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的理想，请让我说几件少年之往事。

第一件，在我小时候，小的如一只兔子刚会出窝晒太阳，一只小绵羊刚能走出羊圈寻找它爱吃的一把草——那时候，我也许是六岁或七岁，饥饿像链条般，每天都拴在我的脖子上，想要把我吊死在空中，将我的喉管勒成一根无法透气的枯枝或败草，想要把我的生命如掷铁饼的运动员，一下将它甩到狂野的坟墓边。就是这时候，我的父亲在20里外修公路的工地上，传话说让我去一趟，到他那儿有肉吃。我就在一天去找我的父亲了。我边走边问，一路谨慎，担心我找不到父亲，但却找到了丢失的门扉。然而，饥饿也是一条通道，我还是一早出门，午时到工地见到了父亲。他拍拍我的头，拉着我的小手，把我交给了工地上的炊事员。炊事员就把我领进边上的一间小屋子，给我端来大半碗煮熟的肥猪肉——那一天，工地上杀了一头猪。同时还给了我两个白馒头，然后，他把糊了窗纸的窗户关上了，把屋门从外边锁上了，不让任何人看见我藏在屋里正在偷吃肉。

我就在那一片漆黑的小屋里，狼吞虎咽，以最快的速度吃完了那大半碗肉，还又喝完了半碗完全等于是油的煮肉水。从此，我知道了猪肉是白的比红的香，肥肉似乎比瘦肉更可口。可是，在我从那间小屋出来、挺着肚子要走时，我的父亲在送我的路上问：“你全都吃完了？没有给你姐姐留一点？”——那时候，我姐姐常年生病，每天都躺在病床上。那时候，我看着父亲的目光，来自我内心对吃的、贪婪的懊悔，如同我在路上顺手捡了一样东西，结果却成了贼一样。那个周末的下午，我手里拿着父亲没舍得吃的一块熟肉，用纸包着回家时，一路上再也没有吃肉时的香美感；没有那种幸福感。我一言不发，默默走着，多年之后，今天回忆起来，还有一种无法消退的委屈和愧疚。

第二件事，是我们村里有个脱发的病人，男，小伙子，俗称是秃子。因此他一年四季头上都戴着一顶帽子。冬天戴棉帽，夏天戴一顶单布帽。天太热时，也会戴草帽。因为是秃子，因为头皮有病难看，就没人会去把他的帽子摘下来。谁突然去摘他的帽子时，他就和谁打架，并朝死里打。他敢拿起一块砖头朝对方的头上砸。因为他的头上戴的不仅是帽子，还是一种他做人的尊严和神圣。

然而，这一天，村人都端着饭碗在门口吃饭时——乡党委书记——那时不叫乡，叫公社；叫革命委员会——我们村有幸一直是公社——乡所在地——那天相当于乡党委书记的革委会主任，突然把秃子的帽子摘下来，一下抛在空中，让那帽子打着旋儿朝下落。这一下，他动着小伙子的神圣了，冒犯小伙子的尊严了。小伙子大喝一声，举起饭碗就要朝革委会主任的头上砸过去。这时刻，这才叫千钧一发，才叫危急时刻。就在小伙子要把饭碗砸将过去时，就在村人们以为局面不可收拾时，可小伙子下子认出扔他帽子的不是别人，正是相当于乡长、书记的革委会主任了。

气氛极度安静了几秒钟。那时真是一针落地，犹如一声巨响。可就这时候，几秒钟，小伙子把举在头顶的饭碗，又缓缓收将回来了。他用柔和的、对不起的目光看看革委会主任，转身从革委主任身边默默走过去，默默地拣起帽子，戴在头上，默默地离开大家，端着饭碗悄无声息地回家了。

