、徐玉书、铁生、吴鸿炉等。其中张深切的《对台湾新文学路线的一提案》及其续篇，最具份量，他深入论述了有关建设台湾新文学路线的重要问题，提出要建立适应台湾特点的真实的文艺路线。学术论文数量较多，主要有洪耀勋的《悲剧哲学》、《艺术与哲学》，陈绍馨的《出现在西洋文献上的台湾》、《性格之魅力》，杨杏庭的《无限否定与创造性》，苏维熊的《苍蝇的文学》，郭一舟的《北京语》、《福佬话》、《北京杂话》，施学习的《中国语文之发达及变迁概观》，李献璋的《方言谈屑》，黄得时的《孔子的文学观及其影响》等。此外，尚有蔡嵩林的《中国文学的近况》，魏晋的《最近文坛上的大众话》等报导祖国文坛动态的文章。
第二节赖和、杨守愚、周定山等人的
国语(白话)文学创作
一、赖和
赖和是国语(白话)台湾文学的开创者之一，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他将其对于政治、文艺与人性的思想，熔铸到文学创作中。赖和有一个较具系统性的思想体系，虽然他并没有严谨的理论基础，但他对日据时期的社会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像他对警察、殖民暴政的批判，他的启蒙思想与民族意识，无一不与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发生重大关联。赖和在社会上至少存在着如下几种身份的不断转换：文言诗人与国语(白话)文学者；医生与诗人；台湾在地与原乡行旅；文学家与民族斗土。他的国语(白话)小说，反映了日据时代政治上的不平等、社会上的陋习、人性的懦弱，可以说是日据下的小民悲歌，树立了台湾白话文学的典范。其国语(白话)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写实的手法租韧性的抗争、乡土的色彩、人道的关怀。
写实的手法和韧性的抗争。如小说《一杆“称仔”》中秦得参的遭遇，呈显了被殖民者的悲苦与殖民者的丑陋嘴脸。如小说《归家》，忠于当时的生活习惯、信仰与社会状况，使作品本身带有几分历史意味，他的批判比较冷静理性，文字简洁准确，显示了韧性的抗争。
乡土色彩。如诗歌《流离曲》充满着对土地的眷恋和对乡土的热爱：
不可知的前途，／暗黑得路痕不见，／眼前此世界，／破坏得石荒沙乱，／这一片砂石荒埔，／就是命之父母，／——这片砂石荒埔，／就是生之源泉。
人道的关怀。赖和对底层民众流露出深切的关怀。其作品中有不少写作对象是处于弱势社会地位的少数民族。如《善讼人的故事》里的林先生、长诗《南国哀歌》里的高山族同胞。
1925年，赖和发表《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答复台湾民报设问》等文章，阐述了新文学运动的必要性，认为新文学运动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以民众为对象，把文学作为社会的缩影，力主反映现实社会问题，坚决站在新文学阵营一边，声援张我军的文学主张。他1925年，他发表了散文《无题》、诗歌《觉悟下的牺牲》；1926年1-2月间，又发表短篇小说《斗闹热》、《一杆“秤仔”》。1930年，发表《希望我们的喇叭手吹奏民众的进行曲》一文，倾心推动文艺群众化。其作品注重群众性与乡土性。他曾经主持《台湾民报》(后改名为《台湾新民报》)文艺栏，担任《南音》、《台湾新文学》等杂志的编辑，扶持文学新人。1937年，殖民当局禁闭所有的中文报刊杂志，赖和被迫停止创作。
其国语(白话)作品有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等。
(一)小说创作
赖和的主要小说有《斗闹热》(1926．1)、《一杆秤仔》(1926．2)《不如意的过年》(1928．1)、《蛇先生》(1930．1)、《雕骨董》(1931．5)、《归家》(1932．1)、《丰作》(1932．1)、《惹事》(1932．1)、《善讼人的故事》(1934．12)、《一个同志的批信》(1935．12)、《赴了春宴回来》(1936．1)等，其小说创作，致力于现实主义与时代精神、乡土风格的统一，揭示殖民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构成了民族精神与乡土情调相融合的风貌。
赖和小说首先反映了殖民统治下“法律”的虚伪与警察的残暴。短篇小说《一杆“称仔”》以“称仔”命名，具有深层的隐喻意义，隐喻着殖民统治者的“法制”、“平等”的口号只不过是一种欺骗，台湾民众的尊严和生存权利随时都可能被其剥夺。秦得参等台湾下层民众才代表着真正的公正和道义，从而揭露了日据当局的压迫掠夺本质。《不如意的过年》写警察因过年时未收到更多的年礼而“不如意”，讽刺了警察的丑恶行径。《蛇先生》写无辜而善良的蛇先生却被拘受刑，反讽了日据当局的“法”的虚伪与残酷。
反映殖民统治下台湾民众遭受的多重经济剥削与掠夺是赖和小说的另一个主题。《丰作》写一个勤苦农民添福，以向制糖会社租地种蔗为生。甘蔗丰收了，但制糖会社在磅秤上做手脚，甘蔗重量被压低了五分之二。辛苦劳作一年的添福改善生活的希望成为泡影。《可怜她死了》写阿金的父母亲，因交不起统治者征缴的户头税，被迫将阿金卖为童养媳。阿金后又被转卖，历尽摧残，最后溺水身亡。
赖和的另一部分创作，赞扬了为正义而勇于斗争的精神。《阿四》写阿四毕业后到嘉义医院实习，火车上与日本人的对比，引发了阿四“我是本岛人，我是台湾人，不是日本人”的想法。医院里日本医生和台湾医生的悬殊待遇，进一步促使阿四去从事争取民族平等权利的社会运动。《惹事》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我”，看到日本警察诬赖一个穷苦寡妇偷衙门里的鸡，并滥施刑罚，挺身而出，公开揭露警察的罪恶。《善讼人的故事》则写了知识分子林先生看到农民“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的悲惨遭遇，毅然渡海到福州为民伸冤，并打赢官司。小说以历史故事隐喻现实生活，歌颂了民间战斗精神。
赖和还尖锐批判了一些知识分子的腐化与堕落。《棋盘边》写一些旧文人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无所事事。《赴了春宴回来》批判了一些旧文人奢靡淫乱的生活态度。《一个同志的批信》则写一个新知识者的变质。主人公施灰，由积极参加社会改革运动的新式知识分子，堕落成了没有同情心、追求个人享受、消极颓唐的时代落伍者。
总之，赖和小说，充满了对被压迫者和被损害者的人道关怀，反对殖民统治，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
在艺术表现方面，赖和小说注重乡土风格。小说题材大都是台湾人民的生活与感受。赖和小说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复杂性，善于运用反讽手法和戏剧性场面。这无疑是受到了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影响，也使得其小说表现形式近似民间的“讲古”说唱与戏曲，带有鲜明的乡土色彩。
在语言运用上，他尝试书面语与口头语的融合。“每写一篇作品，他总是先用文言文写好，然后按照文言稿写成白话文、再改成接近台湾话的文章”。赖和的小说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文言到国语(白话)再到台湾方言的转换过程。
(二)诗歌创作
赖和的国语(白话)诗歌有《饲狗颔下的铜牌》、《觉悟下的牺牲》、《流离曲》、《南国哀歌》、《种田人》、《可怜的乞妇》、《新乐府》、《农民谣》、《月光》、《农民叹》、《冬到新谷收》、《溪水涨》、《生与死》等。
《饲狗颔下的铜牌》运用拟人手法，借戴在狗脖子上的铜牌之口讽刺了1923年日本皇太子来台时11名被授予勋章的御用绅士的奴躬婢膝丑态：
下贱的东西勿狂妄／珍珰珍珰珍珰／那么样——自夸自大／可不识人世间珍珰／有了多少人们珍珰／因为我珍珰珍珰珍珰／得到的荣誉光彩／那拖牛做马的人们／始终不能得到我珍挡／眼角一昧珍珰珍珰珍珰／看得到听得着珍珰／被虐杀的无辜珍珰／刑讯场的死尸珍珰／草原上的残骸珍珰／虽说是死得应该／珍珰珍珰珍珰／亦为着他的衣襟上／没有我许他佩带珍珰／
《觉悟下的牺牲——寄二林事件的战友》是台湾第一首以现实政治事件为背景反映农民奋起反抗殖民统治的国语(白话)诗歌作品：
哭声与眼泪，比不得／激动的空气、泻涧的流泉／究竟亦终于无用。／风亦会静、泉亦会干，／虽说最后的生命，／算来亦不值钱。／／可是觉悟的牺牲，／本无须什么报酬，／失掉了不值钱的生命，／还有什么忧愁？／／……／／唉，觉悟的牺牲！／觉悟地提供了牺牲，／我的弱者的斗士们，／这是多么的难能，／这是多么的光荣！
诗歌直抒胸臆，揭露日据当局的罪恶，歌颂觉悟的牺牲者的抗争精神。
《流离曲》(1930年)是以殖民当局廉价将3886甲土地批售给370名退职官员，迫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的事件为背景所作的长诗。叙述农民悲惨生活，痛责日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尖锐的政治抗争意识，如：
天的一边，地的一角，／隐隐约约，有旗飘扬，／被压迫的大众，／被榨取的工农，／趋趋！集集！／聚拢到旗下去，／想活动于理想之乡。
诗歌显示了可贵的现实主义传统。也由于这个原因，在发表时被日据当局新闻检察官删去后半部分最富有抗争性的88行，开了天窗。
《南国哀歌》(1931年)是为悼念“雾社事件”抗日山胞而作，反映了台湾人的悲惨历史与斗争的悲壮，《南国哀歌》开篇运用冷静的白描和叙述刻画了残酷镇压之后的惨状，类似于传统民族史诗：
所有的战士已都死去，／只残存些妇女小儿，／这天大的奇变，／谁敢说是起于一时？／／人们最珍重的莫如生命，／未尝有人敢自看轻，／这一举会使种族灭亡，／在他们当然早就看明，／但终于觉悟地走向死亡，／这原因就不容妄测。／／谁敢说他们野蛮无知？／看见鲜红的鲜血／便忘却一切欢欣狂喜，／但是这一番啊！／明明和往日出草有异。
接着，诗歌将历史事件凝聚在主观抒情之中，揭示了起义的原因和意义，做到了现实题材与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的有机结合。《南国哀歌》全诗分上下两段，刊于《台湾新民报》，但下段结尾处的34行被日本新闻检查人员删除，仅刊6行，在报上留下一块空白。原诗下段如下：
恍惚有这呼声，这呼声，／在无限空间发生响应，／一丝丝凉爽秋风，／忽又急疾地为它传播，／好久已无声响的雷，／也自隆隆地替它号令。／兄弟们！来！来！／来和他们一拼！／凭我们有这一身，／我们有这双腕，／休怕他的毒气、机关枪！／休怕他飞机、爆裂弹！／来！和他们一拼！／兄弟们！／凭这一身！／凭这双腕！／兄弟们到这样时候，／还有我们生的乐趣？／生的粮食尽管丰富，／容得我们自由猎取？／已辟农场以筑家室，／容得我们耕种居住？／刀枪是生活上必需的’器具，／现在我们有取得的自由无？／劳动总说是神圣之事，／就是牛也只能这样驱使，／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看我们现在，比狗还输！／我们妇女竟是消遣品，／随他们任意侮辱蹂躏，／哪一个儿童不天真可爱，／凶恶的他们忍相虐待，／数一数我们所受痛苦，／谁都会感到无限悲哀！／兄弟们来！来／舍此一身来他一拼！／我们处在这样环境，／只是偷生有什么路用，／眼前的幸福虽享不到，／也需为着子孙斗争。／谁都会感到无限悲哀！／兄弟们来！来！／舍此一身来他一拼！／我们处在这样环境，／只是偷生有什么路用，／眼前的幸福虽享不到，／也需为着子孙斗争。
诗歌富有战斗精神与鼓动力，有着直抒胸臆的艺术特色，与郭沫若诗歌极为相仿，表现了赖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充满信心的理想追求。
同内容的大众化一致，赖和诗歌的艺术形式亦力求通俗化。《新乐府》采用五言旧体诗形式，语言却是国语(白话)和方言，如通俗的说唱，表现社会底层生活的艰辛，表达对殖民当局的愤慨和不满。《农民谣》则如民歌小调，并附有曲谱，表现农民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充溢着悲愤情绪。赖和还写过歌谣形式的情歌和儿歌，如《相思歌》和《呆囝仔》。
