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远而谈 | 罗方华：陈子奋、宋省予诗书印与画风之变

取意在让翁缶老之间

林健先生客厅壁间有陈子奋先生1973年作《美意延年图》，款识曰：“取意在让翁缶老之间。”吴让之、吴昌硕皆为近代篆隶金石大家，其所言取意二吴之间，正透出其绘画融汇篆隶、北碑笔意，追求金石气及高古气息的趣向。陈子奋于篆隶、北碑等刻体书法及篆刻功深力厚，当以专家目之。其刊有“有两汉六朝文字之好”一印，道出其学印之渊源。“他精通三代、两汉金石篆刻文字的线条形迹和造型变化格律，用之刻印，其印则从篆出。或甲骨、或钟鼎、或汉篆、或皖、或浙，其形式多样而婀娜多姿，古茂闲雅而神韵如一”（林健先生语）其有诗云：“也非秦玺汉封泥，自异双吴与老齐。窗日晴佳风又劲，磨刀独自割天倪。”陈先生对其印还是颇为自负的。其行草最具特色，既蕴含刻体书法沉着迟涩、高古内敛之品质，又无一般碑派书家刻板之弊，他将花鸟画妍美遒丽之韵致融入其中，可谓是“含刚健于婀娜”，以之题画，亦甚契合。笔者以为，陈子奋书法个人风格的成熟期较之写意花鸟要来得早一些，而其书法风格也对其写意花鸟画产生深刻影响。陈子奋尝言：“笔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表现，没有好的笔条，不能画出好的画；没有独特风格的笔条，也不能画出具有自己独立风格的画”。因而，他将金石书法笔意融入写意花卉画中，并吸收赵之谦、吴昌硕大写意花卉之长。陈子奋早年花鸟画倾心海派任伯年小写意一路，后期写意花鸟较之其早年所作，更见苍浑、高古及大气，已显现出其绘画之“独立风格”。然陈子奋在其艺术初显诗书画印相融合之宏大气象，走向艺术化境之时谢世，是为福建艺坛之憾事。

陈子奋1973年作《美意延年图》

腕有炉锤口有诗

宋省予先生早年画作亦师法任伯年、张书旂小写意一路，旁涉岭南画派诸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调入福建师院艺术系任教后，由于身份、交游、地域环境等方面的变化，促使宋省予自觉地从一位职业画家开始向文人化的职业画家方向转变。宋先生五十后有二闲章，一曰：偏爱兰竹；二曰：五十后多画兰竹。其义有三：一，兰竹是历代文人画家乐于抒写的对象，同时又是最能传达书法笔意的题材，因而，此二印侧面反映了文人化艺术倾向；二、上世纪已故福建画家，专擅兰竹者鲜，是否有自翊之意；三：表达对兰竹精神品格之倾慕。以先生之才，其兰竹在吾闽现代画家中，无人能出其右。放之海内，能与之比肩者，数人而已。余喜写兰，常觅历代画兰名家画谱研习之，从未见宋先生墨兰入选，可见其名不出闽，惜哉！宋先生生于诗画之乡上杭，自幼喜诗文，在福建师院任教期间，出任月林诗社社长，与榕垣名士包树棠、傅柏翠、黄寿祺、黄兰波等诗文交契。其题《笼鸟图》云：“笼鸟不自寂，澜翻朝暮音。如言此间乐，难答主恩深。侧目看云路，回头见鹤阴。无端忽愁绝，何处旧山林！”抑或是宋先生五十后的君子自状。赵玉林先生评其诗：“不勉强，不造作，不局促，不呆板，浑成圆转，乃性情中人。”宋先生于金文、北碑用功尤深，所作奇峭苍劲，精神勃发。可能是受乡贤黄慎的影响，加之个人秉性所致，宋氏尤喜作草书，所作结字随机赋形，摇曳多姿，节奏激越明快，忽断忽连，但气韵贯通，一气呵成，既体现了画家强烈的空间造型意识，又富有韵律感，同时亦流露出其浪漫不拘的诗人气质。但其有些书作因用力过露，笔势稍急，故流于荒率，少和雅蕴藉之态。宋先生主张： “将草书的潇洒奔放，苍劲脱俗运用绘画，才能提高骨法用笔、应物象形，增强美态 ”。他又将金文、魏碑笔意融入笔端，故所作于飞动洒脱中复见苍韧。将其五十岁以后画作与早期画作相比较：线条由细致灵秀一变而为沉着痛快、风骨遒健；由注重状物传神转为注重线条书法金石意味的融会及诗意之流露；由取法海派与岭南小写意一路，转向对徐渭、八大山人、扬州八怪、吴昌硕等历代文人写意画家的广泛涉猎。故陈子奋先生赞其画“腕有炉锤口有诗”。这时期，宋省予已逐步走出海派及岭南画派的藩篱，并融合画家画与文人画之长，颇具大家气象。

宋省予1948年（38岁）作《松鹤图》，款字轻盈灵动，摇曳多姿。画笔细腻，形象活脱，构图通透，风格近任伯年、张书旂一路。是宋先生前期具有代表性的画作。

宋省予1962年作《芝兰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