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评价体系的客观性。
建立评价体系，特别是进行学术评价时，总难免涉及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这里，我主要谈评价体系的客观性。在进行学术评价时最常出现的是两个客观的评判标准：一个是考辨其创新性，另一个就是考量其影响因子。
对于美术创作来说，创新性也很好理解，就是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是否有所突破？或者说在别人(或前人)的图式上有所变异，具有一种“新”的品质。这个“新”的品质当中就包含有对“高”品质的评断。对“新”的评价相对比较容易看到，有一个可以衡量(或参照)的东西，它关涉到艺术的个性问题，也可以说这一标准在促进个性化的发展，在张扬个人主义的艺术观。对“高”的评价却比较难把握，会涉及到很多的问题，会关注到文化的积淀与修养，比较容易滑入历史主义的文化视野中去。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中，“创新性”的评价标准容易片面，容易“趋时”、“尚新”，同时也促使当代批评软化与矮化，难以坚持其学术评价的标准。可是，我们能否通过国家的权力方式进行干预？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加以引导？我想，不管是市场的介入，还是政治的介入，在介入过程中，艺术或学术自身又到哪里去了？它还有位置么？这不是说我还纠结于本质主义的思绪里，而是在面对这些事情时，我们要考虑它的负面作用。比如说现在市场很乱，政治的主流话语介入的时候，可能在某些方面会有一种调整，但代价是什么？
然后，便是影响因子问题。“影响因子”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指标，其测评点有两项，即“自引率”和“他引率”。其“自引率”高，评价就低，那是负面的指标，而“他引率”高，就是你的文章被别人大量引用，学术影响大，评价就高。在现当代中国美术创作中，“自引率”是相当高的。一方面表现为风格定位与重复性的制作，另一方面表现为自我宣传，为自己设定评价指标。这种“自引”现象不仅进入市场，也渗透在体制中，甚至在权力体制运作下影响当代美术话语的生产。“自引”问题是复杂的，而“他引”是十分有限的，不少还是依靠“自引”来带动，这与现在中国艺术市场的状况也有关系。应该说，“模仿秀”是“他引”现象，但对于创作主体而言，还有一个“引他”的问题。在学术上，引用他人的成果不仅要出注，而且在引用字数上也有所限制。但在艺术创作中，学习、模仿是正常的，也无法加以量化评判。特别在中国画系统，笔法、手法及风格的承袭都是正常，而在当代的艺术评价体系中遭到质疑也是必然的。
第二，评价体系的普适性与特殊性。
普适性不是普世性，与特殊性相关，或者说，其不过将某一局部的特殊的地方性知识推广开来。所以，“特殊”是前提，先具有特殊性，而后又具有颠覆性，才能成为具有普适性的知识。我们现在提“中国标准”，实际就是在民族国家意识下争取话语权的问题，或者说，是针对目前全球化中的美国标准，但利弊如何？是否可行性？比如全球化，其历程较长，是17世纪以来欧洲文化的全球性扩张。而全球化中奉行美国标准的时间会短些，在二十世纪，两者都和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整体扩张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强调中国标准有没有一种“中国化”的意图？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只是我们抗拒外来文化的“入侵”手段与策略而已，是在当代世界文化多元化格局中一种文化的自觉行为，还是地区性的文化策略。但“走出去”呢？如何走出去？我们的文化是否具有扩张性？或具备一种颠覆力？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具体而言，在中国画创作领域，我们所强调的“当代标准”建立在什么理论形态上？在油画创作领域，我们要明确中国油画的当代历史地位，其评判的标准又是什么？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回过头看清自己，知道我是谁，即强调自我，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面去实现其艺术主张。不少问题先放在个体方面去消化。
个体的流动性很强，文化联系也很广泛。所谓的“走出去”，应先给艺术家打开大门，让艺术家大量地走向世界。欧洲文化的全球化，就是一个“走出去”的过程，艺术家随探险队走出去了，艺术家观察世界和表达对象的近代方式(即写实表现体系)也随着他们近现代的科学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我们应该看到传播背后的那个价值观，正是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使他们的文化传播发生效力，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科学技术的传播，也推动了欧洲文化全球化的进程，那是一个系统，能够互动的文化系统。那么，中国现当代美术“走出去”依靠什么？什么类型什么性质的文化能够成为我们走出去的推动力？其价值观的基础是什么？我们谈政府行为，谈传播渠道，但我们先要知道我们文化传播的内动力，我们要考虑我们文化的系统性问题。中国当代艺术有没有核心的价值观？有没有可能具备核心的价值观？我们有没有让自己成为文化帝国的可能？传播的目的是什么？是颠覆其他文化？也许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目前研究的问题。