赖和诗歌有着关怀底层人民疾苦的民族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反抗殖民统治与封建压迫的抗争精神。其诗作多反映了重大社会事件，此类“史诗”般的诗歌莫立了他在国语(白话)台湾诗歌奠基期的地位。
(三)赖和的散文创作
赖和的国语(白话)散文有《忘不了的过年》、《前进》、《城》、《随笔》、《无聊的回忆》等。《忘不了的过年》由对童年过年时的心情的回忆，生发出“愈要追寻快乐，愈会碰着痛苦”的哲理思考。《前进》发表于1928年5月，此时正当台湾文化协会发生分裂。作者希望两派力量能够重新团结起来。面对政治环境的险恶和内讧的遗憾，赖和大声疾呼“赶快！光明已在前头，跟来！赶快！”、“向着面前不知终极的路上，不停地前进”。这种义无返顾的“前进”意识，正是日据时期台湾民众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的一种变体。文章采用了象征和隐喻手法，文首和文尾所描绘的“虽在几百层的地底，也是经验不到”的“骇人的黑暗”，象征着日据当局的黑暗统治；以“两个被时代母亲所遗弃的孩童”隐喻文协两派。文章的语言具有诗化特点，同时注重意境的构造，达到了“美文创作的较高水平”。《城》继续了作者小说中的反迷信主题。《随笔》则由扫墓一事生发开去，回顾了自己7年来与“善人”、“强盗”、“贵人”的斗争历程。《无聊的回忆》中对汉文书房的落后教育方式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对日语公学校的同化教育表示了抗议。另外，赖和还著有随笔《无题》(1925．8)、《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1926．1)、《谨复某老先生》(1926．3)、《希望我们的喇叭手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1931．1)等。
赖和散文受鲁迅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对于象征、隐喻和反语、讽刺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赖和以他作品所蕴涵的人道主义思想与不屈抗争精神，奠定了他在台湾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杨守愚
杨守愚(1905．3．9-1959)，原名杨松茂，笔名村老、翔、洋、y生、静香轩主人等，彰化人。彰化第一公学校毕业。其作品受赖和影响，坚持写实传统。其文学作品在日据时期作家中最多。曾参加“彰化新剧社”、台湾文艺联盟等文艺社团。其国语(白话)作品有小说、诗歌、随笔等。
(一)小说
杨守愚的短篇小说作品有《慈母心》(后改名《冬夜》，1927年)、《出走的前一夜》(1927年)、《罚》(1928年)、《升租》(1928年)、《捧了你的香炉》(1928年)、《生命的价值》(1928年)、《新郎的礼数》(1928年)、《猎兔》(1928年)、《自绝》(后改题《醉》，1928年)、《女丐》(1928年)、《十字街头》(1929年)、《凶年不免于死亡》(1929年)、《谁害了她？》(1929年)、《疯女》(1929年)、《颠倒死？》(1930年)、《小学时代的回忆》(1930年)、《仑辨》(1930年)、《一个晚上》(1930年)、《过年》(1930年)、《出走的前一夜》(1930年)、《比特先生》(1930年)、《一群失业的人》(1931年)、《元宵》(1931年)、《嫌疑》(1931年)、《没有儿子的爸爸》(1931年)、《升租》(1931年)、《开学的头一天》(1931年)、《就试试文学家的味道吧！》(1931年)、《梦》(1931年)、《啊！稿费》(1931年)、《爸爸！她在使您老人家生气吗？》(1931年)、《瑞生》(1931年)，《盗伐}(1931年)、《断水之后》(1931年)、《退学的狂潮》(1931年)、《决裂》(1932年)、《彰化＝台中》(1933年)、《鸳鸯》(1934年)、《难兄难弟》(1934年)、《赤土与鲜血》(1935年)、《戏班长》(1936年)、《移溪》(1936年)、《十二钱又回来》(1936年)、《寿至公堂》(1936年)、《美人照镜》(1936年)等。
杨守愚的小说，取材相当广泛，主要有如下几个主题：
1．殖民统治者与地主阶级对工农的压迫。如，《十字街头》以白描手法表现日本警察飞扬跋扈，不顾劳动者的死活，抓捕摊贩，破坏民众的经济命脉的恶行。小说简笔勾勒，但节奏紧促，扣人心弦。《移溪》通过水灾题材，反映了警察、地主、封建迷信等对农民的危害，展现了日据时期台湾农村社会的各层面。《断水之后》的题材与《移溪》类似，该小说的突出特点是运用了符合乡村人物性格特征的方言对白。《罚》写一个拉车的老车夫，因为撞车将乘车的巡警和侦探摔倒，受到的威吓和侮辱，从而刻画了走狗们的丑恶嘴脸，在平白写实中流露出悲愤与抗议。《升租》、《鸳鸯》写异族统治下的底层劳苦民众，如《升租》的老农、《鸳鸯》的丈夫，在殖民压迫下受尽屈辱，为了维持作为人的起码的尊严，被迫走向死亡的悲剧。小说将正义的批判隐藏在冷静客观的描述之中，悲剧的结局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2．失业者的悲苦。如，《瑞生》写失业者瑞生在生活重压下的痛苦与辛酸。反映了日据时期失业工人被鄙视、被侮辱的遭遇。小说心理描写深刻细致。
3．小民的穷困和封建礼教束缚下的爱情悲剧及女性悲剧。杨守愚的小说作品，给人感觉最深刻的，就是“贫穷”的气氛。《啊！稿费？》主人公王先生想通过教书写作养家糊口，但这个基本的要求在日据时期仍无法实现。小说借王先生的不幸遭遇，以小见大，反映了日据时期知识分子的困苦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下的日据时期台湾社会。《一个晚上》写逃脱封建大家庭束缚的年轻夫妇，却又因资本主义的压榨而致妻子自杀。小说充满了现实批判精神。《女丐》则写一个女子受到后母的虐待而沦落风尘，最后身患梅毒遭到抛弃的悲剧。
杨守愚是个写实主义者。他以凄苦穷困的感情基调、平实的叙事策略、戏剧性的情节反映了台湾民众生活的悲苦挣扎，揭露了日据社会的黑暗，传述了台湾底层民众的心声。他是日据时期中文作家中最多产的一位，仅以杨守愚为笔名发表的小说即有十三篇之多。他的题材繁富多样，所关注的主题均具有反帝反封建精神，但其小说也有悲苦有余而亮色不足的不足之处。
(二)国语(白话)诗歌
杨守愚的国语(白话)诗歌作品主要有《我不忍》(1930年)、《荡盪中的一个农村》(1930年)、《人力车夫的呐喊》(1930年)、《时代的巨轮》(1930年)、《不眠之夜》(1930年)、《孤苦的孩子》(1930年)、《长工歌》(1931年)、《诗》(1931年)、《贫妇吟》(1931年)、《除夕戏作》(1931年)、《哭姊》(1931年)、《困苦和快乐》(1931年)、《挽歌》(1931年)、《顽强的皮球》(1931年)、《车夫》(1931年)、《一个夏天的晚上》(1931年)、《中秋之夜》(1931年)、《三秋到了》(1931年)、《无题》(1931年)、《爱》(1931年)、《元宵的街市》(1931年)、《我做梦》(1932年)、《洗衣妇》(1932年)、《清明》(1932年)、《雨中田舍》(1932年)、《拜月娘》(1935年)、《一对情侣》(1935年)、《卖花之歌》(1935年)、《女性悲曲》(1935年)、《痴人之爱》(1935年)、《农忙》(1935年)、《暴风警报》(1935年)、《光荣》(1935年)、《冬夜》(1935年)、《人是应该劳动的》(1935年)、《一个恐怖的早晨》(1936年)等。
杨守愚的国语(白话)诗歌与其小说在取材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杨守愚的国语(白话)诗歌同样表达了对社会边缘弱势群体的关怀及对压迫者的不满。他1930年发表在《明日》杂志的第一首国语(白话)诗歌《我不忍》，就表现了他这种人道主义思想：
我不忍闻／我不忍闻你微弱的歌声／因为那是一根根的针儿／能把我的心灵穿透／／我不忍看／我不忍看你红肿的眼睛／因为那是一团团的烈火／能把我的全身燃烧／／你说你的心里／一天烦闷一天／你的形容／一年消瘦一年／如果常此以往／不是死亡便成疯癫／／你说你的运命乖舛／你的环境恶劣／故此对于人生／不是仇视，便成自暴／／你别咒诅人生／你别怨叹薄命／要知现社会下的青年／谁不和你同病／／悲有何用／哭尤无益／唯愿向万恶的社会／准备着猛烈的攻击
诗歌鼓励弱者们奋起抗争，表现出了左翼倾向。
1930年7月，彰化农村遭受了暴风雨灾害，以耕作为生的农民受到致命的伤害。《荡盪中的一个农村》细致描绘了灾后的凄惨景象，反映了农民的苦难。此外，杨守愚还有《农忙》、《暴风警报》、《冬夜》等有关农民问题的诗作。
《人力车夫的呐喊》和《车夫》写自动车逼压下人力车夫的艰辛；《长工歌》写终年劳动却仍不能养家糊口的长工；《冬夜》写挣扎在死亡线的小贩；《我做梦》写被近代工业机械压榨的工人，反映了劳资矛盾。
杨守愚也对妇女和幼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表示同情。《贫妇吟》写贫家妇女终日辛劳，却仍缺衣少食，甚至还要在官厅征调徭役时替代重病的丈夫去修路。诗歌表达了对殖民者暴政的不满和对贫女的关怀。诗中夹杂了闽南方言，有民歌风味。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增强了诗歌的真实感。
《洗衣妇》写洗衣妇的丈夫不务正业，为养活年老的婆婆，多病的幼儿，她必须不顾严寒，用龟裂的手去洗那些洗不完的污衣。诗歌采取了闻一多诗歌极为类似的题材，同情女子的不幸命运。《女性的悲曲》同样以闽南方言人诗，用被抛弃女子的口吻，控诉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诗末的“我的心／是怎样的愤恨悲哀／我的悲哀是无法排解／男权拥护的社会／虽然是悲鸣有谁来瞅睬”，引人深思，余味无穷。《孤苦的孩子》一诗，则借贫儿的衣食难继反衬了富人的为富不仁。
《元宵的街市》以热闹的元宵节为叙事背景，将赏灯的千金小姐、公子少爷、富家老爷与奔波劳碌的“路边小贩”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对比。《诗》同样对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表示了不满。
《人是应该劳动的》反映了在资本垄断的社会，劳动者无论如何勤苦劳作，也得不到相应的报偿：“社会是不给与我劳动的机会／劳动也得不到一半的报偿／直到我的生命力枯竭了的现在／同样免不了在饥饿线上彷徨。”
《假如我》表现了强烈的战斗精神和抗争意识。散文诗《顽强的皮球》写道：“越是用力的拍，越是强烈地反抗。越是起劲地蹴，越是活跃地暴动。’’以隐喻手法，曲笔表达了被殖民者的反抗精神。皮球隐喻了压迫越强烈，反抗就会越强烈的昂扬斗志。
《除夕戏作》以戏谑笔调写自己教书为文却仍无法维持家计的苦况。《挽歌——为可怜的陈鸿祥君》(1931)写一个知识分子，因不肯屈服于殖民当局，在人生路上到处碰壁，最终由上层社会沦落于贫苦以终的死亡之路。
杨守愚的国语(白话)诗歌表现了他同情弱小、不畏强权、反抗压迫的左翼思想。另外，杨守愚还著有随笔和戏剧作品。1934年7月15日，发表随笔《小说有点可观，闲却了戏剧，宜多促进发表机关》，1935年1月1日发表戏剧《两对摩登夫妇》。
三、周定山
1925年开始至1936年止，是周定山创作新文学的阶段。周定山的国语(白话)作品有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等。其中诗歌多已散逸。1937年，他终止国语(白话)文学创作。
(一)散文创作
周定山的散文随笔(包括评论)多是表述他的创作观及对社会人生的批评。主要作品有：
