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地
在我的老家那一带，麦地有它的秘密，那就是墒沟。
麦地的秘密来自于麦苗的秘密。麦苗需要水．它离不开水。可麦苗也怕水，尤其在麦苗
抽穗之后。抽穗之后，土壤里的水过多，会导致麦苗的病灾与虫害，严重的时候甚至可以让
麦苗的根项瞒烂。
这里就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老家的气候了。我的老家兴化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
这里的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湿润是一个不坏的东西，水多嘛。但湿润也有湿润的麻烦，在麦子的成熟阶段，我的老家雨水远远超出了麦子的需要。
不要以为地里头长庄稼是一个“纯天然”的事情，不是。任何一个植物的种类，只要它
以“庄稼”的各义生长在大地上，它们的生命
里就一定包含着庄稼人惊天的大智慧。
就说我的老家，我的老家并不是麦子天堂，尤其是小麦。想想吧，麦子成熟了，季风却送来了过量的雨水。你能让老天爷不下雨么?不能。娘嫁人的时候老天爷都可以下雨，麦子抽穗了它就不下雨了？
在农业的内部，一定包含着庄稼人与上天的对话。农业是人与上天对话的结果，农民习
惯于妥协，因为农业就是农民对上天的妥协。这妥协是伟大的，它的内部蕴含着农民旺盛的
存在欲望，它呈现出来的是勃发的能动性。
在气候面前，我们老家的农民做出了正确的反应——在麦地里挖沟。这个沟就叫“墒沟”。
墒，《现代汉语词典》是这么解释的：土壤适合种子发芽和作物生长的湿度。不要小看了田垄与田垄之间的那条小沟，它们可不是让你在飞机上看风景的，就因为它们，土壤的湿度“合适”了，尤其在多雨的时候。
水有极强的渗透性。因为墒沟的存在，土壤的“墒”就可以自行调配了：雨太多，好，
多出来的水渗进墒沟，淌出去了；天太旱了，反过来，沿着墒沟灌溉，水自己就能“滋”进
麦地。庄稼人对土性和水性都是了解的，和了解亲人的脾性也差不多。都是顺毛驴，得顺着，
哄着。它是要惯的。
在大地所有的形态里，我最喜欢的要数麦地。麦子的生长有一个特点，它隔年，冬天播
种，第二年的夏天收割。必须承认，在春节之前，麦地没什么可看的。那时的麦苗还没有长起来，它们稀稀疏疏，在寒风里瑟瑟发抖。它们渴望的是一场雪，最好是大雪。腊月里什么最冷?雪?不是，是峭厉的、尖叫的风。一场大雪来了，它是厚实的、新弹的棉被。棉被挡住了风，麦苗正好住被窝里头蒙头冬眠。第二年的开春．用了一个冬天的棉被自行融化了，一边融化，一遍灌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冬雪就是那个白色的“落红”，今天化一点，灌溉一点，明天再化一点，再灌一点。什幺叫“细水长流”?什么叫“润物细无声”?这才是。对冬麦来说，积雪的消融永远是一个极为慈祥的行为。“瑞雪兆丰年”这句话可不是自说的。“丰年”不敢说，如果真的有一场“瑞雪”，麦子基
本上可以得到一个像样的收成，这个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开春之后也可能下大雪。我的儿子望着摩天大楼四周的雪花，学着农民的样子，说，“瑞
雪兆丰年”哪。唉，小东西可爱得很呢。可是他不懂啊。说腊月里的积雪暖和，那是相对于
冬天的风，到了春风里头，雪花却太冷了。麦苗正要返青，哪里经得起这样的冻?还有一点
也很重要，春雪对躲在泥土里窝冬的害虫是一个好消息，它们得到了积雪的保护，繁殖能力
将变得惊人——春雪之年通常伴随着虫灾，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倒春寒的雪不再是“瑞雪”，
它们带来的也不可能是“丰年”。
麦子的返青是动人的。如果你亲眼看见过麦子返青，你一定会懂得什么叫“春意盎然”。盎然啊，盎然。大地突然变了，充满了正面的能量，像凌晨的小鸡鸡，勃勃的，土地仿佛要裂开来。麦苗们依然悄无声息——植物的生长又不是放鞭炮，哪能一下子就蹦到天上去。可是，你可以看到一种“势”，叫“长势”。势如破竹的“势”，势大力沉的“势”。喜人了。叶子乌青乌青的，那是营养良好的征候，它们的腰杆子挺了起来，像起跑线上肌肉颤动的健将，都“各就各位”了，就差一声枪响。
我们不该忘记，春天不只是麦子返青，还有万物的复苏。一切生命的迹象都在麦地里呈