他走去的身影，柔弱无力，宛若深秋在空中无奈落下的一片叶。这片秋叶在我的头脑中，从我的少年飘到我的中年，还没有找到落脚地，一直地飘着、飘着，总是飘在我的记忆里。

第三件事情是，刚才我说的我们那儿修公路，要在我们村头的河上建造一座桥。桥是我们那儿自盘古开天后修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水泥桥。来修桥的是省会郑州的第一桥梁建筑公司。而这公司中有一对夫妇是钢筋工，广东人，借住在我们家。这家人专爱吃狗肉，非常让人烦。可他们家有一个小姑娘，比我小一岁，叫见娜，长得漂亮，穿得漂亮，走路蹦蹦跳跳的脚步，如弹奏钢琴的手指一模样；脚步声和音乐一模样。她总是叫我“连科哥”，上学放学都拉着我的手。我总爱替她背着书包让她空着手。我以为，生活本就这么阳光灿烂，春暖花开，连从天空落下的雨滴和冰粒，都如一对少年踮着脚尖奔跑在田野的脚步样。然而，然而在一个假期里，我去深山区我的姑姑家里住了几天，当我回来时，村头的路修通了，那座桥异常傲然地竖在村头河面上。可那些修桥的人，总是拉着我的手叫我哥的那个小姑娘，他们全家突然不在了，随着建筑公司不知搬到哪去了。

那个叫见娜的小姑娘，给我留下了她用过的铁皮铅笔盒，作为纪念她就消失了。永远消失了。除了在我的回忆中她会出来和我见一面，之后就连我把她写入小说作为文学的寻人启事，也没真正见到她。

感伤如同岁月的雨季；岁月如同雨季中的伤感。我就这么从少年走入了青年，在20周岁时离开了我的故乡，当兵了。当兵之后我在新兵连的第一顿晚餐是吃的包子。那一顿我吃了18个如拳头大的肉包子（还有一位我的同乡战友吃了22个）。第二天连队吃饺子，我和全连的士兵，每人都平均吃了一斤多饺子。我亲耳听见新兵连长在电话上，向营长汇报我们这批来自穷乡僻壤的新兵情况时，他骂我们全是猪。他对营长愤怒地说：“这些穷小子比猪都能吃！”他骂我们，可我们——是我，一点都不生气。一点都没像我们村有头病的小伙对革委会主任那样黑下脸。因为来到这座豫东的军营里，我第一次坐上了火车；第一次见了电视机；第一次在电视中看到打排球，知道中国女排在世界上赢得了三连冠。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读到了外国小说，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著名小说《飘》。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中国是有翻译小说的。此前我在乡村看的全部是中国“红色经典”的革命小说。我以为全世界的小说都和中国的小说一模样，故事中百分之七十、八十的革命加上百分子三十或二十的爱情，就是百分百的最好小说了。是《飘》让我明白，有太多更好看、更伟大的小说和中国的革命故事不一样。它们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之后我以《飘》为桥梁，跨过阅读的河水，去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托耶夫斯基、雨果、司汤达、福楼拜、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等。我读所有19世纪能找到的名著和18世纪那些大家的作品。当这些作品读多时，当我也开始业余写作、并因此去回首往事，翻捡我过去的记忆时，我刚才说的那三件少年往事的意义，就因为文学、因为阅读发生变化了。

原来，我以为我跑二十里路去吃大半碗肥肉是因为饥饿才去的，后来，阅读和文学，让我明白那不仅仅是因为饥饿。还是因为理想。因为渴望今后吃饱吃好的人生理想我才跑去的。

原来，我以为村里有头病的小伙子，没有向革委会主任动粗打架，是因为害怕妥协的；后来，阅读和文学让我明白，那不仅仅是害怕，还有几乎所有的人们对权力的敬重和恐惧。

原来，我以为我和那叫见娜的小姑娘的分手，是天真无邪、情窦初开的惆怅，后来，阅读和文学让我明白，不仅是这样，更重要的是你对某种来自都市的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大约，这也就是我少年时的向往和理想：向往吃饱吃好，向往受人尊重，向往现代的都市文明。这三种向往集合在一起，就是一种理想：希望离开土地，到城里去，自我奋斗，寻找自己人生需要的一切。这就是我首先要谈的，关于理想。

选自《南方周末》2014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