1925年撰写散文《也是随笔60、时评《我对建醮的几句话》；1927年撰写自传性的文、白夹杂散文《三十年中之回顾》和时评《婚姻制度之考察》；1931年2月7日在《台湾民报》第350号发表《一吼居谭屑》(一)；4月4日发表《一吼居谭屑》(二)于《台湾民报》第357号；4月25日发表《一吼居谭屑》(三)于《台湾民报》第361号；5月9日发表《一吼居谭屑》(四)于《台湾民报》第363号；5月23日发表《一吼居谭屑》(五)于《台湾民报》第365号；5月30日发表《一吼居谭屑》(六)于《台湾民报》第366号；6月6日发表《一吼居谭屑》(七)于《台湾民报》第367号；6月13日发表《一吼居谭屑》(八)于《台湾民报》第368号；6月27日发表《一吼居谭屑》(九)于《台湾民报》第370号；7月11日发表《一吼居谭屑》(十)于《台湾民报》第372号；7月18日发表《一吼居谭屑》(十一)于《台湾民报》第373号；8月1日发表《一吼居谭屑》(十——)于《台湾民报》第375号；8月22日发表《一吼居谭屑》(十三)于《台湾民报》第376号；9月7日发表《一吼居谭屑》(十四)于《台湾民报》第380号；9月12日发表《一吼居谭屑》(十五)于《台湾民报》第381号；1932年1月1日发表《老成党》(上)于《南音》创刊号；1月15日发表《老成党》(中)于《南音》；2月1日发表《老成党》(下)于《南音》；1933年1月1日发表《草包ABC)(一)于《南音》创刊号；1月15日发表《草包ABC)(——)于《南音》；2月1日发表《草包ABC)(三)于《南音》；2月22日发表《草包ABC)(四)于《南音》；4月2日发表《草包ABC)(五)于《南音》。1933年2月22．日发表《儒是什么》(上)于《南音》；3月14日发表《儒是什么》(中)于《南音》；4月2日发表《儒是什么》(下)于《南音》。1933年4月2日发表《拍卖民众》于《南音》；6月13日发表《摧毁了的嫩芽》(上)于《南音》；7月25日发表《摧毁了的嫩芽》(下)于《南音》；9月27日发表《刺激文学的研究——读书窳沫之一》于《南音》；1934年7月15日发表《还是乌烟瘴气蒙蔽文坛当待此后》于《先发部队》创刊号。11月5日发表《真不愧为万物之灵》于《台湾文艺》创刊号。12月18日发表《几出破布班》(一)于《台湾文艺》。1935年1月6日发表《鹿港憨光义》于《先发部队》第2期(后改名为《第一线》)；2月1日发表《几出破布班》(——)于《台湾文艺》；3月5日发表《几出破布班》(三)于《台湾文艺》；发表《几出破布班》(四)于《台湾文艺》；12月28日发表《无聊春秋》(一)于《台湾新文学》；1936年3月3日发表《无聊春秋》(二)于《台湾新文学》。另外，据周定山在《倥偬吟草》的序文，从1925年到1938年间，他曾四次西渡大陆，中间的两次多以国语(白话)诗歌和散文的形式记述所见所感，但这些作品在周定山生前便已散佚。
周定山的散文主要阐述他的创作观。如他在发表于《南音}第1卷第2期的《草包ABC》中认为文学创作是内心世界的反映，是作家心声的自然吐露。在《刺激文学的研究——读书窳沫之一》中，他说；“《诗经》之所以能成为历史的价值，就是他会握住社会的背景、人心的隐痛，从灵魂的深处，尽量的表现出来。赤裸裸地活现在眼前，使你自己去借镜、领悟、警饬，就是他能把握时代心灵的写照。”因此，他认为文学必须着眼于大众，用心观察大众生活，把握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真实反映他们的生活实况和他们内心深处的伤痛。在《一吼居谭屑》(二)里，周定山抨击了当时台湾文坛某些堕落文人：“想到我们贵台湾的所谓诗人，想那歌功颂德的献媚诗人！想那窃吃古渣的行尸诗人！想那沾花惹草的酒肉诗人！想那无病呻吟的颓废诗人！……假如台湾有真的诗人，社会的疮和痛这么多，岂但搜不到痒处，恐怕连疮也不知？遑论痛哉！”《还是乌烟瘴气蒙蔽文坛当待此后》一文则提出：“如果人类社会是前进的，那么，就不该有这退婴的毒菌来蚕食人心，自掘墓穴。”对这些堕落诗人进行了更为尖锐的批评。
(二)小说
周定山的小说作品及其思想特色如下：
1．书写弱势民众的苦痛，批判封建礼教和旧势力。如《老成党》、《摧毁了的嫩芽》、《乳母》、《旋风》四篇。
《老成党》描写当时表面上仁义道德，暗地里携妓冶游的传统旧文人之丑劣面貌。+周定山一方面以嬉笑怒骂的笔触来勾勒旧文人虚矫的嘴脸，一方面借着保守分子对前卫人土的批评，呈现了当时新旧文人论战的实况。
《摧毁了的嫩芽》是周氏一篇自传色彩相当浓厚的作品。借着这篇作品，周定山追忆了他那因为家贫送给农家当养女的早天的女儿彬彬。除了以淡淡的笔触来抒发内在的郁结外，亦借此作，对当时父权至上的社会价值观进行批判。
《乳母》反映了失业者奔走无告的痛苦和无奈。由于农村经济的凋敝，使得投资肥料买卖的郑正凯血本无归。为了维持家计，妻子素云只好前去富户人家担任乳母的工作。而自己的女儿却因高烧无人照料而夭折了。后又有次子腹痛昏睡，长子又跌落树下而致右腕折断的不幸。素云最后决定辞去工作回家，但是今后的生计如何，只能听任命运的安排了。全作在悲郁的气氛中收束。该小说的题材与大陆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题材一致。特别是与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极其相似，由此可看出周定山小说与大陆新文学现实主义风格的一脉相承。
《旋风》直接描写了被欺骗压榨的农工的坎坷命运。臭万靠拾番薯叶维持饭食，为了讨回（目八业美）田，在狡猾的洪成的怂恿和威吓下，丧失了原有的几分园，最后甚至必须卖女儿，才能还债。在失去土地和爱女的双重打击下，臭万的妻子疯了。臭万的气喘病也复发了。儿子阿宋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同龄伙伴所能拥有的快乐。而彼此勾结、串通，以致造成这个悲剧的洪成、黄应来、矮仔强，却在保正间里玩笑。
2．以民间文学素材隐喻现实生活。如1935年1月6日发表于《先发部队》的《鹿港憨光义》和1936年9月19日发表于《台湾新文学》1卷8号的《王仔英》。
《鹿港憨光义》以嘉庆、道光年间的民间传说先贤人物憨光义的故事为底本，颂扬了济弱扶贫、蔑视权贵的正义精神。《王仔英》则取材于清同治年间农民起义领袖王仔英的民间故事。小说以较多笔墨叙写土豪地主对贫苦农民的横暴欺压，形象地刻画了他们勾结官府、鱼肉民众的丑恶嘴脸，揭示了百姓走投无路、忍无可忍，必将奋起反抗的主题。这两则取材民间故事的小说，借“古事”酒杯浇底层民众当前内心郁结的块垒，有其现实意义，吻合于当时文艺大众化的时代潮流。
周定山国语(白话)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和民间战斗精神，但也有“文字不够浅白，主题不够鲜明，探讨的范围稍嫌狭窄”的缺陷。
四、陈虚谷
陈虚谷的国语(白话)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和诗歌。其小说作品主题均为批判日据当局的黑暗统治，诗歌则文辞浅白，素朴恬淡，意境高远。
其小说作品主要有：《他发财了》(1928)、《无处申冤》(1928)、《放炮》(1930)、《荣归》(1930)等。前三篇小说揭露了日本警察的恶行，反映了台胞的苦难与不屈精神。例如《他发财了》描写日本巡查大人为在任内榨取更多的钱财，除了利用法规公开敲诈外，还巧立名目，如庆贺新年、生男喜庆、满月恭贺等，进行贪得无厌的勒索，激起穷苦人极大的愤恨。《无处申冤》是一篇更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说写日本警察冈平利用职权，常以查户口为名，逐家物色好看的女性。他屡屡公开调戏年轻村女不碟，并要施行强暴，但遭到不碟及其母亲的拼死抵抗。后，冈平又寻机报复，迫使不碟一家远走他乡。冈平又看中了地保的弟媳，在一个深夜，将其强奸。在这里，极具反讽意味的是，作为日本警察威严与神圣权利象征的佩剑竟成了冈平用来行凶的辅助物。翌日，地保兄弟持冈平留下的公服，向郡衙控诉。但郡衙反而对被害人施加酷刑，强迫她否定事实。但她刚烈不屈，冤屈而死。地保被免职，地保的弟弟也被以诬告及侮辱官吏的罪名，判惩役五个月。小说以此说明，日据时期台湾是一个“无处伸冤”的社会，只有奋起反抗，推翻殖民统治，台湾民众才有出头之日。《荣归》则刻画了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便觉高人一等的青年及其沦为日据当局御用绅士的父亲的丑陋形象。
虚谷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立意深刻，文笔犀利，针砭时弊，主题鲜明，鞭挞丑恶，同情弱者，鼓励反抗，富有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他善于运用白描和反讽的艺术手法。人物性格都通过其自身的语言、动作来体现。对统治者的所谓神圣庄严则以其自身的矛盾反差加以解构和颠覆。如作为“法律”执行者的日本警察，却干着不法勾当。神圣的佩剑却成为他们作恶的凶器。小说以这种反讽手法，透露了文本深藏的审丑意识与隐喻效果。另外，虚谷小说也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
虚谷的诗歌作品主要有《小汽车中》、《草山四首》、《敌人》等。其诗歌创作，取材于通常的人物、景象与事象，同时富有高洁的情操和远大的志向。在艺术上，往往借助可感可触的具象，通过平易晓畅的语言文字，托物抒怀。其诗作，注重于对美好崇高境界的揭示与赞美。如《小汽车中》写抒情主人公在车上与一位少女相对而坐，低头读诗时，抬头看到“她那醉人的眼睛也看定我不移”，仿佛感受到了女子圣洁的心灵。于是将其与世上“蠢豚”、“野兽”般的男性对比，赞美纯真高洁的美丽女性。
《草山四首》借物抒怀，歌颂永不歇止的奋发进取精神。如诗中的群山与白鸽：
像那样很沉静不动的群山，／也自互相竞争着，／你看！／它那郁勃雄浑的气势，／一峰高似一峰，／高到人们看不见的云霄里去了。
——《草山四首》之三
深山中的白鸽子，／被乱峰围绕着，／他似感觉着不舒适，／想飞到山外去，／尽力地，／鼓起他的双翼，／一直向高处飞，／终竟飞上山峰的尽头了。
——《草山四首》之四
群山因有竞争意识，才有郁勃雄浑的气势；白鸽因有不屈精神，才能突破“乱峰”的重围。诗歌表现出对崇高志趣的赞美和追求，内蕴性灵，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圆融和谐。
《敌人60表现了诗人不畏强权、在逆境下仍坚持战斗的精神：
止！止！止！／止住我们的哭声，／敌人来了！／不要使他们听见，／他们要误会我们是在求怜悯同情，／他们就要加倍冷笑骄横。／我们的事是全仗着我们自己的本领，／用不着他们来给我们助成，／我们便是灭亡在顷刻，／也不愿在敌人面前表示苦情，?／表示苦情，／是我们比死以上的可憎。／止吧！止吧！／止住我们的哭声。
诗中充溢着饱满的战斗精神，激励台湾民众，自力更生，决不向日本侵略者屈服。
虚谷的国语(白话)创作大都具有坚韧的反殖民反封建的抗争精神，意旨高远、淳朴厚重。
五、其他作家
杨华、王诗琅、朱点人等作家是国语(白话)文学的坚持者。
(一)杨华
杨华(1900．8．9-1936．5．30)，原名杨显达(一说杨建)，笔名杨华、杨花、杨器人。屏东人。终生用中文创作，主要写作国语(白话)诗歌。家境窘困，体弱多病，但颇具文学天赋，知识多来自勤学苦修，曾以在书塾从事汉文教学为生。新文学运动初期，曾认真研读祖国新文学作品。1924年开始习作，1926年11月，应《台湾民报》白话诗征稿，其《小诗》、《灯光》分别获第二、第七名，从此步入台湾诗坛。他被殖民当局视为“不稳分子”，屡受传讯；1927年2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作《黑潮集》组诗53首，后发表于1937年1月31日、3月6日《台湾新文学》第2卷第2号、3号。因贫病交加、时局困迫，悬梁自尽，时人称其为薄命诗人。杨华被杨逵誉为“岛上优秀的白话诗人”。
杨华1932年起大量发表诗作，表达忧患意识，反映社会问题，其《女工悲曲》诗以及小说《一个劳动者之死》和《薄命》，显示了他的左翼立场。他的作品多是小诗，如《黑潮集》、《心弦集》、《晨光集》都是以小诗控诉生命的悲哀，揭露了异族的残酷统治，表达了人生感悟。他曾创作了《心弦集》、《晨光集》、《女工悲曲》等国语(白话)诗作和《一个劳动者的死》与《薄命》两篇国语(白话)小说。
杨华的诗作数量较多，主要作品有《小诗》、《黑潮集》(53首)、《女性悲曲》、《秋赠给我的》、《春愁》、《梦醒》、《褐色的草舍》、《心弦》(52首)、《小诗十二首》、《褪色的纸窗》、《西子湾》、《愁绪》、《萧萧雨》、《春来了》、《温柔的春阳》、《淡薄的哀愁》、《燕子去了的秋光》、《晨光集》(59首)等。以上诗篇表现了几个重要主题，笔调清新委婉。