现出来了。甚至杂草。甚至飞鸟。“春意”是立体的，全方位的。青紫色的河水暖和了，开始有气味，那是从河味的深处拱出来的，带着淤泥腐朽的气息、。大地的上空有了鸟鸣，它们在求偶，它们的呜叫急切而又嘹亮。最迷人的当然是大地上的气味。在这里我要说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没有气味的东西夹杂在一起，气味就出现了。阳光没有气味，土地没有气味，河水没有气味，麦苗没有气味。可是，阳光、河水、泥土和麦苗组合在一起，它们的气味诱人了。这气味是如此的浩大，至今保留在我的记忆里。
最后我还想做一点补充，水稻是南方大地的儿子，麦子则是南方大地俏丽的儿媳妇。不
把墒沟挖好了人家是不肯来的。人家是嫁过来的。因为宠爱，麦子成了我们南方大地上最骄
傲的新娘。她嚣张啊，她有恃无恐。看看她的模样吧，浑身都是芒，闪闪的。那是人家应有
的气焰，那是人家当然的风华。麦。大麦。小麦。圆麦。还有荞麦。喊喊她们吧，多好听的名字啊。
棉花地
我想先说“花”，在这里，“花”这个概念无比重要。
棉花的“花”是粉色的，花谢了之后开始结果。棉花的果子很像桃子，所以棉花的果子也叫棉桃。棉桃的水分极为充足，很硬。在棉桃还处在果肉状态的时候，棉桃可以吃，有些甜，却远远说不上好吃。
棉花的叶子大概是所有叶子里最有趣的了。在它的背面，也就是梗子上头，有一个红色的小点子。这个小点子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像嘴唇。我们就把这个红色的部分叫做“棉叶的嘴”——只要用指甲掐一掐，嘴里就会流出红色的液汁，像出血。实在闲得无聊了，我们会躲在棉花地里，一张一张掐棉叶的嘴。在我的童年与少年，因为过于贫穷的缘故，嘴，这个吃货，始终带有负面的含义，它是贬义的。我对嘴有了全新的认识已经是青春期了——这个你一定懂的。
棉花一旦成熟，它的棉桃就会张开来，这时的棉花其实已经死了。死了的棉花最后不要碰它，得让它继续留在地里，给太阳晒。在这里我必须说一句，棉桃内部那个开放的、白色的东西不是“花”，是果实。太阳一晒，果实纤维化了；纤维一干，就变得蓬松、雪白，我们通常把这个不是“花”的东西叫做棉花。
棉花的一生是落寞的，几乎没有人去关心它。我们关心麦子——可以吃上新面；我们关心水稻——可以吃上新米。每年的秋收之前，如果我们过于调皮，做出了一些危险的事情，大人们总要这样告诫我们：“不要和新米过不去啊。”意思很明确的，要死也要先吃一顿新米。
棉花和棉花地有什么好说的呢?似乎也没什么好说的。可事实上，乡下长大的孩子说得
最多的恰恰是棉花——拾棉花几平是一件不费体力的活计，把二个指头撮合在一处，再轻轻
地一拽，棉花就这么给“拾”起来了。壮劳力哪里能干这个?太屈料了。那就让孩了们去吧。
这一去麻烦了，最笨的同学也能知道结果，回来之后要写作文的，《拾棉花》。
不用说，这样的作文干篇一律，除了让人
厌倦，没有任何意义。我曾经做过一件无聊的事情，把全班同学的作文本拿过来，一篇一篇
地看。这一看笑死我了，所有的作文都是以回家作为结尾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我们唱着歌儿回家去了”，“我们蹦蹦跳跳地回家去了”，“我们手拉着手回家去了”——拾棉花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回家。
突然想起来了，我在这里还想说一说第一人称单数，“我”。这个词是危险的。在我们练
习作文的时候，我们只用“我们”，绝不轻易使用“我”——什么时候使用“我”呢?写检讨书、做口头检查的时候，一旦你使用了“我们”，老师一定会当即打断你的话，告诉你：“检讨你自己，说‘我’，不要‘我们’、‘我们’的。”
长此以往，和“嘴”一样，“我”这个字在我的记忆里同样含有贬义的成分，它狭隘、自私、卑怯、寡不敌众，还经常和“错误”联系在一起。“我”时刻孤立着，急需一个“们”，换句话说，正如老师们所说的那样，“一个人”要把自己“放到集体里去”，这才有力量，这才能长久。
语言是文化，语言是历史，没错的。不用说别的，仅仅考察一下“我”与“我们”的微
妙关系，我们也可以轻易地得出一个结沦：“文革”的文化是拉帮结派的文化，它是反个人的，反自我的。它极度地不安，自卑、懦弱。每一个“我”都是一滴水，离不开“汪洋大海”一般的“我们”。“我”一旦离开了“我们”，必然是灭顶之灾。在“文革”期间，“我”是恐怖的，即使是拾完了棉花，回家去，你也必须以“我们”的姿态高高兴兴地，或者说，蹦蹦跳跳地“回家”。
我和我的老师都没有发现一个常识错误，“我们”其实是没法回家的，回家的只能是“我”。
选自《苏北少年“堂吉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