杨华诗作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人生的思考。如：
“我要从悲哀里逃出我的灵魂，去哭醒那人们的甜蜜的恋梦。我要从忧伤里挤出我的心儿，去填补失了心的青年的胸膛！”(《黑潮》五一)
“莽原太广阔了，夕阳又不待人的斜下去了；唉！走不尽的长途呵！”(《黑潮》五二)
诗歌表现了对人生过程的一种哲思与伤感。诗人远瞻人生的前途：
远瞻前方，／山断水回了，／尽头溟茫，／这是人生前途的象征？／——人生只是向虚无辗转前进呀！(《星光集》二十三)
诗歌虽然写自然景观，实际是托物取兴，将主题隐藏在字里行间，以自然景物隐喻诗人对时代、社会感到失望的悲观情绪和对统治者的控诉。借景生情、托物寓意成为杨华诗歌的重要艺术特色。如诗人由弱势的秋雨、瘦菊、秋虫联想到自己，生出同病相怜的情意：
一丝一丝的秋雨，／拥着萧疏的瘦菊，／轻轻舞，／慢慢摇，／这片刻的温存，／秋赠给我们。／／一迹一迹的衰草，／抱着低鸣的秋虫，／细细语、／低低诉、／这半晌的缠绵，／秋赠给我的。
——《秋赠给我的》
杨华诗歌有时也传达出愤怒的呼号与刚强的反抗精神。如他在身系囹圄时悲愤地写下《黑潮集》，开头写道：
黑潮！／掀起浪涛，颠簸泛滥，摇撼着宇宙。(《黑潮集》一)
汹涌的黑潮有时把长堤冲溃。／点滴的流泉有时把磐石滴穿。(《黑潮集》二)
这里所说的“黑潮”，隐喻着日据下台湾民众蓄势待发的抗争力量，一旦这种力量爆发，将会冲破一切压迫、拘束与障碍。对于殖民者残酷的迫害，诗人以隐喻手法表达自己的悲愤：
平原的嫩草，／慢慢地露出绿色。／饿过了秋冬的羊儿，／像匪兵一般地搜索。／唉！／春草的生命，／又被摧残了！(《黑潮集》十八)
这里的“嫩草”无疑是隐喻着遭受压迫的民众，而匪兵一般的“羊”则隐喻着日本统治者等黑暗势力。对于这种压迫摧残，诗人发出愤怒的呼喊：
池鱼逃不回大海，／鱼呀！你盼望着洪水吗？／笼乌逃不回森林，／乌呀！你盼望着大火吗？(《黑潮集》四十六)
但诗歌中未能找出走向光明的道路，显示出没有出路的悲哀与茫然。
杨华诗作深入揭示了台湾人民在殖民统治下遭受到的压迫与创伤，用血与泪弹奏出人生悲歌。他常运用悲愤伤感的语言、灰色苍凉的意象，反映深刻沉重的主题，营造动人心魄的意境。他还运用了类似泰戈尔的哲理小诗形式，其诗歌以短小精干见长，多为三五行的小诗，语言精炼，意象清新，颇有当时盛行的印度诗圣泰戈尔的诗风。即使在狱中，其诗作仍充满乐观和希望。
如：“人们看不见叶底的花，已被一双蝴蝶先知道了。”(《小诗》)杨华诗歌深受郭沫若的《星空》、冰心的《繁星》影响。其小诗跟两位诗人的遣词用字、语法以及诗中的哲理都有类似之处。发表于1935年6月7日《台湾新民报》文艺栏的署名“少岳”的《最近的新诗与我的希望》一文中指出：“《星空》的雨后里一节，及《繁星》的第八都和《晨光集》的第十一、十五很相似，除起一两字的差异，与字句的排法不同外，内容并无歧异。”杨华甚至由此而遭致“暗合”、“剽窃”的非议。另外他的诗作在国语(白话)中还夹杂有闽南语词汇，如，亲像(像)、未食(未吃饭)、拢总(都)、青惊(惊慌)、日头(太阳光)、沃湿(淋湿)、按怎(怎么)、也是(或是)、一蕊(一朵)、誉老(夸奖)、佳哉(幸亏)等，表明了其创作思维由闽南方言向国语(白话)的转换，也表明了他国语(白话)写作因受客观环境限制，还不成熟。
杨华的小说创作数量虽少，但却都反映了黑暗的社会现象，颇有震撼力。1924年写就，1935年正式发表的《一个劳动者的死》是他的处女作。小说写一个工人的悲剧命运。主人公施君，原在农村种菜度生，为家计所迫，到城里一家铁工厂当工人。因劳动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太大，加之营养不良，收入低微，得了病又无钱医治，终于含恨死去。另一篇小说《薄命》(1935年)则写一个薄命女性的惨剧。主人公爱娥，六七岁时，被父亲卖给人做“童养媳”，常受酷打，只好投靠外婆收留。16岁又被父亲强制嫁给另一家人做媳妇。刚嫁过去的第五天，夫家的生意被官厅命令停业一个月。不久，家中又遭火灾。为此，她被公婆咒骂为“白虎星”、“扫帚星”，并惨遭毒打，最后被逼疯致死。小说人物描写细致，题材挖掘深入，艺术成就较高，1936年曾被胡风选人《山灵》短篇小说集，在大陆流行。杨华小说，同情被损害者，控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罪恶，但也流露出消极悲观情绪。
(二)王诗琅
王诗琅(1908-1984．11)，又名王锦江，笔名王一刚、嗣郎、荣峰。台北人。幼时入私塾读汉文，喜读稗史小说。入公学校就读后，受大陆1930年代新思潮和鲁迅、郭沫若的作品影响很深，对张资平、许地山、冰心、林语堂、胡适、陈独秀的作品也很感兴趣，因此从小就培养起了中华民族意识和反抗殖民精神。他在青年阶段开始参加各种抗日活动，1927年参加“台湾黑色青年联盟”，1929年参加了“台湾劳动互助组”，曾两次被捕入狱。1933年参与组织“台湾文艺协会”，创办《先发部队》。后又参加台湾文艺联盟。1935年再度被捕。1937年赴上海，不久回台湾。1938年再赴广州，在广东迅报社担任编辑。日据时期，王诗琅一直坚持用中文创作，著有小说《夜雨》、《青春》、《没落》、《老婊头》、《十字路》等。他说：“我不是不会日文，而我大多数的作品选用中文来写，是基于民族感情，一份对于国家民族的热爱。”
王诗琅小说的题材主要反映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边缘人物的挣扎与反抗。
《夜雨》1935年发表于《第一线》。小说写工人有德在罢工失败后所遭受的迫害和面临的困境，从侧面反映了台湾工人的觉醒、斗争和统治者的凶恶面目，揭示了罢工失败的真正原因是统治者的破坏。小说从小角度落笔，以边缘化的人物和边缘化的琐细事件透视宏大社会问题，立意深刻独到。
《没落》写青年知识分子李耀源参加罢工运动，在罢工失败后，仍奔波于大陆、台湾之间继续从事社会活动，不幸被捕入狱。受到打击后，李耀源一度沉沦颓废，但他内心仍涌动着“一股咆哮踊跃的血潮”，小说结尾让他呼出了“铲解这颓废”的心声。小说对造成主人公颓废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出使他丧失了斗争的热情和对理想的追求的是社会的黑暗、残酷的现实压迫及其个人的软弱动摇。李耀源这一形象代表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知识分子在时代激流与现实重压下的痛苦、抗争与挣扎，以及他们失落又不甘堕落的复杂心态。
王诗琅的小说还表现了女性的不幸遭遇。如小说《青春》写一个才华出众的女学生月云本来希望在男权社会中创出一片女性的天空，但不幸患上了肺病，重病住院，在凄凉、孤独和绝望中死去。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理想的难以实现，反映了殖民统治、封建习俗等对女性的压迫与摧残。《老婊头》写鸨母“老婊头”守财如命，家财万贯，但待人冷酷自私，对妓女百般欺凌榨取，对有病者也不给予医治，毫不怜悯。作品揭示了社会不公平现象，对处在社会最边缘的妓女的悲惨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注。
王诗琅善于把人物放在社会政治背景里进行描绘，其小说有着鲜明的现实书写风格。其小说以挖掘人物心理见长，常能通过人物的心灵轨迹展示其性格发展。如《没落》通过对李耀源心理起伏变化的描写，将李耀源由先进而落伍，由落伍又不甘堕落，竭力挣扎的性格特点生动地层现出来。另外，王诗琅还善于通过对人物行动语言的细节描写表现其性格特征，其小说语言在注意精炼畅达之外，还运用了一些适合表现人物性格的活泼生动的方言口语，如《老婊头》中有一段老婊头拒绝借钱给阿树嫂的描绘，就运用了一些俚俗语言，从而使其小说具有了浓郁的乡土色彩。
(三)愁洞
愁洞(1900-1984)，原名蔡秋桐，云林人。笔名有愁洞、愁桐、元寮、匡人也、秋洞、秋阔、蔡落叶等。童年曾人书房接受汉文教育，16岁时进元长公学校。毕业后任保正和制糖会社原料委员。在公学校时开始用日文创作。毕业后在《新高新报》上用台湾方言发表小说。他的诗歌和小说均用中文写成。从1931年开始发表国语(白话)文作品。1931年冬，他曾创办《晓钟》杂志。1934年出席第一次台湾全岛文艺大会，当选为台湾文艺联盟南部委员。他还参加过文言诗社“褒忠吟社”。其国语(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代表作品有《保正伯》、《放屎百姓》、《夺锦标》、《新兴的悲哀》、《兴兄》、《理想乡》、《王爷猪》、《媒婆》、《四两仔土》等(其中《放屎百姓》，仅刊出上半篇，下半篇被日方新闻检查人员腰斩)，另有国语(白话)诗歌《牛车夫》。其作品多以日本巡警、会社长、乡保甲长中的民族败类为描写对象。1937年，台湾总督府强制废除汉书房，禁止报刊、杂志刊用汉文作品，即停止汉文创作。光复后曾任元长乡乡长、台南县议员等职，并加入元长诗学研究社。
愁洞小说深刻揭露了日本统治阶层的丑恶嘴脸，讽刺批判了地方保正，拓殖会社社长一类灰色小人物。《保正伯}(1931年《台湾新民报》第353号)写一个地方流氓，未当保正之前“亭仔脚是他的宿舍，猪砧是他的眠床，赌博是他的正业，打架是他的消遣，无恶不作”，但后来靠拍马屁当上了保正。这个李保长为了彻底改写自己在赌场上失败的记录，他宁愿充当日本人的走狗。小说人物的典型性较强，通过这样一个荒谬的闹剧，反讽了整个毫无公理可言的殖民社会。
《夺锦标》(1931年《台湾新民报》第374376号)通过一个扑灭疟疾成果的表扬大会，正话反说，表面上歌颂百姓在殖民统治下享有的所谓“德政”，实则揭露了日据当局的剥削压迫，台胞的敢怒不敢言，无处申冤。
《理想乡》(1935年《台湾文艺》第2卷第6号)也是运用了反语的修辞手法，表面上称赞由于中村“大人”的指导，吾乡才被誉为“理想乡”，实际上是说，拜中村“大人”所赐，吾乡才弄得劳民伤财、怨声载道。
《新兴的悲哀》(1931年《台湾新民报》第387-389号)写农民林大老幻想日本S会社第四工场改置在T乡后，自己的收入会很可观，但是，有关日本官员与拓殖会社社长暗地勾结，做不正当生意，农民租来的田地则无法耕种，小说让林大老觉悟地说出：“哎！上当了，无一不是资本家的骗局。”从而揭露了殖民政府所谓“德政”的虚伪性与欺骗性。
《兴兄》(1935年《台湾文艺》第2卷第4号)写主人公兴兄为了让儿子到日本留学，不惜以土地担保向银行借钱，但儿子学成归国，娶回了一个日本媳妇，由于中日习俗的不同，发生了一场风波。小说由此揭示了所谓“文化同化”的虚假性。
《四两仔土》(1936年《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8号)写诚实、憨厚、勤勉的蔗园劳工四两仔土做工兼做田，但在蔗糖会社欺诈下，仍然由有产者沦落为贫困的“罗汉脚”。小说由此表达了被殖民下底层台湾百姓生活的悲情。
愁洞的小说，“笔尖是指向异族与走狗，心灵则是属于所有被压迫的放屎百姓的”。他那嘲讽的戏剧性手法，使得人物凸显，情节紧凑，结构完整；以今日的眼光看来，虽不免有些用语过于哕嗦和粗陋，但瑕不掩瑜，其嬉笑怒骂的技法，可说是另辟蹊径。他以最诙谐、最轻松的形式，来暗藏最无奈、最严肃的主题，而表现得惟妙惟肖，无迹可寻。他不像赖和、守愚的“正面写实”，而是自成“反面写实”一格，因此，其小说在日据时期台湾国语(白话)文学中可说是个异数，是此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愁洞曾经在日据时期担任保正前后有25年之久，对保正这种角色把握得深刻人微，因此，其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有自我批判的功能，也正因为他的真实人生与其小说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才更加凸显了其小说作品的真实性和隐喻性，而愁洞在日据当局外围组织内部的反戈一击也使其小说更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由于他保正的身份和制糖会社兼职的原因，对警察及压榨蔗园工人、蔗农的现象，无法做出强有力的抗议，但从他的每一篇作品中，都可以读出他是站在同情农工大众的立场而创作的。他对警察贪财、施暴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具有抗议精神。他的作品里的台湾方言，从语言的角度，展现了乡土特色。其小说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对于国语(白话)台湾文学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
(四)朱点人
朱点人(1903-1949)，原名朱石头，后改名朱石峰，台北人，先后参加台湾文艺协会、台湾文艺联盟，参与“台湾话文论战”，支持国语(白话)文运动。笔名有朱点人、点人、描文、文苗等。小说作品有《岛都》、《失恋者日记》、《纪念树》、《无花果》、《蝉》、《安息之日》、《秋信》、《长寿会》、《脱颖》、《血樱》等。他还曾编写了《妈祖的废话》、《邱罔舍》等民间故事，笔法灵巧，颇具趣味性。楚女(张深切)在《评先发部队》一文中，谓其为“台湾新文学创作界的麒麟儿”。1949年冬，被怀疑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台北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杀害。
朱点人的小说善于心理刻画，但又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如《无花果》、《纪念树》、《安息之日》主要侧重于深入挖掘人物心理。而《岛都》、《秋信》、《脱颖》等小说则批判了殖民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现实。
《无花果》(1934年《台湾文艺》创刊号)描写一个少年暗恋的少女，出嫁后变得平庸丑陋，少年心中的美好偶像于是幻灭。《纪念树》(1934年发表于《先发部队》创刊号)借少妇的忏悔，揭露了人性的阴暗角落。《安息之日》(1935年《台湾文艺》第2卷第7号)写屠户李大粒守财如命，死后出葬的场面描写极具戏剧性与讽刺性：“在八人扛的棺木，薄板仔里有二双(只)手向左右分着倒垂下来”，有一对挽联则写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朱点人的小说具有犀利的批判力量和强烈的抗争意识。《岛都》(《台湾新民报》第400403号，1932年)主人公史明认识到了工人“愈勤苦愈困穷”的原因，奋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虽然失败被捕了，仍斗志不减、坚持抗争。《蝉》(1935年《第一线》)借防空演习，谴责战争，以天真无邪的孩子隐喻和平美好的未来，以蝉的叫声隐喻战争的喧闹。小说末尾写道：“珍儿的体温已恢复到平热了。当珍儿要退院那天的早上，纯真在病栋的相思树下踱步，偶然发现了一个蝉蜕钉在一株的树干上。”这里的“蝉蜕”隐喻着“日本帝国主义如秋蝉般落地死亡，也象征着患病的孩子经过一番周折，终于‘金蝉脱壳’恢复健康，从而说明和平一定胜利！日本的侵华政策一定失败！”小说由此具有了深层的隐喻意涵。《秋信》(1936年《台湾新文学》3月号)表现了台湾文化人对殖民文化的抵制。写一个深具汉民族意识的老秀才陈斗文去看日据当局所谓“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博览会。斗文先生平时便在乡下创办诗社，振兴汉文。这个具有进步意识的老人看到会场里“产业台湾的跃进”的标语时，怒火中烧，不顾日本统治者的监视，破口大骂：“倭寇！东洋鬼子！”“清朝虽然灭亡了，但中国的民族未必……什么‘产业台湾的跃进……’这也不过是你们你们东洋鬼才能跃进，若是台湾人的子弟，恐怕连寸都不能呢，还说什么教育来！”表现了坚强的抗争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小说末尾写斗文先生到抚台衙故址凭吊，并拿出侄儿寄给他的信，让印有“蓬莱面影”的信笺“飘到地面的一叶梧桐的落叶上去”，这一细节隐喻着台湾文化人胸怀祖国、“落叶归根”的情结。
《脱颖》(1936年《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10号)写台湾人陈三贵以优等成绩从公学校毕业，他的工作仍只是给仕(工友)，在受尽轻视之后，“他想他要是内地人，做过五年给仕(工友)，也要升作事务员了，月给至少也有五十圆，还有宿料费(宿舍费)，要是任官，到了一定年间，就有恩给(退休金)可领……阿！内地人！生作日本人才得丰衣足食的……若是可能的话，他想要投胎转世作内地人了。”而这时，一个儿子死于满洲的事变的日本人，为了避免后代再服兵役，劝女儿嫁给自己平时看不起的台湾人。陈三贵为了高攀，终于抛弃自己的姓氏与父母，变成了犬养三贵，成了衣食都是日本式的“三脚仔”。全文充满了讽刺的意味，文末陈三贵用日本话反复向老友声明，“我是犬养，不姓陈！”而老友回答说：“唔，犬养的……”小说一语双关，构成绝妙的痛骂与讽刺，揭示了无耻的奴才与走狗嘴脸。
综言之，朱点人的小说充满了正义和良知，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同时又不乏现代派小说的艺术技巧。
(五)钟理和
1922年，钟理和人盐埔公学校就读，接受日式教育。其父钟镇荣(又名钟蕃薯)要求他利用空暇向“原乡”来的先生学习汉文，此为钟理和汉文教育之起端，对钟理和有很深的影响。1928年，他进人长治公校高等科就读，1930年毕业后进人村里的私塾学习汉文，并开始尝试创作。虽然处于日人统治之下，但他选择了汉语书写。由此可见，他的民族意识和文学启蒙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32年，他随父亲从屏东迁入旗山郡经营农场，结识了农场女工钟台妹，并与她相恋；但当时，封建习俗反对同姓联姻。1938年，钟理和离家远赴沈阳，学习驾驶汽车谋生，1940年，回台将钟台妹接到沈阳结为伴侣。1941年迁居北平，并开始学习创作。
钟理和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但其父曾赴大陆投资经商，这使钟理和培养起了较为宽广的视野。他在私塾学习汉文时，正值大陆五四运动之后，产生了对祖国的向往。钟理和在1957年10月写给廖清秀的信中曾说，他在村塾读书时，阅读了鲁迅、巴金、老舍、茅盾、郁达夫等人的文学作品，受到了大陆新文学的影响，此时，他开始尝试写作，作有短文《由一个叫化子得到的启示》与小说《雨夜花》。
其主要作品有：1930年人私塾后，曾撰《台湾历史故事》、《考证鸭母王朱一贵事迹》等，并试作短文《由一个叫化子得到的启示》和未完成长篇小说《雨夜花》，原稿均不存。1937年1月29日，写成《理发匠的恋爱》，后改题为《理发记》，这是现存最早的作品；1938年写《友情》，未完成；1939年1月14日，写《都市的黄昏》，后改写为《柳阴》。1941年，他迁居北平。在这段时间里，他得不到家庭的支援，又不肯为日人机构做事，因而穷困潦倒。但他此时加强了要做作家的愿望，虽然他的工作是煤炭零售，可他在写作上花费了绝大部分的精力。1941年，他写作了《泰东旅馆》，未完成。1943年，因生活所迫，他开始翻译日本小说、散文投稿。1943年8月，写成《游丝》；1944年写成《新生》、《薄芒》、《夹竹桃》、《生与死》，写《地球之霉》未完成。1945年4月，在北平马德增书店出版生平第一本小说集《夹竹桃》，内含《夹竹桃》、《新生》、《游丝》、《薄芒》四篇。1945年又写成《逝》、《门》、《秋》、《第四日》。
其散文主要写其旅居大陆的见闻。此时期主要作品有《柳荫》。《柳荫》一文批判了朝鲜族的早婚及包办婚姻现象。
其短篇小说《泰东旅馆》写与妻子投宿于泰东旅馆的所见所闻。《游丝》和《新生》以北平为故事背景。《游丝》写朱伯川强劝女儿锦芝嫁给县府秘书的儿子，但锦芝爱上了一个娶了童养媳的高中生。文本的命名“游丝”隐喻着封建礼教下女性宛若游丝般的无力无奈无助，但锦芝勇敢地向旧势力进行抗争，成为新女性的象征。《新生》写主人公因与上司的亲信发生冲突而失业，重新寻找工作的艰辛历程。《生与死》写小市民张伯和的灰色人生与坎坷经历，情节均在主人公在亡妻灵前的回忆里展现，小说采取了时空交错、生死交叉的方法叙事。《秋》写男主人公徐光祖与王蕙文相恋，但在吕静宜的追求之下，与吕结婚。婚后，吕生活奢侈，徐被迫贪污公款满足其欲望，因此被捕入狱。出狱后，发现吕已搬家将其抛弃，而王蕙文也已逝去。小说以秋天作为故事背景，烘托了人物悲凉的情绪。
《薄芒》是以台湾为背景的爱情悲剧故事，写患有肺病的阿龙到表姐家养病，因而与表姐英妹相恋，但当阿龙请人到英妹家求亲时，为英妹的父亲拒绝，阿龙因而精神失常。
中篇小说《夹竹桃》写北平一所大杂院里七家人的故事，刻画了人性贪婪、自私的阴暗面。故事背景是已成为沦陷区的北平。小说以变质的北京人生活为开端，原本代表北平院落生活风景的天棚、鱼缸、石榴树，因为鱼缸经常养不活金鱼，而改种菖蒲。石榴枝叶稀疏，被主人抛在墙角，代之以夹竹桃。小说借此隐喻了已成为沦陷区的北平的不幸与民众生活的变质。小说将当时北平的社会人生浓缩在一所大杂院里，由一个来自南方的住户曾思勉，以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院落里人们的性格缺陷。好逸恶劳，偷盗抢骗，弱肉强食。二房东爱涨房租；庄太太吝啬、自私、贪小便宜、好事、喜欢幸灾乐祸；寡妇的儿子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林太太常虐待前妻小孩。小说通过大杂院里的各色人等的灰色生活，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对黑暗的社会现象和人性中灰暗的面向，进行了直接的揭批。《夹竹桃》由此表达了对沦陷区民众生活的整体观感。钟理和的作品大多是以探讨人性为主体，较少以族群作为观察的对象，虽然在《柳荫》、《泰东旅馆》中对大陆有一些描述，但所叙述的也只是对周围的个体人事的观察与体验，少有对整个族群的宏观考察与思考。而《夹竹桃》里所描写的大杂院，却是以抽样调查的视角来描绘，内含有以文学改革社会的目标，与20世纪30年代以文学介入社会革新的大陆新文学作家相似。《夹竹桃》客观描绘了社会现实病态，希望唤醒堕落沉迷的民众，引起疗救的注意。
民族意识、对日本统治及封建道德观念的抗争意识、是钟理和文学创作的原动力。钟理和作品的最大特点是平实的语言和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如《新生》借描写一个失业青年在家中遭受亲人的冷嘲热讽，批判了传统大家庭制度。此外，其小说观察细致、刻画真实。《夹竹桃》四篇作品显示了钟理和敏锐的观察力。其作品都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取材的主要来源，故事情节和其亲身经历非常相似或相同。钟理和因肺病关系，留下许多未完成的作品，令人惋惜。钟理和从事的是默默无闻的边缘私写作，在他生前，除了小说集《夹竹桃》之外，不但没有任何作品出版，甚至连发表作品的机会都很少。他的才华是在死后才受到肯定的。《夹竹桃》中的创作手法虽然还不成熟，但它的出版是钟理和走向作家之路的开始。
(六)赖贤颖
赖贤颖(1910-1981)，原名赖沧淆，笔名有赖堂郎、玄影等，彰化人，赖和的五弟。1922年，小学毕业后，赴厦门投考集美中学，惜因国文程度欠佳落榜后经上海转北平，人北平大中中学，1928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30年人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英文组。大学本科第二学年辍学，到泉州培元学校小学部任教，后又北返天津经营水果生意。1935年任职于台湾青果会社天津支店。台湾光复后返台，任教于省立彰化高工，1975年退休。赖贤颖的文学创作，有小说、随笔、文学评论等，小说有《女鬼》、《姊妹》、《稻热病》等，始终坚持中文创作。其小说大多反映农民疾苦，描绘乡村生活。
《女鬼》(1936．3．3，《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2号)写林乞食为地主向佃农催收租款，在城市与乡村间奔波，每到进城前，他就住在一位寡妇家里，但碍于封建礼教并没有和她结婚。后来这个寡妇为他生了儿子后死去。儿子长大后，婚姻问题困扰了他们父子两人，有一天，林乞食梦见死去的寡妇，醒后，开始干涉儿子的自由婚姻，要让儿子跟一个不爱的已经订婚的“草地人”女孩结婚。于是，他的儿子仍然要受到礼教、旧道德的限制，继续父母辈所遭受的旧道德的摧残。小说由此探讨了农民问题及婚姻问题。
《姊妹》(1936．6．5《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5号)写两个姊妹为争夺家产而吵闹的故事，文中在人物对话中运用了大量符合人物性格特征的闽南语方言，生动传神地描写了台湾乡村人物和生活。而文末，写当局修路要无偿征用她们所争夺的宅基地的消息，令两人的希望都落了空，这一神来之笔隐喻了来自殖民压迫的破坏力远大于民族内部兄弟姊妹间的争斗。
《稻热病》(1936．12．5《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10号)分别探讨了肥料、田租的问题，并通过乡居生活的细部描绘，反映了日据下农民生活的疾苦，“非常深切地反映了农业社会的面貌，触痛了农民苦难的心灵。”小说以处于社会底层的乡间边缘人物反映了佃农与业主之间的冲突、地主欺压农民的方法、农民面对的沉重经济压力，从而揭示了，台湾农民除了遭受日本殖民压迫外，还遭受着来自封建地主的压迫。小说在塑造农民形象时，也使用了闽南语的人物语言，如，在黄旺与王海讨论化学肥料的问题时，王金插嘴说：“捏，惊死；放，惊飞”，讽刺他的兄弟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增添了小说的在地性和现实主义风格。
第三节张我军与杨云萍等人的
国语(白话)文学创作
一、张我军
张我军(1902-1955)本名张清荣，笔名张我军、一郎、迷生、MS、野马、以斋、剑华、忆、四光、大胜、老童生等。出身贫寒，父亲早逝。小学毕业后，到一家日资鞋店当学徒。后人新高银行任雇员，1921年到该行厦门支行工作，在厦门期间，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22年，他到北京求学，1923年就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升学补习班。在京期间，他与同班女同学罗心乡相恋，但遭到女方家庭的阻挠，“倾了无数的血和泪”。由此深刻认识到反对封建思想的重要性。1924年10月，返台任《台湾民报》汉文栏编辑。此后一年间，撰写了20余篇评论，提倡新道德、新文学，抨击旧道德、旧文学，引发了新旧文学论争。1925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文学系，1926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曾任北京师大、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教师。1925年12月，出版国语(白话)诗集《乱都之恋》，1926年起又发表了《买彩票》等小说。1946年返回台湾。张我军主要国语(白话)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多种作品，对国语(白话)文学在台湾的发展，在理论与创作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诗歌创作
《乱都之恋》(1925年12月在台北出版，1926年正式发行)是台湾第一部国语(白话)诗集。共收入11篇55首抒情诗，其中33首写于北京，15首写于返台途中，7首写于台北。另外还有《序》和附文《弱者的悲鸣》。1924年3月至1925年春间写作。
诗集以当时军阀混战中的“乱都”北京为背景，以诗人自身的爱情经历为主体，抒发了恋爱中的种种情思，表达对纯洁爱情的执著，对人生的热爱，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抒写争取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历程是诗集的主要内容。《沉寂》、《对月狂歌》描写渴望爱情的心情。《无情的雨》(十首)，抒写了与罗心乡约会为大雨所阻的焦虑。《游中央公园杂诗》(六首)描绘了恋人的柔情蜜意和爱情的纯真。《沈寂》(曾发表于1924年《台湾民报》第2卷第8号)则书写了思乡与相思交织的复杂感情：
在这十丈风尘的京华，／当这大好的春光里，／一个T岛的青年／在恋他的故乡！／在想他的爱人！／他的故乡在千里之外，／他常在更深夜静之后，／对着月亮儿兴叹！／他的爱人又不知道在哪里，／他常在寂寞无聊之时，／诅咒那司爱的神1
1924年10月，他因生活困难离京返台，此时他所作诗作多为抒发离情与怀念。《乱都之恋》(15首)，就是抒写他返台途中那种对情人无限依恋与惋惜的内心波澜。《哥德又来勾引我苦恼》(六首)反映了远隔万里的刻骨铭心的思念。《春意》则写冲破封建家庭藩篱、缔结良缘后的幸福心情。
表现对黑暗现实的憎恶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是诗集另一方面的内容。《秋风又起了》由爱情的忧伤而联想到一个流浪在人生旅程之中的“海外孤儿”前程无着的悲痛。《前途》直接地倾吐了对现实绝望的痛苦，诅咒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弱者的悲鸣》正是抒发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信心：
树枝上的黄莺儿呵，／唱吧！尽量地唱你们的曲！／趁那隆冬的严威，／还未冻你们的舌，壅塞你们的嘴。／唱呀！唱呀！唱破你们的声带，／吐尽你们的积愤。／青空中的白云呵！／飞吧！尽量地飞向你们的前程！／趁那恶热的毒气，／还未凝壅你们的去路。／飞呀！飞呀！无论东西、无论南北，／任意飞向你们的前程。
《乱都之恋》唤起青年一代的觉醒，启示他们与封建思想进行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描写上多采取情景交融的技法，语言鲜明活泼，格调清新流畅，因此又含有浪漫主义色彩。在表现技巧方面，诗人实践了自己提出的理论主张。诗中的节奏或韵律与内容同步。《乱都之恋》借热恋中多愁善感的情绪与思考，以国语(白话)文的语言结构，生成诗歌文本，表面上看这些诗作只关注于个人生活的幸福，但作者身份与其处身大陆的处境，却形成一种祖国认同的隐喻，《乱都之恋》以自由恋爱激发青年的个性解放与民主科学精神的觉醒，讴歌新文化与新思想，其反封建婚姻制度的思想源自五四运动，因此，《乱都之恋》实际上隐含着诗人的中华文化认同。
张我军的诗作开创了国语(白话)台湾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和反映内心情感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路向。
(二)小说创作
张我军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和纯熟的国语(白话)写作技巧，而且多以台湾岛外的北京生活为题材，拓宽了萌芽期台湾小说创作视野与领域。
其小说创作有短篇小说《买彩票》(1926)、《白太太的哀史》(1927)、《诱惑》(1929)等篇。其小说多以北京的社会生活为题材，通过爱情故事、学生故事反映软弱女性、贫困学生的苦痛，揭露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买彩票》为其处女作，以其在北京的求学经验为脚本，写台湾学生陈哲生在北京勤奋攻读，但却因囊中羞涩无法续交学费，面临辍学回家、和女友分别的厄运。值此困境，他去买彩票撞运气，希望同样落空，最后只得在失落中返乡。小说触及到了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诱惑》写一个家庭贫困的失业青年靠写稿维持生计。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他无法实现理想，为养家糊口，只能做出自我牺牲，放弃自己的前途。小说借这个被黑暗现实磨灭了理想的青年的口喊出“万恶的家庭制度”的呼声。《白太太的哀史》则写一个被升官后变质的大陆政客始乱终弃的日本女子白太太的悲剧命运。《白太太的哀史》写一个日本女子的感情悲剧，指斥男人的欺骗、背信和始乱终弃。小说揭开了人性的黑暗角落，揭露了文人官僚的腐化堕落和不良恶习。
张我军的小说在作家与文本之间往往有着强烈的互文性意涵，其小说故事多以他个人的大陆生活经验为脚本，长于从偶发事件中揭示本质性的社会问题。另外，还侧重于采用对比手法，如《买彩票》中，主人公陈哲生的穷困、勤奋，与另两个台湾留学生林天财、李万斤的富有、浪荡形成鲜明对比；《白太太的哀史》中白太太的热情单纯与白先生的虚伪残忍，白太太年轻时的美丽与死前的憔悴，均构成了震撼人心的对比。张我军的小说语言，采用纯粹的国语，不用台湾方言，“与赖和、杨守愚的台湾式国语系统不同，也与杨云萍诸人的日本式国语系统截然有别，是摇篮期中小说语言的一大支流。”e其小说根据内容需要铸词造句，语言活泼流畅。其小说创作，虽属写实，但侧重表现爱情婚姻题材和人物的内在感情，因此同时具有清新活泼与浪漫主义的特色。
(三)散文创作
1925-1926年，张我军在《台湾民报》发表了《随感录》系列，成为国语(白话)台湾文学“杂感创作的开端”，是散文创作萌生期的代表作之一。这些作品，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如《赛先生也访到台湾了》弘扬科学精神；《笑(台日报)中文部记者的愚劣》、《狂犬病的流行》、《忠实的读者》崇尚个性解放；《糟糕的台湾文人》则批评了那些泥古不化的旧文人，反击了他们对新文学的攻击。这些杂文类散文短小精悍，能够有针对性地快速对现实社会问题做出反应，而且常常能够击中要害，这一点颇似鲁迅的杂文，如《狱中的蒋渭水会在东荟芳演说》、《德国康德以大诗人名》等都是像鲁迅一样从论敌文章中找出破绽，以对方自身文字方面的错误反驳对方的观点。张我军还擅长运用反讽手法，如《狂犬病的流行》等文，因而使文章更具
战斗力。
在战争期，从1939年9月至1945年1月，张我军在北京发表了《秋在古都》、《病房杂记》、《元旦的一场小风波》、《<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元旦的一场小风波》等，将注意力转向文化、哲理和亲情。《秋在古都》运用对比手法赞美了美丽的北京之秋；《病房杂记》思考了人生存与发展的价值问题；《元旦的一场小风波》回忆了童年时与祖母共处的美好时光；《<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写自己经济的拮据情况，反映北京沦陷时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现实。此时期张我军的散文开始具有了文化散文的特征，艺术水平和国语(白话)水准均有了较大提高。
(四)文学评论
张我军最主要的文学成就是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他提倡文学革命，批评一些旧文人甘于堕落，向日人献媚取宠，并且进而将大陆胡适的文学革命论，引介到台湾。其第一篇评论《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于《台湾民报》第2卷第7号，1924年4月21日)批评台湾的文言诗社不读有用的书实际应用于社会，“只知道作些似是而非的诗，来作诗韵合解的奴隶，或讲什么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发表于《台湾民报》第2卷第24号，1924年11月21日)批评旧文人不知道为什么要作诗、诗是什么，“不是拿文学来作游戏，便是作器具用。如一班大有遗老之概的老师人，惯在那里发脾气，诌几句有形无股的诗玩，及至总督阁下对他们称送秋波，便愈发高兴起来了。”全面批评了台湾的旧文人。《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1924年12月5日《台湾民报》第3卷第1号)明确了台湾文学的中华属性：“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他系统地向台湾文界介绍祖国新文学运动的情况，评介了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胡适、西谛、徐志摩、焦菊隐等作家的主张。
1925年间，他发表了《文学革命运动以来》、《诗体的解放》、《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文艺上的诸主义》等篇论文，深入论述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的关系、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的关系、国语(白话)与台湾方言的关系等问题。
《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台湾民报》第3卷第2号，1925年1月11日)指出文学的好坏在于有无“彻底的人生观”和“真挚的感情”，台湾的旧文人过于看重字词声调等技巧功夫，不注重内容和情感，写出来的诗文“有形无骨”。《诗体的解放》(1925年3月1日——3月21日，《台湾民报》第3卷第7、8、9号)论述了国语(白话)诗歌创作应把握的重要问题，提出了诗体解放的主张。他引用章太炎《国学概论》关于古诗流变的观点，重申旧诗“矫揉做作，不顾自然”，以整齐划一的形式吞没了思想。他认为，诗的本质是“高潮的感情牛醇直的表现＝紧迫的节奏＝诗”，因此必须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紧密结合，诗体解放是一种历史进化的要求。新诗必然要代替旧体诗。他还进一步提出，新诗必须采取适合于诗歌内容的节奏、形式来体现诗歌的内在律(内容律)。《新文学运动的意义》(1925年8月26日《台湾民报》第67号)提出了建设台湾新文学语言的根本原则，认为台湾新文学的语言建设，必须与祖国大陆新文学同步，用中国普通话(现代汉语)作文学的器具。用台湾方言代替白话的做法，不合理，也行不通。认为“我们日常所用的话，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没有相当的文字。那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土话，是没有文字的下级话，是大多数占了不合理的话啦。所似没有文学的价值。”所以要“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用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这样，“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其主张虽然对台湾方言在文学中的作用估计过低，但其所提出的台湾文学语言发展的方向及其根本文化属性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1925年10月25日，张我军在《台湾民报》发表《中国国语文做法?导言》，1926年，《中国国语文做法》一书在台湾出版。该著作是用国语(白话)讲国语(白话)的尝试。
在国语(白话)台湾文学的萌生期，张我军的文学评论，主张以文学改革取代因袭守旧，高张中华民族意识以抵制异民族文化的侵蚀，指明了台湾现代文学语言变革的根本方向与主要途径。这在台湾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为国语(白话)文学在台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他也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他视一切格律诗为矫揉做作，腐朽衰败，有过于绝对化之嫌。大多数文言诗文在日据时期的延续中华文化命脉的作用应予肯定，而且张我军自身即做过《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咏事诗》等忧时忧国的文言诗歌。因此，他未能分辨清楚“文言文学”与他所批判的“旧文学”之间的异同。
二、杨云萍
杨云萍(1906．10．17-2000．8．6)，本名杨友濂，以字行，笔名云萍、云萍生，台北士林人。是文言、国语(白话)、日文皆擅的作家。作品有文言诗、国语(白话)诗歌、散文等。祖父为宿儒，父亲为医生，杨云萍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汉文教育，为人处世深受其父祖影响。1921年，他人学台北一中。后曾到厦门、广东等地旅行。他喜读大陆新文学作品，少年时代即深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他回忆说：“我则初是受1日文学影响，后来是受五?四的刺激的。”1924年开始国语(白话)文学创作。1925年3月与江梦笔创办台湾第一本白话文学杂志《人人》。后来，他改用日文写新诗，出版过日文诗集《山河集》。1926年，杨云萍赴日留学，人东京日本大学进修文学，专攻文学，先习英文，后转入日文，师承菊池宽、川端康成等人。赴日留学前后，是他创作的高峰期。1936年，在《台湾新民报》连载小说《春雷谱》，但被迫中止。后又在《新建设》连载小说《部落日记》，以日记体小说的形式，批评时局，连载数万字，也未续完。1943年，他被“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推派，参加“第二回东亚文学者大会”。会上，他与会议组织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杨云萍是国语(白话)台湾小说奠基期的重要作家，与赖和、张我军被称为新文学开拓期的“三杰”。留学后，主要兴趣转向了历史研究。后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授明史、台湾史及历史哲学。
《人人》杂志创办之前，杨云萍曾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随笔、短论、小说和新诗等多篇中文作品。创作用语为文言、国语(白话)、闽南方言口语等各各不一，由此显示了他的尝试探索的创作历程。杨云萍的国语(白话)小说主题深刻、国语(白话)纯熟练达。其小说作品有《罪与罪》、《一陈人手记》、《月下》、《光临》、《弟兄》、《黄昏的蔗园》、《咖哩饭》、《秋菊的半生》、《青年》等，均为短篇小说。
1926年，《光临》发表于台湾新民报八十六号，是具有奠基意义的国语(白话)小说。《光临》写保正林通灵宴请日本警察，期待他“光临”，但希望落空备感失落，从而刻画了趋炎附势者的丑态；《弟兄》反映两个在日本留学的亲兄弟相依为命的困顿生活与思乡之情，有散文化的风格；《黄昏的蔗园》通过青年农民夫妻桂蕊与文能的不幸遭遇，反映日本制糖会社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对蔗农的欺压。小说借觉悟的青年农民文能之口呼出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难道我们永远应该着(得)做牛做马吗？不，不，决不！看他们能够耀武扬威到什么时候啊！”的抗争声音；《秋菊的半生》描写了被卖给他人做童养媳的贫弱女子秋菊被蹂躏、摧残的悲惨命运，表现了附庸于殖民势力的封建势力的荒淫生活，揭示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文中对秋菊梦境的描写已初步显露了现代派意识流手法的运用。
杨云萍小说，侧重于对日据时期台湾带有普遍性的黑暗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挖掘与揭露。其小说善于将某个事件进行浓缩处理，注意人物、题材的典型化。如，《光临》只选择了一个傍晚、保正家里的时空来写，突出主题。另外，其小说的心理描写与场景刻画较为突出。如《秋菊的半生》里，用秋菊梦境中油锅炸人吃的牛头青鬼，象征着吃人的封建制度；秋菊的悲惨半生，则隐喻着日据下台湾女性，乃至台湾的处境，而之所以是“半生”，则隐喻着作者留出的些许亮色，或许“秋菊”的后半生过上幸福生活也未可知。因此，杨云萍小说思想深刻，艺术水平高超。他的小说具有诗化倾向，同时又具有精炼的散文笔调。他善于以历史眼光审视日据时期台湾的诸如警察问题、农民问题、童养媳问题等社会问题，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塑造了处于社会底层与边缘的农民和女性形象，对其不幸命运给以深切的同情。
杨云萍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的诗歌，主要是国语(白话)作品，后期诗作则主要为日语创作。杨云萍是国语(白话)诗歌奠基期的诗人之一。作品有《橘子花开》、《这是什么声》等。如发表于1924年4月的《橘子花开》：
徘徊——／清香和月扑面来，／心怀！／／真耶梦？／橘子花又开，／明月团圆十二回，／人何在？／楼台？／花如旧，／月似昔，／杜牧寻春无分！／孤灯黯黯彼楼台。
诗歌表达对故人的怀念，有着中国传统文言诗词的古典美，表明其国语(白话)诗歌尚处于尝试阶段，在国语(白话)中还有着文言诗歌的韵律节奏。1924年8月发表的《这是什么声》虽然夹杂有文言与台湾方言语汇，但在现实内容的表现和自由韵律的运用上，均已具有了国语(白话)新诗的面貌：
哦！这是什么声？唉！这是什么声？／矛盾！变则！虚伪！丑恶！和膏汗！血泪！所酿成的这是什么声？／这样和平！自由！平等！光明的月下何以有这声？／唉！我的脑袋已将要破裂了！／那洋式楼台下卖棵小儿的“棵呀棵呀。”好可怜的声，和着那楼台中喝唱歌舞的声合奏！／何调？何曳？唉！这是什么声？
诗歌将洋式楼台上歌舞升平的声音与楼下卖棵小儿的叫卖声进行对比，揭示了与杜甫诗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共同的主题，批判了不平等社会制度。该诗作以其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在国语(白话)台湾诗歌奠基期占有重要位置，但也有不够精炼含蓄、过于散文化的缺陷。
三、叶荣钟
叶荣钟曾在发表于《南音》的文章里提出了对文学的基本看法和对台湾文学发展方向的思考。他在《做诗的态度》中强调“诗是生出来的，是要有‘情动于中’的内容。”这是继承《诗大序》以来的儒家的“诗歌发生学”的传统，即主张诗应该是诗人真实的感情流露。叶荣钟反对陈腔滥调没有生命力的旧文学。在1928年的名篇《堕落的诗人》里，他批评旧诗没有“生命”，缺乏“个性”，强调做诗要有“真的灵感”，要“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他在诗作《归到她的怀抱里去！》中实践了自己的文艺观：
一阵口渴催醒了蒙无头绪的乱梦，／一阵阵的酒臭触动了记忆的车轮，／昨夜的狂态带着悔恨的苦味；／意识的过程染着惨淡的颜色，／一切的经过像电影般映写着。／／爱情在萌动！／良心在苛责！／我虽没有犯罪的事实，／可是有过犯罪的意识。／／我忆起她的泪容，／我忆起她的愁伤，／她的央求；她的规谏，／又似借了无线电波，／重又放送到我的耳中。／／那是恶魔的蛊惑，／那是肉欲的引诱，／虽然是一刹那间，／我已离开她的所有。／／这是心的裂痕，／这是爱的波纹，／虽然是一刹那间，／也觉得有无穷遗十艮。／／一阵阵酒臭带着受伤的心的气息，／怪难过的口渴比不上爱情的欲求，／推掉客枕，结束旅装，／归到她的怀抱里去！／赴着这狂吼的西北风。
叶荣钟的杂文文笔犀利，往往直言批评，富有战斗力。如1928年12月9日发表于《台湾民报》的杂文《谈谈<昭和新报)》：“第一可以看看总督府对待台湾人的言论的真意。许可《昭和新报》，是出于爱护言论的好心，抑或是别有用心利用它去遂他们以夷制夷的分裂政策，将这个蓄音机器拿来‘鱼目混珠’抵制台湾人从肺腑吐出来的‘叫声’。”一针见血地指明了《昭和新报》的御用本质，因此在发表时，有许多文字被当局删掉。其国语(白话)文学作品以散文为主，主要有：文学评论《堕落的诗人》以“叶天籁”笔名发表于《台湾民报》1929年1月8日；文学评论《为“剧”申冤——读江肖梅氏的独幕剧》发表于《台湾民报》1929年5月5日；随笔《关于罗马字运动》发表于《台湾民报》1929年5月12日、5月19日、5月26日；杂文《敬复淑子》发表于《台湾民报》1929年6月2日；文学评论《戏曲成立的诸条件——评江肖梅氏的《病魔》发表于《台湾民报》1929年7月28日至8月25日；文学评论《戏曲与观众——答紫鹃女士》发表于《台湾民报》1929年11月10日、11月17日；1930年6月8日，长篇论文《中国新文学概观》由新民会(东京)发行；随笔《扫云精舍随笔》以“扫云”笔名发表于《昭和新报》1930年10月11日；随笔《自治运动的进展》发表于1931年1月10日《台湾新民报》，代杨肇嘉作；政论文《台湾地方自治制改革案》发表于1931年1月31日《台湾新民报》，本文代“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作；随笔《台北支部设立问题与旧民众党的解散》发表于1931年2月28日《台湾新民报》；《<南音)发刊词》以“奇”笔名发表于1932年1月1日《南音》创刊号；随笔俨大众文艺”待望》以“奇”笔名发表于1932年1月15日《南音》第1卷第2号；随笔《文艺时评》以“擎云”笔名发表于1932年1月15日《南音》第l卷第2号；随笔《献堂先生亦会错误》以“奇”笔名发表于1932年1月15日《南音》第l卷第2号；随笔《前辈的使命》以“奇”笔名发表于1932年2月1日《南音》第1卷第3号；随笔《C判事的疑问》以“奇”笔名发表于1932年2月1日《南音》第1卷第3号；随笔《文艺时评》以“擎云”笔名发表于1932年2月1日《南音》第1卷第3号；新诗《归到她的怀抱里去！》以“凡夫”笔名发表于1932年2月1日《南音》第1卷第3号；随笔《勿讲假话》以“奇”笔名发表于1932年2月22日《南音》第1卷第4号；随笔《人类的呼声》以“奇”笔名发表于1932年3月14日《南音》第1卷第5号；文学评论《作诗的态度》以“奇”笔名发表于1932年4月2日《南音》第1卷第6号；随笔《智识分配》以“奇”笔名发表于1932年5月25日《南音》第1卷第7号；随笔《文艺时评》以“扫云”笔名发表于1932年5月25日《南音》第1卷第7号；文学评论《“第三文学”提倡》以“奇”笔名发表于1932年6月13日《南音》第1卷第8号；文学评论《再论“第三文学”》以“奇”笔名发表于1932年7月25日《南音》第1卷第9、10号合刊?；随笔《文艺时评——论断发》以“扫云”笔名发表于1932年6月13日《南音》第1卷第8号；杂文《“会面”结婚论》以“一叶”笔名发表于1932年7月25日《南音》第1卷第9、10号合刊；随笔《文艺时评》以“扫云”笔名发表在1932年7月25日《南音》第1卷第9、10号合刊；文学评论《“艺”的练达是先决问题》发表于1934年1月元旦《台湾新民报》；杂文《残喘——从“祈雨”谈到“祭政一致”》以“蒲牢”为笔名发表于《台湾新民报》1937年5月18日；杂文《残喘——“神风”号与“雷震子”》以“蒲牢”笔名发表于《台湾新民报》1937年5月22日。
第四节吴漫沙等人的
通俗国语(白话)文学创作
被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也存在有言情小说、科幻小说、武侠小说、漫画文学等流行文学形态。其中就有一些作家，以中文白话为语言载体进行此类通俗文学的创作。
一、吴漫沙
1939年3月，吴漫沙撰《韭菜花》，由台湾新民报社刊出。吴漫沙(1912．7．15-2005)，原名吴丙丁，又名吴彦西，福建晋江(今石狮市)人，1935年随经商台湾的父亲迁居台北后，常在《台湾新民报》上发表小说。黄宗葵创办台湾文艺社，被聘为编辑。《韭菜花》为吴漫沙第一篇长篇创作，初版于1939年台湾新民报社。在台湾新民报文艺栏上连载后，再出单行本。吴漫沙《繁华梦》载《台湾艺术》，《桃花江》、《黎明之歌》、《大地之春》载《风月报》，吴漫沙还曾在杨逵、叶陶夫妇主办的《台湾新文学》上发表国语(白话)诗歌。
吴漫沙作品中经常出现主人公吟诵中国古诗词、阅读《红楼梦》的情节，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学对他的影响。另外从其小说情节安排也可以明显看出鸳鸯蝴蝶派小说及张资平“三角恋爱”模式小说对他的影响。
其第一部小说《韭菜花》脱稿于1937年5月2日，写一群青年男女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恋爱的历程。全书主题鲜明，语言通俗流畅，从情节安排可看出《可爱的仇人》影响的痕迹。第二部《大地之春》于1939年12月22日脱稿，1943年9月出版。第三部《黎明之歌》则写于1939年秋至1940年夏，出版于1942年？月。此书以女主人公林氏与其女素芬两位女性坎坷的命运作为主线，描写台湾旧社会下女性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最后素芬为了摆脱旧社会婚姻的束缚，在偶然看到报纸征召女性青年上战场，竟然参与了为日本皇军伤兵医护的行列，全书以女主人公前往应召结束。
吴漫沙写有十余种小说，以这三部加以评断，也已可看出他的作品色彩：既有徐坤泉作品般反映当时台湾旧社会弊端的如《韭菜花》；也有迎合时局的歌功颂德作品如《大地之春》、《黎明之歌》，这些作品明显具有“皇民化”色彩，这是受当局政治意识形态干扰的表现。但在皇民化运动极端猖獗、日据当局禁止使用中文的当时，坚持中文写作的行动本身即已有着持守中华文化的意涵，特别是吴漫沙还用国语(白话)进行写作，更是难能可贵。
二、徐坤泉
徐坤泉(1907-1954)，号阿Q之弟，澎湖人。12岁时迁居到高雄旗津。曾在宿儒陈锡如所创设的私塾“留鸿轩”及“旗津吟社”中研读汉学诗文多年，《可爱的仇人》男主人公的原型即为在高雄时的同窗好友王天赏。1927年，21岁迁居台北，之后并赴厦门、香港等地，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完成学业，与陈炳煌(鸡笼生)为同窗好友。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1935年任职《台湾新民报》通信记者，后调台北本社负责学艺栏(副刊)。皇民化运动期间，台湾的中文报纸全部被禁止，徐坤泉的作品也未能幸免。他于是弃文从商，潜往大陆，19401945年间，往来香港、上海、华南等地经商，颇有成就。后回台湾，在北投经营文土阁旅馆。
他曾在《台湾新民报》文艺栏上，连续发表《暗礁》、《可爱的仇人》等长篇小说，描述爱情故事，以白话文作成，间杂闽南方言，通俗易懂，是日据时期国语(白话)通俗文学的佼佼者。其国语(白话)通俗小说当时家传户诵，为底层民众所喜爱。其主要作品有：1936年2月，《可爱的仇人》刊，1938年8月，由张文环译成日文，再由台湾大成映画公司(按：只p电影公司)出版。1937年，《暗礁》由台湾新民报社出版。此书为其第二篇社会爱情长篇小说，初在台湾新民报文艺栏上连载数日。1937年6月，《灵肉之道》由台湾新民报社出版。此书为其第三部社会爱情小说，在台湾新民报文艺栏连载后，再出单行本。1937年，写《新孟母》一书，但未完成。徐坤泉曾经担任过《风月报》主笔兼主干，《新孟母》一文即先在《风月报》连载，其后转为在《南方》杂志连载。1938年，完成《中国艺人阮玲玉哀史》。
在阿Q之弟(徐坤泉)国语(白话)通俗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是《可爱的仇人》。该篇在《台湾新民报》连载时，受到热烈欢迎。小说运用适合大众口味的笔法，刻画纯真、美好的爱情，巧妙地描述台湾民众的生活境况，塑造俊男淑女形象。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志中、秋琴的恋情有如柏拉图式的纯精神恋爱，赢得了大众读者的憧憬与喜爱。小说连载期间，徐坤泉曾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要求不让书中男主人公死掉，可见该小说的吸引力。《可爱的仇人》轰动一时，成为畅销书，其中文版在当时两个月内，曾连续印刷三版，这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极为罕见。至今各种不同的版本仍在书籍市场长销不断。《可爱的仇人》的叙事手法得益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小说善于运用古典诗词来刻画描摹人物内心的情感，或者铺陈景物，或者渲染气氛，如女主人公秋琴回忆青春时代在吟社读汉文的情景，想起她的老师曾教给她“弃妇词”，并用曹丕《出妇赋》、顾况《弃妇词》等来烘托秋琴的不幸遭遇。“灯下埋头”一节，秋琴面对志中的儿子所提的问题，想起了在吟社读书时的往事和她与志中恋爱时的诗作：“夕阳西坠海波红，独坐青山对晚风。如此襟怀谁解得，万千愁绪付流东。”这种借诗词来反映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写法，是中国古典小说常见的技法。“愁绪飞飞”一节，以细腻婉转的笔触描绘秋琴思绪起伏、慵懒悲哀的情态，则是受“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可爱的仇人》也包含有讽时喻世的深层隐喻，“充满作者对当时台湾社会的批评与期许”。但在当时皇民化运动的逼迫下，书中有些章节中有赞美东京的繁华和日本民族文化精神优越的媚日文字。
徐坤泉的通俗小说，大多取法当时中国创造社作家张资平的爱情小说中的三角恋爱模式。徐坤泉在出版了《可爱的仇人》之后，又按照该作写作模式，写了该小说的姊妹篇《暗礁》，主题仍然是歌颂美好爱情、弘扬良好道德，批判拜金主义，同时对于台湾女性的不幸命运表示了同情。另一部小说《灵肉之道》的主题和写作技巧也与前两篇近似，没有实现更高的艺术超越。
三、鸡笼生(陈炳煌)等的绘图本(漫画)通俗文学
鸡笼生，本名陈炳煌(1903．12．20-2000)。台湾第一位漫画作家。基隆人，因出生于1日称鸡笼的基隆，故取笔名“鸡笼生”。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渡美研究商业美术，能文能画，性好游，其足迹遍及全球，光复前人台湾新民报社，光复后人农复会主编《半年》杂志，后历任荣星保龄球场兼台湾旅行社总经理。其著作主要有：
1935年著《百货店》。此书计出三集，第一集刊于1935年，第二集刊于1954年，第三集刊于1959年，收录杂文、游记，均属通俗文学。
1935年著《鸡笼漫画集》。《鸡笼生漫画集》为绘图本通俗文学，是台湾第一部漫画集。于1935年出版，是陈炳煌四五年来杰作的综合本，是台湾的第一本漫画作品集，内容有“大都会”、“古诗今画”、“四季画”、“俗语漫画”、“时事漫画”、“异地风光”、“社会漫画”、“漫画漫谈”、“杂锦漫画”。形式表现简洁、朴拙。
1935年著《海外见闻录》。绘图本通俗文学。此书曾在《新民报》上连载，追述欧美见闻，文章平易，而饶兴趣，故获广大读者爱读，后汇集成书，公诸于世。所录漫画，对于台湾社会生活习俗，颇多讽喻，线条清秀，具有我国绣像画特色。
1943年著《大上海》。著者因曾在上海就读、居住数十年，对于上海市街，表里生活，风俗人情，谙熟于心，乃诉诸画文。《台湾新民报》改刊日报《兴南新闻》后，先在副刊陆续发表，后汇成一书出版。
陈炳煌的漫画和文章，皆有较高水准。
另外，还有一些约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出现的台湾漫画家，曾经从事漫画文学创作，如陈定国、王朝基、陈光熙、许丙丁、叶宏甲等。他们的创作，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以漫画隐喻自己对于日本统治的抗议。叶宏甲(1923——1990)，新竹人。1940年高校就读期间就和陈家鹏、王花、洪朝明等人共组新高漫画集团，从事漫画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